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 （6）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卫的成立南京政府计划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卫拥有近似于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起来。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不会离开重庆。可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答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日本近卫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尽管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的密约，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汪精卫万没想到近卫内阁居然在他发表“艳电”５天后的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由于“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和近卫首相之间的密约，近卫辞职就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日方的和平运动参加者影佐帧昭等人也不满近卫的做法，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首相辞职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著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声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正在此时，发生了高朗街暗杀事件。

　　汪精卫到达河内后，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于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著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精卫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所以影佐为难地说：“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卫说：“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汪精卫还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汪精卫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精卫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３、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５、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精卫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６月１０日，汪精卫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垣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垣听后反论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则反论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后□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汪精卫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吴给汪去信说：“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战之中，更须化敌为友，因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芦沟桥变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启导和平为信念。”但汪精卫到北平约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态度很傲慢，结果会谈没有实现，不过不久吴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卫才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

　　如果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怀疑汪精卫搞和平计划是中国人的诡计，试图以此来缓解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怀疑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忠诚，尽管重庆开除了汪精卫等人党籍职务，但汪等原国民党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仍有各种难于切断的千丝万缕联系，日本人担心汪精卫等人会在关键的时候反叛，会把日本的军事机密传递给重庆。事实上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正是通过汪精卫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日本人要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对日本的忠诚可靠程度。从这方面来讲，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显然比汪精卫更加可靠。日本从刚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让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卫在日军未占领区成立政府。多亏影佐侦昭等和平运动发起人尽力奔走，向日本领导层说明汪精卫的诚意，最后日方才同意汪精卫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并不是很重，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但这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竟然“别人不请我自来”，争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汪精卫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怕别人“卖国”把国家卖完，自己亲自来搞有限度的卖国？汪精卫的确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也许因为被人们所误解而难过。蒋介石不采纳他的和谈建议，他不得不出走重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和日本达成和平撤军的协议，救百姓于战火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被人们耻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临时变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精卫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于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么事来进行挽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险处丛生，一步走错，当年最让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变成最大级的卖国贼。

　　不过从客观来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时，德意日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认为德意日要夺取世界领导权，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当时日本和德国联手首先打败苏联，逼和英美，中国的命运就很悲惨了。如果历史真的走到这条路上，没有汪精卫在敌占区成立的统一中央政府，中国就要被分裂成几个国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著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后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于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１１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１２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著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著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２０人，高级将领５８人，军队５０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１９４３年８月以后，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１９４３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另外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１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