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

作者：子辰 2010-11-6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部现象，而北南朝鲜是苏美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商定的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如果以武力统一北南朝鲜，实质上就是美苏两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金日成、斯大林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第二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籍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送这批战士回朝鲜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军事绿灯。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二个军事绿灯。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

　　虽然金日成有了军队，但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出现了饿死人现象，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小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了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 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北朝鲜和苏联各有其战略研判的范围，如果说年轻的金日成想凭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地位而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后来的大三角战略格局中唯一的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1949年,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朝鲜战争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政治绿灯。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中共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政治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朝鲜统一：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明确表态是导致后来出现“抗美援朝”的一个关健性步骤，这种以武力撑腰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这一表态确定了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是只准北方向南边打，不准南方向北边打，这就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策略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

　　60年以来存在着一个凡是，即凡是有关“抗美援朝”的都是光辉的、伟大的。凡是论的维护者以金日成发动进攻前没有通知中国为依据，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金日成进攻前不通知中国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在战略上毛泽东、金日成早已达成君子协定──“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如果当初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表态是“中国饱经战乱几十年了，需要休养生息，我们不反对你们发动战争，但打起来后中国一个兵也出不了，也给不了什么物资援助”，那么朝鲜战争只会停留在金日成的头脑里，而不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上。对朝鲜战争问题，最高领袖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两匹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不想动，那两匹也没有办法。

　　有的军史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在战略认识上十足的糊涂。既然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为什么拿出三个军给金日成撑腰?既然“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次战役后1950年底为什么不停下来?唇保住了，齿不寒了，为什么还要打?为什么最高领袖在1951年3月1日的电报中还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原因很简单，“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在战略上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是同卵双生的。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 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所谓“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军事策略)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就是说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同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事后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

　　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先行同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

　　2日、4日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但到了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参加会议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两三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决策的通过，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不主张出兵的，后来赞成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已经内定的出征统帅，他一认同出兵决策，部队赴朝作战就没有实际障碍了。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领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刘伯承对南下大别山的失误很有意见，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素养深厚的刘伯承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仍然出兵。

　　参与朝鲜战争本来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很快就变成了国家决策,一人之心成千万人之心,这样的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令人感慨。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去年百来名影星集中起来拍了部影片《建国大业》，把建国的过程拍得好不仔细，国旗、国徽的设计、国歌的选用，诗人代表、画家代表、妇女代表都发表意见了，但唯独忘了拍一件要紧事，就是动用这个国家的军队需要多少人说了算，在1950年10月，这件事只需一个人说了算。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在最高领袖的思维中，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打过三八线，正在向中朝边境推进，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息、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达成一个共识─—朝鲜战争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出的一次挑战，为了这个挑战的胜利，东方阵营中的国家应该各尽其力，对毗邻朝鲜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当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中国在第一时间成了受害者，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更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你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和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并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树。

　　斯大林显然对毛泽东的思维了若指掌，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当然斯大林的话与后来的事实完全相反。斯大林还进一步鼓动：“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上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苏联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以往正统话语谈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战火的确烧到了鸭绿江边，但是鸭绿江的那边，不是鸭绿江的这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陆军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中国的决策层作出出兵决策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指示》中还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佐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上世纪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至于“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只能理解为侵占了传统意义上的，但当时处于分治状态的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效力没有到达台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邀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在蒋介石政权身上，从法理上讲，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不是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朝鲜战争和美国染指台湾是互为因果的，北朝鲜发动进攻标志着冷战升级为局部性热战，苏联拿朝鲜半岛作文章，美国自然就想到了拿台湾岛作文章，因为从军事角度看，在东亚，东方阵营在陆地上有优势，西方阵营则在海洋上有优势，台湾岛恰恰就是一个便于美国发挥军事优势的目标。美国如果想挽救蒋介石政权，三大战役时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队到达长江北岸时出兵也还来得及，等到蒋介石政权流落到台湾岛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表面上是要挽救蒋介石政权，实质上则是美国因应冷战升级而采取的战略措施，从这一层面讲，新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一边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接到准备参战的动员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以前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国内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乱，人民也有厌战心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后半句为虚，前半句也为虚。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此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有限战争、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并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比赛。中国出兵的标准是只准北朝鲜向南打，不准南方向北打，这哪里是“抗美援朝”，明明是“助朝打美”。

　　虽然中国在北朝鲜发起进攻后就开始了军事调动，但10月1日的朝鲜战况与早先的预计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预计的局面是北朝鲜军队主力犹存，南方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中国军队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现实是北朝鲜军队的大部损失，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就得担当主力的角色，如果中国军队作战失败被赶了回来，就可能召致美军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中国领导层大多数人对出兵谨慎保守的原因。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反应展现了它的战略实力和军事能力，对于和美军作战，“这场仗是不是能打?”说明最高领袖在军事上是没有把握的，彭德怀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说明他认为有可能打赢，并不是肯定会赢。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庙算很不明朗，怎么能急着出兵呢?孙子兵法又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中国的军政领导人是先打过去再说，走了后一条路。孙子兵法还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有好处吗?战争目标是什么呢?能达到这个目标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符合“非危不战”原则的，如果当时的决策层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制定决策，中国与朝鲜战争无缘。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第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来，这一提案不论对北朝鲜还是对中国都相当有利，对北朝鲜而言,“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较于13国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虑了中国的利益，“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四巨头之一,这将使中国获得雅尔塔会议上中国不曾获得的地位.有了四巨头之一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解决起来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大开方便之门。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月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 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的决策层还要继续打下去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 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斗争的转折点，由主动彻底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认真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既不懂军事，又迷信武力，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斗争的一次大失败，中国的国际声誉遭受了很大损失。5月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是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斗争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　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就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二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也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实质上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恢复了北朝鲜的领土, “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发动第三次战役脱离了“抗美援朝”，回归到“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成为“助朝打美”、“助苏压美”，其实质是为美苏争霸效力。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的主升浪开始掀起来，这是东方阵营在战略上发起的第二次挑战，是第二次不应该打了。第三次战役历时8天，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中朝联军拿下了汉城，打到37度线附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表面上是志愿军节节挺进，美军步步后退，实际的军事态势则是志愿军愈显疲弱，美军则收缩积蓄力量，攻守之势的转化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人民日报》的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而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五步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 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孙子兵法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发动第三次战役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孙子兵法又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在军事上是勉强的，如果最高领袖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行事中国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还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第三次战役违反了这一古训。当初定下出兵朝鲜的决策时，领导层在军事上是没有绝对把握的，既然没有绝对把握，就应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谨慎行事，第一、二次战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次战役是没摸石头就一脚踩了下去，结果踩进了旋涡深水区。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样谈到进攻：“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在勉强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略优势明显被耗尽了，而联合军的主力未损，恰恰是具体情况的后一种。

　　1951年1月15日，联合军采用“磁性战术”对中朝军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情况后，1月2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挥联合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中国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第一线部队十分疲劳，兵力不足，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困难，彭德怀想到利用联合国的决议展开政治博弈，帮助缓解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月27日彭致电最高领袖：“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议行事，中国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就不易通过，李奇微的进攻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掣肘和约束，横城反击战后战事很可能会停顿下来，中国则避免了在军事上转入被动。

　　28日最高领袖复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 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高领袖的复电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汉城有效控制在中朝联军手里，任何失掉中朝联军的军事优势下的停止军事行动或停战议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役上出其不意、蓄势而发都没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第三次战役挟胜出击也没有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到了自身困难重重，敌方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战役怎么可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孙子兵法云“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而最高领袖竟然活学活用为“不知敌之不可击而击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而击之”，结果自然是此战必殆。在军事博弈的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在自身筹码有限的情况下，最高领袖竟然幻想战场上的奇迹，完全是一种赌博心理。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 )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果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最高领袖能听从彭德怀的建议，“抗美援朝”很可能会有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彭德怀巧妇勉为无米之炊，部署志愿军第38、50军在西线汉江以南阻击联合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争取时间让第39、40、42、66军向横城附近集结，在东线形成局部优势，发起横城反击战，歼灭一个南朝鲜师大部，中朝联军在横城地区共歼敌1.2万余人。横城反击战结束后，美军占据的砥平里在东线突出且暴露出来，志愿军东线集团以分属3个军的8个团围攻砥平里的6000余名守军。这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两天伤亡约5000人，伤亡比率约20%，伤亡强度远远超过了上甘岭战役。除此之外，一支配合砥平里作战的大建制部队在运动中遭到美第2师炮兵火力的长时间轰击，伤亡几千人。砥平里作战对美军来说是一次屠杀式战斗，差不多平均一名守军杀伤一名志愿军，在后来的作战中美军更加注重发扬火力优势，出现了“范佛里特弹药量”。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里防御战的成功，将其称作“朝鲜战争的葛底斯堡”，从此美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树立起了自信。

　　中国的决策层却未能从砥平里作战中汲取教训，反而准备投入更大的赌注，3月1日最高领袖致电斯大林：“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2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轮番作战将动用三番共21个军，是出兵前计划的三线11个军的近两倍，从人力资源上看，21个军约占中国陆军的一半。从财力上看，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占到45.64%，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帮邻国实现武力统一，中国要付出半个卫国战争的代价，今天的国人看到这一点该作何感想?

　　3月7日，联合国在西线集中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兵团到达前，中朝联军以空间换时间边打边撤，3月15日联合军15日进占汉城，23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4月进至三八线以北的铁原、金化。至此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几乎尽数吐还对方，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军事原则，第四次战役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战争论》有“进攻的顶点”理论──“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第三、四次战役成为诠释“进攻的顶点”理论的标准战例。第三、四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战役，原因有二：一是两次战役相隔时间很短，1月8日中朝联军停止进攻，1月15日联合军就开始进攻;二是第三次战役时联合军主动后撤就是为了在有利时机发动反攻，第三次战役是因，第四次战役是果，从因果相关的角度看，第三+四次战役是一次历时3个多月的双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锯式大战役。第三+四次战役从空间上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好像是个平手，而实质上中朝联军失败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朝联军在政治上对三八线的挑战失败了(对北朝鲜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鲜战场的军事主动权已经偏向了联合军一方。

　　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5万余人，从入朝作战算起志愿军累计伤亡达到13万人，三八线没有抹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头土脸，最高领袖在战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没有，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最高领袖仍然坚持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把时间延长了。只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败才能让最高领袖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