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时光
二野，居于南美，正宗华人也。
以下是1966年到1976小岗村年人均粮食和收入统计表。
小岗以上统计中收入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9两粮食，收入0.11元，最差的一年每人每天2.8两粮食，收入0.04元。小岗村当时共有20户人家，115人，除了1户外，其他户每年都要外出讨饭。
1978年秋收后，小岗生产队被公社分成2个作业组，实行“包干到组”，麦子刚种齐，2个组内部就“捣”了起来，队领导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书记张明楼，要求把作业组划小一点。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就破例地同意小岗队分成4个组。可是这4个组刚分好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因为组越小，每个社员在记工、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明显，小组内兄弟、妯娌之间闹，队干部整天忙于处理纠纷。
十多天后，3位队干部无脸再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偷偷将4个组分成8个组，组里多为父子或兄弟，但因各家人口多少不同，劳力多少不同，有的户干得多，有的户干得少，在按劳分配和按人分配上又出了矛盾，刚过了三五天，便吵着要分，队干部连自己组内的矛盾都解决不了，大家都说“不如散掉算了”。
副队长严宏昌年轻好胜，常年在外包工，他深知，还像这样干下去，小岗生产队根本没有希望。一天晚上，严宏昌到村中年岁最长的关庭珠家，请教他如何才能把生产搞好。关庭珠说：“1962年搞的‘责任田’很管劲，要想不吵不闹，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就怕政府不准干，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
严宏昌与他小哥严俊昌、会计严立学碰头，不料他们也询问过其他老家，也是提出一家一户地干。3个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宏昌对俊昌说：“俺小哥，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于是3位队干部三言两语就拍板了。
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18户人家全部集中在严立华家（严国昌、关友德因外出未参加），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能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起来说，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单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不。第二，每逢午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不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同意捺手印。”大家齐声说。
严家芝在一旁插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农民靠自己的血汗填饱肚子犯了阎王什么罪？！”
会场一片沉默。
老农严家齐打破了沉默：“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些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又是一片赞同声。小岗生产队18户社员形成了如下规定：
“一、我们分到户以后，每户午秋二季所收的头场粮食，就要把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准装孬种。
二、我们是“明组暗户”，不准任何人向上面和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
三、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
紧接着，大家赌咒发誓，以身家性命为注，一一捺了鲜红的手印，这18人是：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关友江、关友申、严家齐、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友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付、严美昌、严金昌。
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搞大包干呢，从客观上说，就是吃大锅饭把大家都吃穷了，吃懒了，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在如此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去，只会成为像十年前“大跃进”总路线指导下一样的饿死鬼！党的众多领导从来就没有在意甚至真正关心过农民们填不填得饱肚子，很现实，吃饱饭还得依靠我们农民兄弟自己。“要死也要吃上几顿饱饭才甘心”的求生本性，驱使他们冒死一走刘少奇邓小平曾经倡导的以“大包干”为基调的“封、资、修”“黑路线”、“桃园经验”！
虽然在以后几年大包干的历程中还经过了许多曲折，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和这张“协议书”，揭开了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和大包干改革的序幕。他们的大包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包干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小岗生产队社员捺了手印，分了地，开始在自己秘密承包的那份土地上于活时，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的社员。当时，全县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以作业组为劳动生产单位。而小岗生产队干活唯独是一家一户，而且上工特别早,下工特别迟,干活特别出力,庄稼也种得特别好。比起前几年小岗人出了名的“懒惰”，这一巨变，说明小岗生产队已经偷偷地分到户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公社。
公社书记张明楼起初还有点不相信。为了证实这消息，他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见他俩矢口否认，没有问出什么，只好作罢。
又过了几天，小岗生产队分开单干的消息再次传到公社。这次张明楼未动声色，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证据后。又一次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大声斥责：
“你们小岗胆子太大了，要逮人，先逮你俩，逮你们非同小可，连我这个公社书记也要跟着倒霉!你们年纪不大，为什么要想这个孬点子，走这条路呢?共产党的政策你们懂吗?这样是单干!”
“我们小岗太穷，只想多收点粮食，社员有碗饭吃。”两位队长回答。
“你们小岗一家家收个金碾子都不遮我们的眼．我们也不稀罕。我们国家宁愿给你们吃喝、也不能让你们单干，回去后一定并起来。”张书记下了命令。
几天后，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张书记再次批评小岗，宣布小岗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律不给。会后，张明楼把参加会议的严宏昌留下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现在中央还没有这个政策，如果有了这个政策，半夜文件到，我立即开广播会宣布。我也是干过生产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样能增产?我同情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搞不好我们都要犯法，回去还是并起来吧!”
严宏昌回到队里，把张书记的意见向群众作了传达。社员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拢起来。公社不给牛草，严宏昌和严立学就跑到李二庄公社上李队去借；不给化肥，就不要了；不给贷款，自己想办法。但是，不给种子，外队借不到，市场上又买不到，队干部只得经常到公社去要种子。
1979年4月10日，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张明楼将小岗队“单干”的消息向陈庭元作了汇报。陈庭元驱车前往小岗，在村北干渠沟旁看见社员徐善珍正在锄花生。通过几句简单的询问．陈庭元明白，小岗确实把土地分开了。
几天后，陈庭元再次来到梨园，想询问一下小岗队的现状。他一走进公社大院，就听见张明楼在大声地批评一位年轻人。张明楼见陈庭元来到，连忙将被批评的年轻人打发走，随陈庭元一道驱车小岗。
到了小岗不久，那位被批评的年轻人也到了小岗，陈庭元这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要稻种的副队长严宏昌。
“你就是严宏昌吗?要稻种的就是你吗?别的点子不想，为什么要分到户呢?现在可没有这个政策啊!”陈庭元向严宏昌问道。
“陈书记，我们队在一起干了近30年．生产从未搞好过，最差的一年午季，每人只吃一斤半小麦，一般的年成也只吃一二百斤粮食，年年吃回销，年年外流。社员都说，如今上面的政策有点松了，我们分到户干，想找个门路，多收点粮食，也减少国家的麻烦。”严宏昌一面回答，一面把陈庭元、张明楼带到田里。
“花生是分到户种的吗?看样子棵子长得很好，像摆棋子一样整齐。”陈庭元问。
“只要不受灾，今年花生产量能抵过去的5年。”
陈庭元把张明楼叫到一边说：“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呢!”
“书记。那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张明楼回答。
“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上面知道要倒霉的。”
“他们已经分开过了，春庄稼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并起来也不好打工分，就先让他们干着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说，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那哩去。”陈庭元和张明楼商量。
“我们还是要坚持集体生产的，你书记讲能干、他们就干吧。”张明楼同意了。
就这样，陈庭元再次采用“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方法，将小岗的包干到户责任制保护了下来。
据当时任凤阳县委办公室秘书陈怀仁的日记记录，从1979年4月到年底，陈庭元先后10多次前往小岗，观察他们的责任制试行情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交谈丰收后的喜悦，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小岗一直作为县委书记陈庭元实行大包干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全县大棋盘中谨慎地运行着。
小岗人一年来辛勤的汗水，终于使“包干到户”结出了丰硕果实。这年年底，吴庭美将小岗当年的丰收以及小岗人丰收后的喜悦做了如下真实记录。这段记录，至今仍然是小岗“包干到户”最光辉的记载：
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是让事实回答：今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收到那么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今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准备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统计表上这一栏，从来都是空白，今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全队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并可卖肥猪35头，全队还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今年棉花交售任务没有完成，社员内疚地说：“明年一定补齐。”
大包干后第一年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1980年比上一年增长67.7％
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初步统计，今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全队20户，向国家出售农副产品2000元以上的两户，千元以上的10户。社员严付昌，全家8口人，两个劳力，划地36亩，开荒五六亩；今年共收小麦3600斤，稻谷4200斤，玉米400斤，黄豆300斤，山芋20000斤(折主粮4000斤)，杂豆500斤；收花生4300斤，芝麻60斤；养肥猪3头，母猪、小猪23头，今年卖猪可得款1100多元，禽蛋收入100多元，8口之家共收粮食130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54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收入最少的关友江，全家7口人，2个劳力，收小麦2500斤，稻谷2700斤，山芋10000多斤(折主粮2000多斤)，黄立2500多斤，高梁200斤，花生600斤，卖薄荷油得款50多元。一头肥猪可卖150多元；共收粮食7650斤。平均每人10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1700多元，平均每人240多元。
今年的丰收，使小岗队的群众对夺取明年的更大丰收充满了信心。他们说：“有了今年的本钱，明年肯定还会大增产。”因而生产劲头更大。今年秋种时，两个多月未下雨。社员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担担、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选墒抢种小麦。全队115人已种小麦306亩，出全苗的有250多亩。今年种的小麦一般都是三肥下种．有的四肥下种。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明年小麦追肥和春种用肥。有的户家有万斤粮，备有千斤肥(商品肥)。据统计，这个队今年秋种前后共买化肥、磷肥、饼肥等各种商品肥77380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愁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参观”的人去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把人们引进低矮尚未修复的茅屋，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今年够吃不够?”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梁拿给人家；赶到吃饭时，大米饭、白面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也是这样．谁有得吃还出来要饭呢?!”
过去收割季节，到处防偷窃，看场的看场，看田的看田，还是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今年那么多花生都摊在田里，晒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干都撒在荒野上，从未发现谁家的东西少了。深秋季节，成片柿园，火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不怕人摘吗：”群众说：“不稀罕了!”(摘自吴庭美：《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吴庭美、夏玉润编著：《凤阳古今》，第231—233页)。
小岗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消息，像无形的电波，霎时传播开了。尤其是在小岗生产队获时的责任制，仅在凤阳实行不到半年，就受到了小岗“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冲击。1979年午收以后，特别是秋收以后，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的作业组。在经过近半年的集体劳动、集中经营、统——分配后，便发生了矛盾，导致作业组分裂。有的一个作业组分成两个乃至更多的小作业组，群众称之为“发杈”、“大组过小组”。不少作业纽“发权”为两户一组的“父子组”、“兄弟组”，有的滑向“包干到户”。刚刚被省委批准、并通过全国各大媒体广泛宣传报道的凤阳“大包干”(“包干到组”)，大有被小岗“包干到户”所代替的可能。中共凤阳县委精心培育的大包干(“包干到组”)面临着全面瓦解
的危险，这是凤阳县委领导和大多数县、区、社干部所不愿看到的。
1979年，由于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当时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仍视为洪水猛兽，仍是中国农业的“禁区”。1月11日下发的中央4号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4月3日下发的中央31号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另外，在9月25至28口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凤阳县委于1979年11月27日向全县各区、社党委下达电话通知。通知说：区社党委要带领干群认真学习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生产。要严正宣布：在我县不准包产到户，不级如实汇报，取得上级的支持。陈庭元离开梨园后，立即派县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吴庭美前往小岗，写篇文章上报地委和省委。
1979年12月20日．吴庭美通过一个星期在小岗生产队的实地调查，走访了村中的每户社员，写出了一篇题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在这篇长达7000余字的文章中，回顾了小岗生产队“二十多年生产力受到连续摧残”的坎坷经历，介绍了小岗人自1979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的喜悦和期望”，叙述了目前因“‘吸引力’带来‘麻烦'”的困难处境。这篇文章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讴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是医治小岗群众和凤阳人民贫穷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吴庭美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像小岗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轮流当，群众找不到为大家所接受的“领袖人物”，生产上缺牛少肥，大片土地抛荒，群众靠救济讨饭过日子的生产队，硬要搞“一大二公”，势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一些与社员物质利益关系更支接、更能为社员群众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就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些贫困的地方受小岗的影响也就很自然了。我们认为，“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实行这种办法，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大家都能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三者利益而生产，它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个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摘自吴庭美、夏玉润：《凤阳古今》，第235页)
上述文字，是中国首次从理论上肯定“包干到户”符合马列主义，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1980年1月1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会议，陈庭元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陈庭元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省委领导。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他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你看看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趟。”(转引自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01页)
1980年元月24日上午，万里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副书记马爱民、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陪同下，来到小岗生产队视察。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县革委会主任古绍宏、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也—同前往。
“你们小岗现在是怎么干的?”万里一进村，就问前来欢迎的群众。
“我们是单干的。”不知是谁冒了一句。
“哎哟，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叫‘包干到户、责任到人’好。”万里一边纠正，一边走进一间低矮的茅屋：“你们的家能让我随便看看冯?”
“管，看吧。”小岗人齐声回答。
万里从庄西头一直跑到东头，挨门逐户地查看农民收入情况，当他看到各家各户把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在外面埋藏起未，高兴地对小岗群众说：“看起来。小岗真穷，以前‘大呼隆’把农民搞苦了、今年千起了责任到户，粮食大丰收，这下子就不愁吃的了。”
万里一行在副队长严宏昌家开起了座谈会。万里问：“你们讲讲，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最好。”群众齐声说：“包到户最好。”接着，他们把小岗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向万里做了汇报。
“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回答说。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评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去打了。”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在一旁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呗，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当领导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瓦房，还没有盖高楼呢，让社员富起未，家家都住上楼房，那才称心呢!”
谈话之间．好几家社员把炒熟的花生送来给万里吃。他们说：“万书记，多亏你叫搞‘大包干’，现在我们的花生收得很多。要是前两年未，我们想炒给你吃，家里还没有呢。”严宏昌的爱人段永霞用当年结婚时所戴过的墨绿色方头巾，装了满头巾花生，交给了万里。万里接过花生说：“我可没带钱哟!好吧。我把你们‘大包干’的成果带回去给省委常委们尝一尝。”
临离村时，万里一再嘱咐社队干部：一是要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实事求是；二是不卖过头粮，不搞浮夸风，要接受3年自然灾害的教训；三是要带领全体农民，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尽快富起来。(摘自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第201—202页；陈怀仁、夏玉润：《起源——凤阳大包干实录＞，第271—272页)
万里视察小岗，是永载小岗历史的一件大事。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万里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公社，传遍了板桥区，传遍了凤阳各地。每当区社干部制止和纠正包干到户时，社员们都说：“万里都批准我们可以学习小岗，你们为什么不同意?”群众利用万里的讲话，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的实行。
1980年存天，凤阳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户虽得到万盟的批准，促从全中形势来看，中国农村改革仍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主要表现在元月份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当时国家农委领导中的绝大多数要按现行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到户”、“也不要包产到户”。紧接着，由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此同时，万里调离安徽回北京工作，新的安徽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新的省委先后在蚌埠、芜湖召开的北四区、南三区地市委书记会议，对包干到户进行了指责。来自上面对包干到户的否定，给凤阳包干到户的推行带来了负面影响。被万里肯定的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再次出现了一点麻烦。3月18日，陈庭元在小岗检查工作时，严宏昌向他反映，公社还要他们合并成作业组。否则不给化肥、稻种。4月11日，陈庭元带着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田广顺、县委政研室主任周义贵、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等一同前往梨园，陈庭元对公社书记张明楼说：“你们怕把小岗包到户的漏子捅大了，公社吃不消，还要叫小岗子并起来，我们是理解的。今天，我们几个人都来了，给你们梨园担担子，如果今出什么问题，由我们县、区两级组织来共同承担。”这时，田广顺、周义贵、林兴甫也都说：“出问题，我们大家共同承担，还是把稻种拨给小岗吧。”在这种情况下，张明楼同意了。小岗包干到户的阻力，从此打下了句号。
名谚云：时势造英雄。古往今来皆如此。
600多年前，凤阳人朱元璋所面临的“时势”，正值元政不纲、四海鼎沸、群雄褐竿而起，改朝换代的年代。乞丐、牧童、沙弥、士卒——出身卑微的朱元璋，为保全性命于乱世，被迫从戎。初领24乡亲，南伐定、滁；后拥雄师百万，地跨江南。西定荆楚，东平吴越，南抚闽广，北入中原，与群雄并驱16年，天下遂定。如不是遇上乾坤转运的年代，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终不过是一位在凤阳乡村耕作的农民耳。这正如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感叹的那样：“吾昔微时，自谓终身田野间一农民耳!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600多年后，朱元璋的同乡——凤阳小岗人所相遇的“时势”，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结束．“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覆灭，我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之间的政权交接过渡，“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开展，全国人民对建国30年以来历程的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停止使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行定，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时。中国面临—场以改革为主题的大革命。
此时此刻，中国需要一批朱元璋式的人物站出来，面对“权威”、“理论”、“文件”、“制度”，敢于说“不”，敢于斗争，敢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使众多证据演化成新的真理，来驳斥、否定以前那些不合时宜的“教条”、“本本”和“主义”。
大乱必有大治。凤阳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易逞”(引自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的地方。朱元璋去世600年后．面临大改革的中国，再次选择了凤阳人当“主角”。小岗人正是在这种“拔乱反正”的年代，为了填饱肚皮，不承做前如“大跃进”政策下的饿死鬼，冒着“受批判”、“蹲班房”的风险．采用“赌咒发誓”、“捺手印”的方式，向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革命运动”，向“农业学大寨”永不倒的“红旗”猛烈冲击，冒死抗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火炬，照亮了人民的眼睛，是上至邓小平、万里、下至陈庭元、王郁昭等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帮助，是千千万万个凤阳农民式的、中国农民的同全力，终于使小岗人率先闯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大包干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
[采摘整理自相关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