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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温家宝总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不理想 部门与民争利

(2006-11-19 20:52:17) 下一个

  过去20年里,政府改革曾几度启动,但结果皆不尽人意。在2005年年终清点改革成果时,我们看到银行业改革、汇率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作为改革重点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方面,进展并不理想。

  相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由“经济干预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一场非常有深度的改革。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触及政府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其行使权力的固定空间,如果要对这种空间进行调整,自然会触及其现有利益。但现在有些政府部门为了获取部门利益,不惜越位在市场中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本该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无利可图竟然缺位。政府部门的错位导致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很多。政府行为发生紊乱的一个直接原因,与政府机构的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有关。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在改革的深化过程中,本身成了改革对象。自己改自己,甚至是大幅度地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同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主导改革的能力也受到了严重挑战。一般说来,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改革的受益者,但在当前情况下,改革攻坚的阻力恰恰却来自改革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其中的部分人,现在正处于“最佳状态”。他们既反对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推进改革,极力维持现存利益格局。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和原有的利益集团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关系,并对我国的改革攻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较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政治体制分为上端和下端,过去27年来我们主要在政治体制下端进行改革,五次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治理这个层面上,而政治体制上端改革则相对滞后。

  以去年的宏观调控为例。这次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起来的,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能力推动经济过热,就与政治层面的问题有关。比如我们目前对政府官员的选拔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那种看重经济指标、做表面文章、注重政绩工程等不良倾向。许多干部片面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有政绩,就能提升。正是在这种思想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上马了许多新项目。可见,如果改变对官员的选拔体制、考核机制,就可能对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牵涉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有很高的难度。尽管如此,这项改革由于已处于整个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冲刺难点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必须站在正确的基点上,运用科学方式坚决稳妥地推进。

  首先,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处在关键时期,建立改革协调机制和机构非常必要。从去年的宏观调控看,政府各部门的某些行为,不仅具有部门局限性,而且还具有较强的自身利益特点。无论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还是社会体制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部门利益、中央与地方利益。因此,着力推进改革,需要高层次的综合协调。

  其次,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往政府改革的困难,就在于政府当事人对改革既无动力,又无压力。其实,改革政府并非仅有机构改革一途。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说穿了,是因为“权能生利”。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审批权,可以想见,把“改革审批”作为突破口,对政府釜底抽薪,审批制改革一旦成功,机构改革便可顺水推舟。所幸的是,把审批制过渡到备案制,如今已成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国加入世贸,国际社会也要求我们取消审批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乃大势所趋。

  再次,坚持把政府自身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与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改革紧密结合,整体推进。以往我国在政府自身改革方面存在低效率现象,究其原因,大概还不能简单地责怪政府本身,因为在政府公共治理的后面还有着复杂的体制制约因素。如果在政府自身改革的时候,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有效配合的话,行政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是很难取得显著成效的。推进中国政府自身改革,从总策略选择和路径来说,应当遵循一种整体推进的策略。有整体的制度设计,整体推进,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执政党的改革,主要是解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那么,对政府来说就应该重点解决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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