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男孩

认明究竟空,达到无所求,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
个人资料
snowboy128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归档
正文

美国即将到来的金融大崩盘

(2025-09-05 17:08:03) 下一个

 

不懂经   2025年8月25日 09:44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1971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面对欧洲多国财长,说出了一句载入史册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这句傲慢的回应,发生在“尼克松冲击”的背景下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直接兑换,实质上瓦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和黄金挂钩为基础,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

但是,由于越南战争的巨大开支和国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各国央行,特别是欧洲国家,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撑其承诺,纷纷要求将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导致美国黄金储备急剧流失。

1971年,尼克松做出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决定,虽然目的是维护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却让其他国家陷入困境。它们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瞬间失去了黄金的“锚”,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康纳利的言论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对欧洲国家的愤怒和担忧作出的强硬回应。

 

康纳利的这句话精准地揭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对等国际货币关系,之所以经典,在于它通俗地揭露了几个核心的经济和政治金融学概念:

1. 美元霸权与“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是由法国前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创造的术语,指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独特优势。

美国可以用本国印制的货币向全世界购买商品、服务和资产,而无需担心外汇储备不足。当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时,本质上是通过输出美元来弥补的。这种特权使得美国能够维持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消费水平和军事开支。

2. 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早已预见到这一矛盾。他指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以赢得全球的信任;

但同时,为了满足全球经济增长对流动性的需求,美国又必须持续输出美元,造成国际收支逆差。长期的逆差必然会动摇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从而形成一个两难的困境。尼克松的决定正是这一难题爆发的直接体现。

3. 政策自主性与风险转嫁康纳利的话也揭示了美国利用美元地位将国内经济问题的成本向外转嫁的能力。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加息或降息)不仅影响美国经济,更会通过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金融动荡。

当美国为应对国内通胀而大幅加息时,往往会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使其他国家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的风险。反之,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又可能向全球输出过剩的流动性和通胀压力。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这句话自从说出来,有脑子的人就不会忘记。它不仅是一句历史性的外交辞令,更是对战后至今国际货币体系权力不平衡的深刻洞察。

精辟地阐释了美元体系赋予美国巨大战略优势,同时也让世界其他经济体不得不长期面对由美国国内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

如今,美国大搞稳定币,其实是对后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又一次“尼克松冲击”。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OUR DOLLAR, YOUR PROBLEM: An Insider's View of Seven Turbulent Decades of Global Finance, and the Road Ahead),也是肯尼斯·罗格夫 (Kenneth Rogoff)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书。

罗格夫曾经是一位职业的国际象棋选手,后来进入耶鲁大学读书,然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目前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首席经济学家(2001-2003年)。

罗格夫的研究领域广泛,尤其在国际金融、宏观经济政策、汇率、债务问题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和重要贡献。他因其对金融危机、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的深刻洞见而闻名。

最近,罗格夫在老牌帝国主义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即将到来的崩盘》(America’s Coming Crash)。其中提到,“‘百年一遇的美国债务危机并非天方夜谭。

格罗夫指出,债务和金融危机往往恰好在以下情况发生: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利率高企,政治陷入瘫痪,并且一个突发冲击让政策制定者措手不及。美国已经符合前三个条件,所缺的只是一个冲击。即使美国能避免彻底的债务危机,其信誉的大幅削弱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是美国享誉全球的外交及国际关系领域期刊,自1922年创刊以来,该杂志便成为塑造美国外交政策、引领全球战略思维的重要平台,被誉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圣经”和思想策源地。

在该杂志的百年庆典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到许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都源于《外交事务》,例如乔治·凯南关于遏制苏联的著名“X”长文。他强调,该杂志一直是探讨美国乃至世界所面临最复杂、最重要议题的核心平台。

以下是肯尼斯·罗格夫在《外交事务》的全文编译。

America’s Coming Crash

Will Washington’s Debt Addiction Spark the Next Global Crisis?

美国即将到来的崩盘

华盛顿的债务成瘾会引爆下一次全球危机吗?

作者:肯尼斯·S·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

 

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世界其他国家一次又一次带着惊叹的眼光,看美国如何靠举债化险为夷。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美国都比几乎任何国家更激进地动用债务去打仗、应对全球衰退、疫情和金融危机。

尽管美国公共债务一再攀升,净债务如今逼近国民收入的 100%,国内外债权人却毫无“债倦”。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多年里,国债利率超低,许多经济学家由此相信利率会长期维持在低位。于是,财政赤字(靠新增举债融资)几乎成了“免费午餐”。

每次危机后,债务与收入之比都会大幅跳升,但似乎根本无须为下一次危机预作储备。鉴于美元被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安全且高流动性资产,全球债市投资者总是乐于在不确定性高、安全资产稀缺的危机时刻,再吞下一大堆美元债。

最近几年,这些假设遭到严重质疑。

首先,债券市场没那么“听话”了,10 年期和 30 年期美国国债的长期利率明显上行。美国的总债务如今接近 37 万亿美元,约等于其他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总和,对一个大债务国来说,更高的利率伤害极大。平均付息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政府每年就要多付约 3700 亿美元利息。

2024 财年,美国国防开支为 8500 亿美元——全球第一——但利息支出更高,达 8800 亿美元。到 2025 年 5 月,所有主要信用评级机构都已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全球持有万亿级美元资产的银行和外国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财政政策“脱轨”。而 2010 年代那种超低融资利率在可见未来重现无望,更让形势雪上加霜。

 

不存在什么灵丹妙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高利率归咎于美联储是严重误导。美联储能控制的是隔夜利率;而更长期的利率由庞大的全球市场决定。如果美联储把隔夜利率压得过低,市场预期通胀会上升,那么长期利率也会走高。

毕竟,出乎意料的高通胀等于“部分违约”,因为投资者拿回的是购买力被稀释的美元;一旦通胀预期升高,投资者自然要求更高回报作为补偿。政府设立独立中央银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安抚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进而压低长期利率。如果特朗普政府或任何政府)削弱美联储独立性,最终只会推高政府借款成本,而非降低。

对持有美国国债的安全性产生怀疑,也引发了对美元的质疑。几十年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帮美国以更低利率融资,幅度或达 0.5—1 个百分点。但在美国债务激增、对美政策前景不确定的大背景下,美元地位不再牢不可破。

短期内,全球央行和海外投资者可能会限制其美元资产总量。中长期看,美元可能被人民币、欧元甚至加密货币分走份额。不论哪种情形,海外对美国债的需求都会缩水,进一步推高利率,使“填坑”的算术更难。

特朗普政府已经暗示,如果掌控美联储不奏效,还会采取更激烈的做法来应对利息负担攀升。

所谓“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由史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现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在 2024 年 11 月提出的一项策略,建议美国可以对持有万亿级美元资产的外国央行和财政部选择性违约。

无论这项方案是否被认真对待,其存在本身就惊扰了全球投资者,而且不太可能被遗忘。美国国会在 7 月通过的大型税收与支出法案中,曾提出一个条款,赋予总统对特定外国投资者征收 20% 税率的自由裁量权。尽管该条款最终被移除,但这无疑是一个信号:一旦财政吃紧,类似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在长期利率大幅上行、公共债务逼近二战后峰值、外资更趋谨慎、政界缺乏收紧举债的意愿之下,“百年一遇”的美国债务危机并非天方夜谭。

债务和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财政已然脆弱、利率居高、政治陷入僵局之际,只待某个冲击让决策者措手不及。美国这三项几乎都已“中奖”;差的只是那个冲击。即便不爆发赤裸裸的债务危机,信誉的骤降也会造成深远后果。

决策者必须紧急认清这些情境如何发生、为何发生,以及政府拥有哪些工具可以应对。从长期看,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或更可能出现的通胀螺旋,都可能让美国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大幅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动摇美国的国力。

他们的钱,我们的利(THEIR MONEY, OUR GAIN)

必须认识到,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助燃剂,而非美国债务问题的根本成因。故事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总统罗纳德·里根。

那是一个赤字时代,当时美国债务与 GDP 之比仅为今天的三分之一。正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所言:“里根证明赤字无关紧要。”21 世纪里,两党似乎都奉此为圭臬,尽管债务负担已远比当年更令人担忧。

以 2024 财年为例,拜登(Joe Biden)政府的财政赤字达 1.8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6.4%。除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初年,这是和平时期的新纪录,略高于前一年的 6.1%。如果不是两位中间派民主党参议员强力抵制、压缩了部分扩张性法案规模,拜登的赤字本会更大。

2024 年竞选期间,特朗普痛批拜登的巨额赤字。但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自己也拥抱了类似规模的赤字。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与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的独立预测,整个十年将维持在 GDP 的 6%—7%。CRFB 预计,到 2054 年美国债务与 GDP 的比率将升至 172%;若相关法案条款永久化,该比率可能高达 190%。

特朗普及其经济团队称,这些预测过于悲观——增长预期太低、利率预期太高。更高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税收;更低的利率会降低债务利息负担。若两者成真,赤字会缩小,债务与收入之比将下行。

2025 年 1 月,CBO 预测未来十年年均增速为 1.8%;而政府给出的数字是 2.8%。差异巨大:如果年均增速为 1.8%,经济规模(以及税收)约每 39 年翻一番;若为 2.8%,则约每 25 年翻一番。对特朗普而言,这样的高增长假设让“大而美”的 7 月法案更易“自我融资”。

 

这种增长设想并非全无根据,但与 7 月“大而美”法案的所谓效应关系不大。许多顶尖技术专家坚信,只要政府不横加干预,人工智能公司将在十年内实现人工通用智能,即模型能在广泛复杂的认知任务上媲美或超越人类专家,从而引爆生产率。

AI 的进展确实惊人,经济影响很可能深远。但在中期,AI 的广泛落地会受到多重瓶颈制约,包括超高能耗、数据监管和法律责任等。更重要的是,AI 将使一些行业裁撤大量岗位,公众不满可能促使民粹政治推动限制措施,再叠加已经开打的混乱关税战、对合法移民的严限、以及科研经费削减——这些都会显著放缓 AI 对增长的拉动。

无论 AI 革命何时、如何展开,另一场重大经济冲击也很可能不远了。新冠疫情期间,短暂衰退及政府大规模应对使债务增加约合 GDP 的 15%;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个数字更接近 30%。

合理假设,未来五到七年内,会再出现接近此量级的冲击——比如网络战争乃至全面军事冲突、气候灾难、另一场金融危机或大流行。较为温和的 CBO 增长预测,或许就是在“AI 带来奇迹增长”的概率与“新冲击来袭”的概率之间作出的现实平衡。

债务增长速度还取决于利率。CBO 估计,到 2055 年政府需支付的平均利率为 3.6%(综合了短债与长债的融资成本)。对此,特朗普政府同样认为 CBO 过于悲观。

总统似乎相信,经济能回到他第一任期那样的极低利率状态,当时平均利率不到当前的一半,通胀也很温和。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何敦促美联储将政策利率一口气下调多达 3 个百分点。

不能全盘否定特朗普的看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有数名成员就曾在展望中位路径时给出更低的政策利率。可截至 7 月下旬,30 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 5%,市场并未发出长期利率将大幅下行的信号。

若长期利率维持在此附近,继续推高债务的风险就很真切,尤其当下美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其实是政治性的。

“魔山”(MAGIC MOUNTAIN)

华盛顿迟迟不正视债务失控,部分源于过去二十年间走红、却被高估或误读的经济理论。

现代历史上,审慎的债务管理通常意味着:在平稳增长期把债务与 GDP 之比往下拉,以便为下一场危机储备财政弹药。19 世纪,英国一战再战,战间期修复财政。

同样,美国在二战期间债务占比极高,但战后迅速回落;既然刚打完两次世界大战,决策者担心第三次随时可能到来。为支付朝鲜战争成本,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著名地选择加税,而非主要依赖举债。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长期低迷的利率,让不少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这套“教科书”。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理论影响深远。他认为,由于人口结构、低生产率增速、全球需求慢性疲弱等因素,真实利率将长期维持低位。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与奥利维耶·布兰夏尔(Olivier Blanchard)等人则指出,在“长期停滞”的阴云下也有“银边”:稳定的低利率允许政府更有力地运用财政政策,而无需太担心成本。常态化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推高税收,足以覆盖缓慢上升的国债利息——至少从长期平均来看是如此。

2010 年代的利率图景甚至美好到,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代货币理论的拥趸)主张,即便经济强劲增长,也可以放心扩大赤字。进步派政客如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拥抱了此思路,把赤字当作低成本的“社会投资”资金来源,包括宏大的气候政策与缩小不平等的举措。

 

公平地说,民主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拜登在为进步优先事项“放量赤字”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加税在长期内埋单;若参议院民主党席位更多,他也许会做到。

相较之下,共和党政府继续宣称:若赤字用于减税,问题不大,因为更高的增长最终会把赤字变成盈余。尽管这种说法被普遍视作夸大,但华尔街在内的普遍看法是,即使减税带来的额外增长不够,“超低利率”也会来救场。

随着债务争论高度政治化,质疑“利率永远低”正统观的经济学家不是被冷落,就是被忽视。然而,回望利率的长期历史,回到更高利率本就是一个清晰、且很可能的路径。

以十年期通胀挂钩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为例(常用作衡量经济真实利率的指标):从 2007 年 9 月到 2012 年 9 月下行了约 3 个百分点。如此幅度,难以用“人口与生产率等缓慢趋势”来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遗效应。而按以往金融危机的经验,这些效应终将消退,因此“超低利率时代”终结也在情理之中。

诚然,部分压低利率的因素如今仍在,比如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但也有很多理由认为:长期利率在相当长时期内会更高。最重要的是,全球政府债务爆炸式增长。

在一体化资本市场中,这会对美国利率施加强劲上行压力。比如,G7 的平均净债务/GDP从 2006 年的 55% 升至今天的 95%。事实上,美国还不是“最差生”:日本净债务为 134%(其总债务高达 GDP 的 235%);意大利 127%;法国 108%;美国 98%。

其他推动利率上行的因素还包括:多数国家民粹政党的崛起及其主张的扩张性内需支出;AI 对电力的“巨胃口”,引发需要融资的大规模投资需求;关税战与全球贸易裂解,迫使企业重投回流本土(reshoring)、并大量举债;以及适应气候变化与灾害应对的成本不断上升。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已开始反思 2010 年代那些“诱人的假设”,但华盛顿鲜有觉醒。在高利率、高债务、政治动荡与央行独立性受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次新的经济冲击,完全可能引发广泛崩塌。

相关阅读:最大的财富密码不是创业,也不是投资,而是这个

 

大“抑制”(THE GREAT REPRESSION)

美国债务危机如何、何时爆发,如今就是那个“37 万亿美元的问题”。一种情境是: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突然塌方——正如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 5 月警告的“债市裂缝”,即利率的骤升暴露出更大的问题。

这并非夸张;债务危机常常在看似风平浪静中酝酿,经久不发,猛然爆裂。另一种情境是:出于资金安全的担忧,投资者在数月乃至数年里,逐步抬高美债收益率。

利率上升本身不等于危机。但如果是债务担忧驱动,它会压低股价与房价,让企业投资更难,抬升政府利息负担。若过程缓慢,政府尚有应对时间。若不果断行动——典型做法是迅速缩小当期赤字,并可信地承诺财政整肃,市场就会闻到“血腥味”,利率更上层楼,政府需要做出更大的调整来稳住局面。

在这种“高息—高债炼狱”里,企业与消费者信心低迷,增长停滞。美国惯常的“巨额赤字刺激”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推高利率。若要在不实施“断头台式紧缩”的前提下脱身,政府几乎一定会动用那些通常与新兴市场相关的“非常规”工具。

一个选项是公开违约(legal default)美国并非没有前科

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废除了美国国债中的“金条款”,该条款保证债权人可按每盎司 20.67 美元的价格选择“以金兑付”。次年,美元对黄金的官方比价被设为每盎司 35 美元,美元大幅贬值。

1935 年,最高法院在一宗高度争议的判决中认定,罗斯福对公共债务金条款的废除构成违约。但在总统强大政治压力下,法院同时裁定债权人无权索赔,因为“并未受损”。真是如此吗?对全球把美债视作“和黄金一样安全”的央行而言,1933 年的违约相当痛苦。

 

考虑到美国可以“印钞”,而非拒绝兑付,更简便的做法是通过高通胀实现部分违约当然,美联储的独立性是个障碍,但在真正的危机中并非不可逾越。美联储独立性并非宪法规定,总统有不少办法诱导其降息。

第一是任命一位相信“大幅降息符合国家利益”的主席,即便这会带来通胀。但此法有上限:主席任期 4 年,最高法院在 5 月的判决中表示,总统不能因政策分歧解雇主席。

此外,主席只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主席,该委员会由 7 名理事(华盛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及其他 11 家地区联储中轮值的 4 名行长组成。这些席位更迭不频繁;理事完整任期为 14 年,2026 年才一定会空出一个席位。

若国会配合,总统能做得更多。例如,国会可在“国家紧急状态”(包括债务危机)下授权财政部来设定美联储的短期利率目标。这与二战及战后初期的做法大致相似。

国会还可以“增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像罗斯福 1930 年代威逼最高法院那样。一场如此规模的“白宫 vs. 美联储”之战,将把美国带入未知领域。即便美联储就范、大幅降息,通胀也不是“免罪金牌”。

像一战后德国那样的恶性通胀,固然能把政府债务“一笔勾销”,但也会摧毁经济,委内瑞拉与津巴布韦的经历历历在目。更现实的是,几年“1970 年代式”的高通胀——1979 年美国通胀率曾超过 14%——会严重打击长期债券的价值,但对短期债务作用较小;短债到期后还得以更高利率再融资。而这种持久的通胀冲击,极可能严重损害美国与全球经济。

管理通胀效应的一种方式,是与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联用。该策略通过银行、养老金、保险公司等金融部门“塞入”公共债务,中央银行也会大举买入。

通过打造庞大的“债务俘虏市场”,政府能压低利率,显著降低“资金出逃”的概率。若再配合限制居民与机构可持有的其他资产,或施加利率管制,效果更猛。这并不稀奇:现代史上,全球政府普遍使用金融抑制。

二战后,各国大量依靠金融抑制,配合通胀“消化”巨额债务。若无金融抑制,1945—1955 年美国的债务/GDP 可能还会继续上升;实际上却下降了逾 40%。在英国等国,效果更为显著。今天,该策略在新兴市场尤常见;欧洲在欧债危机中也靠金融抑制维系欧元,日本的规模更大——仅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 BOJ)持有的日本国债,就接近该国年收入的 100%。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也通过金融监管与美联储购买长期国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必要时还可做得更多。金融抑制在高通胀环境下尤其“给力”,因为按常理,市场会在高通胀时抬高国债利率。

另一方面,金融抑制会挤占银行对私营部门创新企业的融资,损害长期增长。日本过去数十年的低迷,并非全由金融抑制导致,但它绝对是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日本经验所示,金融抑制并非美国的万灵药。它主要“收拾”国内储户和金融机构——这些主体不易逃避“隐性税”。若华盛顿大规模使用,持有近三分之一美国债务的外国投资者会试图撤离;若不诉诸赤裸裸的违约,想拦也难。

此外,美国高度依赖金融部门驱动其超强的创新能力。正如通胀成本更多落在低收入群体身上,金融抑制的负担也是如此,因为富人更容易找到“绕行”。

 

除了违约、紧缩、通胀与金融抑制之外,近来还有一条尚未完全看清利弊的新路径——稳定币

与价格剧烈波动的比特币等传统加密货币不同,稳定币与美元锚定,通常 1:1。2025 年通过的新立法,为美国本土美元稳定币设定了更清晰的监管框架:要求发行方持有足以(几乎)应对全面挤兑的资产组合,包括美国国债与联邦担保的银行存款。

这可能打造出一个“稳定币池子”,其发行方长期持有大量短期国债。若稳定币分流了原本会进银行的资金,它们就成了把银行存款“引到”国债上的后门。目前尚不清楚该法案到底会增稳还是添乱,因仍存在多项未决问题:比如稳定币的挤兑风险、如何审计其流通以防犯罪或逃税等。

原则上,美联储也可以发行自己的“稳定币”,即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这同样会与银行存款竞争,并把储蓄导向国债,除非这些资金反过来用于对私营部门放贷——但这会引发新的问题。

与私人稳定币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由美国政府信用背书,交易追踪问题也较小。另一方面,竞争性的私人稳定币很可能更具创新性。

尽管上述应对高债务的工具都不算“好看”,但政府仍必须认真思考。既要为下一次冲击做好准备,也要让政界认识到:如果继续以为美国“绝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会发生什么。

帝国的终结(END OF AN EMPIRE)

太久以来,华盛顿的默认姿态就是:对巨债视而不见,指望增长与低利率的“奇迹回归”自行解决问题。

但美国正逼近一个关口:国家债务不仅会破坏经济稳定,还会动摇支撑其全球权力的基石——包括军事开支。后者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维系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强势地位的重要杠杆。无论是 16 世纪的西班牙、17 世纪的荷兰,还是 19 世纪的英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不是超级大国的情况下长期维持其货币主导地位。

美国或许能躲过债务危机,特朗普团队与进步派经济学家所寄望的“更高增长抵过更高息”的剧本也许会成真。但两党在 21 世纪头 25 年里的债务政策,实质上是在长赔率上下注,尤其当美国还想在本世纪余下时间继续扮演主导力量时。

以当前赤字轨迹,要维持那种“无论债务多高,都不影响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疫情、气候灾害与战争能力”的信念,已愈发困难。债务无疑也会拖累增长。

我们无法预测美国债务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以及后果如何:难以下咽的紧缩、高通胀、金融抑制、部分违约,或这些的组合。

强有力的理由表明,通胀很可能会像 1970 年代那样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怎样,债务危机都会扰乱美国、全球经济与美元储备地位。若放任不管,它将侵蚀美国的世界地位。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w0VgHTbPYJ_75J3L_uxW5w

[ 打印 ]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