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30年笔底风云

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学习异常努力

它是高考所有科目中分值最大的一道题，也是最为多姿多彩的一道题。没有哪道题，能像它那样，年复一年引起公众的格外关注。

它就是高考作文题。

从题目的设计，到文章的诞生，无不展示出当时当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取向，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成为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生动投影。

30年的高考作文题，浓缩着30年的时代风云。

1977年，20岁的王意如参加了高考。那天，她乘船从市区赶往设在崇明的考场。站在甲板上，江风吹得人分外清醒，她不由得开始忖度今年的作文题：会考什么呢？最近一年都在讲“抓纲治国”，会不会和这个有关？按说作文一般逃不过说人、记事两个角度……

几个小时后，她摊开语文考卷，作文题是《在抓纲治国的一年里》，副标题是“记先进人物二三事”。王意如一下子踏实了许多。那场考试，她回答得飞快。高考后，她顺利地被华东师大录取。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举国轰动。由于时间紧迫，全国性的统一高考无法举行，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命题。翻看语文试卷，作文题虽各自不同，但却惊人地相似：北京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卷《在抓纲治国的一年里》、广东卷《大治之年气象新》、青海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上海写的高考作文，只要换个题目，改几个地方，就能变成别的省市的应考作文”，王意如说。

此时，文革尽管已经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气象一新”，人们的思维仍处于长期形成的惯性中。作文命题沿袭了文革前的模式———和时事结合紧密，政治色彩浓厚，有经验者不难摸到门路。

当年的考生，后来成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的孙文泱，一看到《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题目，立刻感受到其中的“文革意味”。虽然怕写这类革命文章，他仍依照“惯例”，写了自己如何与贫下中农一起，在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大好形势下抓革命促生产，挥汗如雨、大战三夏，如何在农活之余认真学习《毛选》五卷，立志成材，争取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云云，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经历了历史性的1977年高考，1978年的高考重新由全国统一组织。当年的作文题是缩写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20多年后的年轻人对此惊呼“太容易了”，殊不知这正是当时的中国因文革遭到严重创伤、一代人整体文化水平较低的真实写照。

这一年高考作文供缩写的材料，也在意料之中地近乎政治灌输。酷似社论的标题，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情：文革浪费了太多时间，不仅个人要争分夺秒抢回来，国家也要全力以赴加快经济建设。

到了1979年，高考作文的要求略有所提高，从缩写变成了改写———将何为的小说《第二次考试》改写成以女主人公为中心的记叙文。值得一提的是，供改写的这篇小说的内容，脱离了政治范畴，而转向了道德范畴。虽然仅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但高考作文的政治色彩已在悄然淡去。

“童年时的达·芬奇跟一位老师学画画。开始时，老画家没有教给他知识，只是要他成天画蛋。一连十几天都是这样，达·芬奇不耐烦了。老画家告诉他：反复画蛋是为了打好基础，培养观察能力和描绘能力。达·芬奇理解了画蛋的意义后，苦练基本功，后来终于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画家。”

上世纪80年代的首次高考作文，即以上述文字为材料，要求考生写一篇《读〈画蛋〉有感》。这是恢复高考后材料作文首次亮相。接下来的1981年也是材料作文：《读〈毁树容易种树难〉有感》。

与命题作文相比，材料作文的空间更加广阔，考生可以自选角度，自行立意。但在另一方面，这两次高考作文均写明要求，强调必须“观点正确、中心思想正确”。作文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道德观是否端正，是高考评判的重要标准乃至首要标准。尽管是语文考试，出题者的道德指向却非常明确。

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3年的“就漫画《这下面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写一篇议论文”等题目，延续了这一思路，体现出“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文学观。考生们在文章中谈人生、谈道德、谈哲理，立意高远、观点深刻、例证丰富的文章往往能获得考官的青睐。1983年的一位高考考生回忆说，自己在作文中举了居里夫人发现铀和司马迁忍辱著《史记》的例子，结果获得高分。

这一时期的高考作文，体现了对社会责任感的较高要求。1985年全国卷作文，要求给报社写一封信，呼吁解决污染问题，1986年“要求以《树木·森林·气候》为题，从现实生活中选择一个话题，谈谈看法”等，均从不同角度指引学生放眼社会，提升他们对社会、国家的关注度。这些高考作文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精神面貌———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遭遇了异化的危机。一些应试作文走向了刻意拔高的歧路。有的学生讲求“宏大”，仗（气）势压人，从国际局势谈到国内大事，从政治、经济说到文化，海阔天空、洋洋洒洒，口号、名言满天飞，但就是不会脚踏实地，从身边的事情出发论述问题。当陷入一堆堆“套话”、“空话”中时，高考作文势必寻找新的方向。

1985年，上海获得高考自主权，实行单独命题。此后，上海对高考作文命题的探索就不曾停止过。“每年高考结束，我们都会就全国卷和上海卷的作文题作分析、比较，由考试院写成报告。”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长期参与上海高考语文阅卷的巢宗祺说。

时代列车滚滚向前，高考作文也开始告别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踏上逐渐开放并回归作文本质的路途。

第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过去偏重说教的“成人腔”不见了，高考作文题越来越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学习。1989年上海卷作文题极其朴实———《中学生活的回顾与思考》。同年的全国卷作文则要求写关于高考志愿的一封信。而1996年的上海卷作文《我的财富》，因其“能让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言之有物”，至今仍让很多语文老师赞赏不已。高考作文从高处走下，露出可亲、可爱的面孔，这一变化，正是全社会倡导“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具体反映。

就作文命题而论，不外乎命题作文、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三种。最近十多年来，无论采取哪种题型，出题者都向着“小题目大空间”的方向努力。1985年上海卷要求谈论“知足才能常乐”与“不知足才能常乐”，便已脱离单一性思维，鼓励学生见仁见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尝试》、《机遇》、《责任》、《我看课外阅读》等题，皆是既开放，又有一定约束力的题目。

从文体上来看，1977年之后，高考大作文长时间被议论文垄断。此后，有的高考作文虽然写明“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但题目本身的可议论性很强，因此议论文仍占据不可动摇的位置。1986年，这一禁锢被打破。上海卷作文要求“以《2000年回母校》为题，写一篇700字左右的复杂记叙文”。随后的《时间啊，时间》、《遥望星空》等抒情性较强的题目，触动了学生丰富的情感，《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等题，则释放了年轻人的想像力。与此同时，传统的议论文也没有被弃置一旁。不少学生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写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尤其是2001年，南京高考生蒋昕捷以文言作文，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虽然当时争议很大，但这篇文章最终获得满分，充分表明社会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跃升了一个层次，“多元”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

自2004年起，高考语文试题除全国卷外，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重庆等11个省市(区)均实行单独命题。此后，每年各地的高考作文题都如杂花生树，五彩纷呈。无论是对“生无所息”或“生有所息”的辨析（2006年浙江卷），还是对读书率降低的反思（2006年高考全国卷Ⅱ），无论是对“自嘲”的理解（2005年重庆卷），还是对“忘记和铭记”的感慨（2005年四川卷），无论是对“水的灵动，山的沉稳”的生发（2004年江苏卷），还是对“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的阐释（2004年重庆卷），都各自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自省和体味。

2006年6月7日，王意如的女儿参加高考。小姑娘一走出考场，王意如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作文考什么？”……

事后，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执教多年，又是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意如对记者说：“每年的作文题都在稳中求变。考前我猜不出来，也不想猜。考生只要能够写出真实的情感和想法，反映出真实的水平就够了。”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年代，人们都拥有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想法，都不曾停止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对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次次修正和确认。一道道普通的作文题，因为暗合了这种“永恒的寻找”和“历史的真实”，才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