长白山
说点心里话，做点想做的事，给朋友一点安慰。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关于国内“红灯区”的研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也是继广东东莞扫黄风暴过后，又一轮对于灰色“性”产业的理性思考。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哲思也敲打着如今包括性学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位公民的思考。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关于国内“红灯区”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这也是继广东东莞扫黄风暴过后，又一轮对于灰色性产业的理性思考。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哲思也敲打着如今包括性学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位公民的思考。
在潘绥铭分享的个人经历中，看到是另一个层面的，打破陈规的人性关怀层面的探讨。这完全是摘掉有色眼镜的，以平等的视角在做一个社会学上的分析。在他看来，重点研究红灯区是怎么运行的，才是社会学。而且他发现，“红灯区”其实跟一般的商业区没什么大区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
潘绥铭更是用质问的口吻定下了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因为“性”本来就坏，还是为了装才把它说得那么坏？如果性不那么坏，钱也不那么坏，那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就变坏了呢？别跟我说什么道德，您那个道德经过全民公决吗？
由于在扫黄风暴中，各省市已先后出现类似的管理尴尬，加之众多相关社会学者以及法律界专家富有远见的推波助澜，一直以来本就无法回避的小姐问题近年来再度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细细观察其实不难发现，目前对此话题的关注点似乎早已从嫖娼卖淫 “罪与罚”的“轻与重”层面逐渐上升到娼妓是否可以实现“非罪化”甚至“合法化”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到，举棋不定的决策者在小姐问题上所采取的半明半暗、遮遮掩掩的对策，实际上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性病、爱滋病高危人群的小姐与嫖客由于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正视与重视，其卫生状况和心理特征不容忽视地存在严重问题。
如何看待小姐和小姐问题，如何摆正政府决策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恰切关系，如何在既定模式下更好地发挥政府效能，值得全社会有识之士深入思考。
新闻背景：
据网易新闻，从1998到2010年，潘绥铭及其团队共定性研究过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
他第一次去红灯区回来写了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书名是一个学生想出来的。但是立刻意识到，价值观上传统色彩很浓。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是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这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后来他通过“关联旁人”调查了解到，什么开报亭的、送外卖的、卖药的、看门的，就连一般居民也调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红灯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结果呢，除了四川的开发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普通的商业区，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真没什么大的差别。
12年做下来，他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他们跟别的人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2007年3月14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五楼。该院皮肤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中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专访时表示，娼妓合法化，就从事性病治疗与研究的学者看来，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为合法化之后，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为问题，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务是无法集中有效管理的。“与其让它地下，反倒不如让它浮出水面，这样便于政府管理、便于疾病预防、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在这方面，欧洲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完全可以借鉴”，他进一步说，“推进娼妓合法化，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能够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绝性病、爱滋病的蔓延，通过体检与检验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别出来，如果提前诊察出某位从业者已经感染爱滋病，告之不能从事该行业，并给予相应治疗，总会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时间，韩国有一个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与2000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有意报复社会。所以说，不实施娼妓合法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这是很恐怖的。”
但也有专家仍旧认为，在中国提倡“娼妓合法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来将非常困难。从政府到民众，人们很大程度上对小姐问题存在偏见，他们会提出相反的逻辑，他们会认为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社会”，而娼妓合法化很明显是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认为“社会不干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