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时光
二野，居于南美，正宗华人也。
（《陈寅恪与傅斯年》书影，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8元）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傅斯年乃大清开国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之后；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二人皆有显赫的家族史和骄人的荣光。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陈先后留洋16载，通解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
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代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大地陆沉，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被活活整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太息。
专家酷评：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
——朱大可
傅斯年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对北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何兹全
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的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二十一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很难想在百年中像还会有与之匹敌的伟大作品产生。
——资深编辑家/作家 杨力虹 许志龙 史奉真 杨君
当年明朋昨夜风
《陈寅恪与傅斯年》书影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何兹全教授在书房中审阅作者稿件（岳南摄）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协助一些人员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协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倍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归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1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作者岳南在何兹全教授书房中请教
推荐人简介：
何兹全，山东菏泽人，193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旋赴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归国，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1950年归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学术大师生活录，系列之一
陈寅恪进清华与考试制度的兴废
清华学堂古建筑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四大导师”。
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却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氏推荐，但事情办得却一波三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
除陈寅恪外，当时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所荐之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
始建于1909年的清华学校大门，现俗称“二校门”
为什么荐陈寅恪来清华令吴氏深感“费尽气力”与“难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氏若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与力气。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另当别论。而与陈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仿佛是异乎寻常的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到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与鼎力相助了。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征回忆，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蓝文征本人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结合吴宓的日记看，这话是大体不差的。
清华园内著名的“古月堂”牌匾
得益于陈寅恪家族在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与影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赵等三大导师，都与陈家有着一段交往渊源。出身江苏阳湖的赵元任家族虽与陈家无直接瓜葛，但赵的夫人杨步伟家族却与陈家属于旧识；而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并私谊甚笃。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年）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曾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学术著作几十种传世。1915年，王国维经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氏为陈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做诗吟赋，为儒林称道，二人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作为晚辈的陈寅恪对沈氏学问人格极为崇敬，在国内的几年，不时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与沈氏的影响颇有关系。正是通过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荐，王国维与陈家父子两代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时，曾专程拜访过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国维。
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左起：讲师李济，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为学生。时陈寅恪尚未到校。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陈寅恪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寅恪之父、进士出身，吏部行走陈三立，寅恪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年）变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并有机会对祖籍义宁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深为推崇。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才有了助陈寅恪来清华国学院任教的一段奇缘佳话。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回忆：“那时，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37]陈封怀此说恐怕不确，至今没有得到证据说明陈寅恪曾得到过三个学位。而梁启超所言当是不虚，陈寅恪留洋十几载，的确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氏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怎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磨之说我甚疑之。）……。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转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氏之博学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抗战前陈寅恪与夫人/女儿在清华园留影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于许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它事业中混迹。”
萧氏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陈寅恪也的确为学术界人士做出了不读博士拿学位，一心读书向学的成功范例。但此事体正如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唐德刚教授所言：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是“阎王做得，小鬼做不得”。也就是说，专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不求硕士博士帽子，名门出身，具有强大人脉背景和人际交往资源的陈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别是偏远地区贫苦劳动人民的孩子（当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
学位制虽说参与了一定并不见得正确的学术评价、学术构造和学术认定，但它作为对知识掌握者高度与标准的最终确认，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没有学位制的门槛和限制，就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坐标而言，恐怕在选拔人才和招贤纳士方面要糟糕得多。正如后来一直颇受争议甚而指责的中国高考制度一样，尽管这一制度越来越暴露出一些弊病，但在没有更好、更公平、更合理、更人道、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遴选人才途径之前，它仍然不失为最佳的一种选取途径。无论强调所谓的素质教育还是什么花样翻新的另类教育，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的现实情况下，通过高考途径看分数仍然是最合理，最能激发学生上进心，最能取得人民大众同情和理解，以及最有效阻止权钱交易，避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等腐败、丑恶现象的不二法门。假如没有高考途径与高考分数的严格限制与阻击，或将高考成绩弃之不顾，进大学校园全靠各自的家庭出身与人脉背景，专靠有权有势的朋友旧故推荐作保，必然走上政体的高度腐败、堕落与混乱无序，文化与学术将大踏步退化甚至毁灭，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案例，便是最好的明证。
著名作家/评论家何三坡，在家乡贵州读书时的学校现状
几乎所有的知情者都不否认，那时的所谓“推荐”，只是社会各阶层大大小小的权势者们相互争夺与妥协的“内部分割”，那怕是一个街道小厂，或一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他们的子女没有被“推荐”之前，是决不会有其它的“工农兵”跨入大学校门半步的——尽管厂长、书记的子女可能是傻子、神经病患者，或者地痞流氓加恶棍。同理，学位制可能为怀揣种种目的，甚至不正当目的的求学者提供了堂堂正正的掩饰条件和方便，但问题仍然不在学位制本身，而在于这一制度在被制订、理解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是否恰当。某些与学位制有关的痼疾，常常是这一制度实施不当造成的，是被人为实施中的不当或故意歪曲所导致，应该引起社会反思的是如何在实施中铲除阻碍、破坏这一制度的毒瘤，而绝不是学位制度本身。
从当年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在推荐陈寅恪之际同时推荐当时在学术界已是名流俊杰的柳诒徵、汤用彤等人来看，决定谁进门谁出局命运的终裁权，是捏在校长曹云祥一人手中的。曹氏开始时还不明就里，甚至傻乎乎地问这问哪，关注被荐者的学位与学问之高低大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曹氏才幡然醒悟，发现此事已与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多大关系了，真正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令陈寅恪较为顺利地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事实告诉世人的是，就陈、柳、汤三人而言，其学问各有所长，柳乃陈寅恪启蒙时代的老师，汤在哈佛时与陈、吴二人不相上下，并称“哈佛三杰”。1948年，陈、柳、汤三人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首届院士。以此经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从三人中选其任何一人都是合天、合情又合理的，但人们看到却是陈寅恪健步走入清华园那挺起的胸膛，以及柳、汤从朦胧的菏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清华园荷塘牌匾
需要继续补充的是，吴宓尽管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当时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眼中的地位并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声名却有点“功高盖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从梁在曹面前所说的那句：“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来看，当时的梁任公一定是绷紧了面容，甚至是声色俱厉的。在梁、王可能还有赵元任的合力围攻夹击下，已不是这位曹校长是否答应陈寅恪进不进清华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假如曹云祥“牙丁半个说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华校长那把椅子上坐稳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严迫情形中，曹云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请陈寅恪入主清华园——尽管可能心中还有点不太情愿，以致让具体张罗的吴宓“费尽力气”。
当然，此时的曹云祥可能没有想到，吴宓与梁、陈等人的到来，竟成为他的掘墓人，并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就合力为他敲响了前途的丧钟。在以梁、陈为首的反对声浪中，曹云祥只得宣布辞职，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清华园。当然，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
（ 《陈寅恪与傅斯年》书影，2008年6月出版，
胡适的满分考试作文题
清华园牌匾
1909年6月，大清王朝掌权者受时风熏染与国内外形势所迫，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这年8月，经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请准，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的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拨款修建馆舍，专门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进行留学生培训和考试场所。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从1909到1911年三年时间里，游美学务处于北京城内史家胡同等处考选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入选者到美后，视不同条件或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就读，或先进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而后再进大学。这三批人员，可谓最早的由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
清华园西门
这三批留学生的考试选拔规则是什么样子呢？它与今天的高考有区别吗？回答是，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区别，比如留学生考试的作文题，就与今天的高考类似，其他的科学也多有相似之处。我们从胡适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当时的线索。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考试中有幸考中，曾放洋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文学院长、校长，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把自己考试中的经历，以及榜上的名次作了这样几个片断的回忆：
参加考试时的青年胡适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引自胡适《四十自述》）
其实，这次考试胡适并没有达到各学校通常划定的及格线，平均分数仅得59分。既然要凑足七十人，招收的方式自然就是矬子里拔将军，这就决定了招考方顾不得投考者是打虎的武松，还是武松的兄长——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了。但无论如何，像历史上所有真正的招考一样，在发榜之前，考生们的心情总是怀揣一只小兔，恍恍然，砰砰然，坐立不安。尤其像自我感觉并不好的胡适就更是如此。许多年后，胡适回忆道：“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
胡适的聪明此时便显露无疑，人家看榜是从上往下看，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倒着看。当时自我感觉或实际情况考得比他差的大有人在，恐怕不见得都有自知之明和如此做法。当得知刚才所看的并不是“正榜”时，胡适如同从跌落的深坑又突然望见了暗夜中跳跃的鬼火，惶恐中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抬起衣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继续观看。榜文如下：
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宣统二年）
名次 姓名 年岁 籍贯 学堂 平均分数
1 杨锡仁 一八 江苏震泽 上海南洋中学 79
2 赵元任 一九 江苏阳湖 江南高等 73
∫ ∫ ∫ ∫ ∫ ∫
41 施赞元 二0 浙江钱塘 约翰书院 61
42 胡宣明 一九 福建龙溪 约翰书院 61
43 胡宪生 二0 江苏无锡 译学馆 61
44 郭守纯 二0 广东潮阳 约翰书院 61
45 毛文钟 一九 江苏吴县 直隶高等工业 60
46 霍炎昌 二0 广东南海 岭南学堂 60
47 陈福习 一八 福建闽县 福建高等 60
48 殷源之 一九 安徽合肥 江南高等 60
49 符宗朝 一八 江苏江都 两淮中学 60
50 王裕震 二0 江苏上海 美国加厘福宜大学 60
51 孙恒 一九 浙江仁和 杭州育英书院 59
52 何成[木矛木]一七 浙江平湖 上海南洋中学 59
53 过宪先 一九 江苏金匮 上海高等实业 59
54 邝翼堃 一九 广东番禺 约翰书院 59
55 胡适 一九 安徽绩溪 中国新公学 59
56 许先甲 二0 贵州贵筑 四川高等 58
57 胡达 一九 江苏无锡 高等商业 58
58 施莹 二0 江苏吴县 上海高等实业 57
59 李平 二0 江苏无锡 江苏高等 57
60 计大雄 一九 江苏南汇 高等实业 57
61 周开基 一九 江苏吴县 上海南洋中学 56
62 陆元昌 一九 江苏阳湖 上海高等实业 56
63 周铭 一九 江苏泰兴 上海高等实业 55
64 庄俊 一九 江苏上海 唐山路矿 55
65 马仙峤 一八 直隶开州 保定高等 53
66 易鼎新 二0 湖南醴陵 京师财政 53
67 周仁 一九 江苏江宁 江南高等 51
68 何斌 二0 江苏嘉定 浙江育英高等 51
69 李锡之 一九 安徽合肥 安徽高等 50
70 张宝华 二0 浙江平湖 美国加厘福宜大学 50
胡适继续说道：“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道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至此，胡适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砰然落地。
后来方知，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胡适回忆说：“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
执教北京大学时的胡适
胡适所说的胡达，共三兄弟，即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胡达后转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任大同、交通、东南等大学教授。在东南大学时与吴宓等一群重量级“海龟”同事，并造出了东南大学最为鼎盛的局面。1927年夏季休假回乡，为避暑到一个偏僻池塘游泳，用的是狗刨式。游到中途不幸其小腿肚子转了筋儿，不能继续蹬歪，乃紧急呼救。时值正午，乡民们正在家中睡觉午休，其声不闻。只有附近一个80多岁的老妪闻讯，住着拐杖，全身打着哆嗦赶到水塘边探个虚实。只见胡达在池中鸦子状呜呜哀叫中不住地点头喝水、吐水，情形甚急，性命甚忧，哪老妪却只能望塘兴叹而不能下塘救人。胡达在扑腾了一阵后，终于气尽力绝，没水淹死，年仅37岁。当然这是后话。
与原胡明复，后改名胡达颇为相似的是，胡适的名字也是留洋前才改的。胡在回忆中说：“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骍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此又见出胡之聪明。至于是大聪明还是小聪明，或者是否聪明反被聪明误等等，只能另当别论了。
参加考试时的赵元任
1910年8月16日，胡适、赵元任等留美学生在上海码头登船“放洋”，抵达美国后，分属于不同的学校就读，赵元任与胡适等人同入康乃尔大学（即胡适早年所说的康南耳），胡读农科，后入文学院，主修哲学；赵读数学、物理。1914年，赵元任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与任鸿隽（叔永）、杨铨（杏佛）、胡达（明复）、张准（子高）、周仁等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月报，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开展科学活动。与此同时，赵元任开始研究中国语言学，并与胡适等人写出了以“中国语言问题”为主旨的若干篇讨论文章。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研修哲学，赵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和科学史，于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赵元任
1920年，赵应聘回国入清华学校任教，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同年10月，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来华到各地做学术演讲，赵元任被推荐担当罗氏的翻译。此前，美国大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由“爆得大名”的胡适担当翻译，此时可见赵元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直逼胡适，非同寻常了。1921年8月，赵元任应美国哈佛大学之聘任讲师，主要讲授中国语言学，同年出版了《国语留声片课本》，并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等论文，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具有开创奠基之功。1925年，赵在美国所做的惊人成就被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彭春得知，乃有向曹云祥校长荐举之事，后来赵元任成为清华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与傅斯年》书影，岳南著，
北大学生傅斯年凭什么牛气冲天
延安枣园毛泽东旧居
1918年夏天，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的青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未久，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入图书馆工作。就在这个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适以及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一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毛泽东自传》斯诺录 汪衡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 著）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那么这位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后留学欧洲、回国后曾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何以小小年纪就如此狂妄，不把一代巨人/未来的国家领袖毛泽东放在眼里而牛气“冲天”呢？具体原因颇为复杂，但就大的方面而言，除了傅斯年当时是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有地头蛇的感觉外，与他本人的门弟出身、性格，以及过人的才气有很大关系。
清康熙皇帝赐封的傅以渐聊城故乡之墓地，站立者为傅斯年族侄傅乐铜（晨曦摄）
傅斯年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大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撑宰相职的傅以渐七世孙，当傅斯年成长的时候，他的家乡山东聊城仍有“相府”之称，尽管家道已经衰落，但仍有一股势力。加上傅斯年从小聪颖过人，在七岁时，就已经听中过举人的爷爷讲完了二十四史，及长，入天津读书，再以名列前茅的成就考氡本┐笱гた疲?懦?amp;ldquo;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一时声震天下儒林。
关于傅斯年的才气与性格中所具有霸气、霸道，以及踏入社会后折腾出的一番大事业与大事功，暂且不提。本文仅就通过检索大陆与台湾史语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对傅斯年在北大学习期间及留学欧洲考试时的分数加以疏理、统计并公布如下，以便让大家领略一下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的风采。
傅斯年考入北大预科时与其弟傅斯严合影
1913年夏，18岁的傅斯年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分在预科一类甲班。据1913年12月北大预科各班成绩表记载，傅考试成绩为：
国文85分、历史80分、地理80分、英文95分、英文100分、英文93分、德文80分、德文95分、外史96分，总计804分，平均89.3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4年，傅斯年成绩未找到，暂空。
1915年，据6月预科各班成绩表记载，傅的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163分，总平均89.5分，旷课扣分15分，全班排名第二。
1916年，傅斯年卒业于北大预科，秋升入本科国学门。其毕业考试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旷课扣分加3分，实得95.6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7年，第一学年课业成绩：
（各科略），总计755分，平均125.8分，扣分1，实得124.8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8年，（各科略），总计320.5分，平均80.1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9年，在北京大学本科国学门继续攻读，1月1日创办《新潮》月刊，出任主编。5月，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参与领导此次运动，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
同年夏，卒业于北大文科国学门。
第三学年成绩总计420.5分，平均84.1分，名次不详。
同年秋，傅斯年回家乡山东参加官费留学生考试，全省名列第二。
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为期七年的放洋生活。
或许，正是傅斯年求学时代历次考试所显露的骄人业绩，便是他一度牛气哄哄，心高气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缘由吧。
（ 注：傅斯年归国后，一度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底赴台北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病逝于台大医院，终年55岁。）
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
系列连载之四
从历史门缝中走来的大师们
刘传雷
傅斯年（左二）与陈寅恪（ 左三）等史语所人员在北平北海静心斋留影。
20世纪知识分子的衰变与受难
在岳南先生的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出版之前，就有很多民国知识分子个人传记面世，并形成了民国知识分子史热。易中天先生称之为“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关于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的书竟然成为畅销书，很多人也是啧啧称奇。其实这是一种社会症候——人们在阅读中想象对“独立”、“自由”的诉求。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偷窥欲，毕竟这里的历史图像曾被加了马赛克甚至被PS过。我们的历史教材便是集中有码和PS的历史画册。
按照R·G·柯林伍德的观点，普通的历史教育造成一种错觉：历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的确，一直以来，这错觉支撑着我们坚信的历史。事实并不像历史学家说的 “事实明摆在那里供人们使用”、“事实本身说话”。汤因比告诉世人：历史事实是一种制造物，只有在史学家的幽灵附身其上时，它们才会说话。于是，历朝历代的王者们将史学家变为幽灵，附身于散落在民间记忆中的往事。然后，历史成了摇摆于抹黑和粉饰之间的皮影戏——后台叙事有选择地开关历史之门，向世人展现迥异的历史景观。幸好，在这面华丽的景观上尚有供人窥探后台的门缝之一——人物传记。在众多人物传记中，岳南先生的这本书无疑将为世人瞩目。
透过岳南开启的历史门缝，我们得以领略民国初年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落。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顾颉刚……个个大名鼎鼎。放洋16载、通晓20几门语言、“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的人物”傅斯年，算是这个群落的两个中心。此书正是以陈、傅两位大师的历史性聚合离散为主线，为我们呈现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知识分子部落的生态。
在书中，作者并不是将具体历史事件单单作为人物的背景，而是使其与知识分子的命运相互嵌入，达到独特的对应和反观效果，没有任何让人生厌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维度，加上书中对几位大师的思想谱系、家族和地域的精神谱系以及学术家族联姻关系的梳理，我们读到的是多维的历史和立体的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秉承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文脉，对诸位大师采取敬而不媚的态度，书中我们能够读到精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崇高，也能看到大师们琐碎不堪的生活。书中经常提到傅斯年生气时，“小山包一样的身体”在屋里踱来踱去；还能读到他用胡适的“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来诉说包办婚姻的苦痛；儒雅的陈寅恪和雄辩的周恩来被恼火的辩友追打，逃进老板娘的房间；傅斯年在马赛拦截想家过度而偷溜的俞平；陈寅恪和吴宓的购书癖好；左舜生不顾毛泽东的脸面一味要见“那位往昔的影星蓝苹（江青）；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鄙视沈从文，警报响起，二人多路而奔，刘停，怒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当然，其间还能读到曾经被抬上神坛的一帮“知识分子”的无耻和龌龊。历史如此鲜活地向外喷涌，大师在嬉笑怒骂中从历史黑幕中脱身，穿过历史的门缝向我们走来。
知识分子的衰变与受难
我们的确在书中看到了一种“活着的过去”，迥异于干瘪的历史说教和想象。然而，这本书的最终责任不是把干瘪的历史画册，变成历史多媒体。它最终要告诉世人的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衰变与受难，并企及一种反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怀公共事务，且视之为个人责任，并在社会公共舞台上是体制的反对者或批判者。民国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从民国初年“成群而来”，到后来就连概念都衰变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种衰变是知识分子被矮化和自我矮化的进程，然而衰变的速度之快，可谓景观。在当下，真正知识分子的稀缺和民国初年的 “扎堆”，正好形成历史景观的反转镜像，反转的悲哀和无奈，只能用此书封面上一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聊以哀叹。正如书中所言“华夏大地再也没人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
傅斯年在台大办公室办公
与知识分子的衰变互为钱币两面的是知识分子的受难。读完此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对于知识分子，这段历史简直就是他们的受难史。以孤傲独立的陈寅恪为例，他自留洋直至1969年辞世，生活一直处于拮据之中。即使被今人视为光环的任教经历，其背后都有一次次苦难。视书如命的他几次被逼卖书维生、四处举债；身患疾病却只能祈祷家人不再得病否则难以存活；眼疾因营养不良而日益加重直至目盲；目盲足残却依旧被批斗……即使这样她依旧著作等身。国难战乱中，知识分子们一边四处避难，一边舍命抢救文化火种，从“内阁大档”、殷墟甲骨文，再到惺惺相惜的知识分子。然而，一直在抢救的他们，在抗日的时候还能被外界抢救或知识分子之间展开营救（尽管陈寅恪眼看着孔祥熙的二小姐的宠物狗独占一个飞机座位飞离即将沦陷的香港，而众人却无法逃离）。到了内战最后阶段，知识分子已是无暇顾及，分崩离析。再后来的文革浩劫中，1966年3个月内24名著名教授自杀身亡，让我们铭记书中的记述：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在此前后，作家孔厥等数十人已经在此跳湖溺亡。6月11日，历史学家汪篯，将自己反锁屋内，服敌敌畏，毒发后以头撞墙而死……从扎堆涌现到扎堆死亡，这也许就是朱大可先生所说的 “20世纪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命运剧变”吧！
衰亡、受难和剧变都是沉重的历史，感谢岳南先生轻盈的叙事风格，作者在有意无意间将知识分子们的“绯闻趣事”（例如：我们很少听说过那个知识分子敢踢领袖的肚子，刘文典就敢，还把老蒋踢得冒冷汗），穿插在这份沉重中的同时，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笔下也变得清脆——清王朝“咔嚓”灭亡了，国民党“咔嚓”完蛋了！这让我们在穿越这段历史时，能够体会到一种“含泪的微笑”。也许，我们都希望何兹全先生在此书《序言》最后提到的愿望。但是基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偷窥欲”，也许何先生的愿望只能打5折了—— “感知历史的真相”，而“吸取历史教训”似乎离当下阅读远了些。即使这样，岳南先生还是以详实的注释和丰富的史料，为“偷窥”提供了大量线索。
（作者简介：刘传雷，上海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博士/著名评论家）
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
系列连载之五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大？
陈寅恪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留影
上回书说到，没有博士帽子而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身份从容登上讲坛的陈寅恪一事。现在要讲一讲放洋16年的陈寅恪为何没有博士帽子，他到底懂多少种文字。
陈寅恪登上清华大学讲坛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坊间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也曾好奇又不解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滕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具体实践吧。那么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文字呢？
由于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可使沧海涌动，群山移位，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在详情。加之陈氏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是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据陈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回忆，陈氏在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显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辞。陈寅恪的受业弟子、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其“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据陈寅恪另一个侄子陈封雄回忆说：“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苦笑不得的表情。陈封雄曾对问过他的研究者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根据陈寅恪一生治史之“无证不立”的严慎态度，仅凭家属、亲友、弟子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证据难寻，但也决非一点线索未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氏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窥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大课，并震动了学术界。
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
系列连载之六
未完，待续
抗战中流亡西南的陈寅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及其他学术机构开始南迁。12月，已迁往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当局得令后，分成三路赶赴昆明。在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陈寅恪一家选择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氏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据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回忆：“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唐筼的故乡，其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还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面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面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
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晚年照
就在这短暂停留的时刻，胡适的爱徒、时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员、后为著名?教旃?费芯孔?业穆薅?儆氤乱?∫馔庀嘤隽恕Ｐ矶嗄旰螅?薅?倩匾洌旱笔敝醒性荷缁峥蒲а芯克?胧酚锼?⒈贝蟆⑶寤?雀咝Ｏ嗉棠锨ǎ?杭?诤?铣ど呈ゾ?г骸Ｔ?amp;ldquo;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瘦削的身影在广场上出现了。罗尔纲说：
一天，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
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停止了。
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
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
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
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
陈寅恪（中）与陈序经（左）/姜立夫二位教授合影
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异地他乡寒冷的冬夜，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与青年才俊罗尔纲的一席交谈，对后者的影响是重大的。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胡适耳提面命、不辞辛苦的栽培扶植，与陈寅恪等前辈大师这种礼贤下士的指导与鼓励自有关联。罗尔纲又说：“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得见到，那是多好啊！”可惜的是，陈寅恪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系列之八
未完，待续
仰望大师的身影
——读作家岳南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
石舒波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校园寓所阳台留影
回首眺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风景线，陈寅恪与傅斯年无疑是两座耸入云霄的昆仑双峰。这两座比肩而立的文化峰峦，以其在学术上筚路蓝缕开创名山大业的丰功伟绩，以其身处乱世矢志不渝的执着精神，以其高风亮节疾恶如仇的人格光芒，令后来者们高山仰止。当代实力派著名作家岳南先生的纪实文学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以如椽巨笔饱蘸浓墨重彩, 生动塑造了以陈寅恪与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和政治精英的群像, 作品写人状物，探幽烛微，将陈、傅二人的个人命运和学术活动，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以陈、傅二人的个人经历为经纬，描绘出鲁迅、蔡元培、胡适等２０世纪中国近现代学人和毛泽东、蒋中正等政治人物的生动群像，揭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部反映20世纪知识分子艰难心路历程与不懈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催人泪下，发人深思。
可以预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以现当代学人为描摹对象的纪实文学作品，将以其丰厚的内涵和严谨的风格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有评论家断言，在中国最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力作家的行列里，理所当然地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岳南。相信认真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的读者朋友，尤会确信此言之不虚。
１） 
这部作品最夺人眼目的闪光点，是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崭新的文学开拓。 作品的主人公陈寅恪与傅斯年，是在中国当代史学界和教育界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是事业上的同学同志同事，而且还是具有紧密关系的姻亲。二人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具显赫的家族史和不同寻常的身世，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傅斯年乃大清开国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之后，傅斯年之妻俞大綵乃陈寅恪嫡亲表妹。
二人由柏林大学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代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陈寅恪先生(1890-1969)，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世局巨变，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的旷代天才，也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被活活整死于大陆“文革”的硝烟。
主人公的命运是悲剧式的，而作品在人物塑造中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和社会意义的深入开拓，在文本的处理上，作者采取了双重立场：一方面，以纪实的手法和史家的眼光，来客观地真实再现曾经的历史，笔端触及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甚至于最为幽深的个人情感秘史；另一方面，又以现代人的视角远眺这一传统的人物故事，使其悲剧性的内涵得以超越并审美化。因此，在作品幻化出的是一个波澜起伏的历史的审美风景，在这一风景中，历史因为晕染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光辉而愈加深入人心，于是，消逝的岁月在作品宏大的叙事中重现灵光！
作品的语言，如行云流水，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读来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击节拍案。
经作者的生花妙笔，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坚守民族大义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呼之欲出。
２） 
以学术手法状写学人精神，是本书的又一突出特色。作品资料详实，论证严密，其在学术性上的开拓，在许多方面，堪称创举。
在学术研究中，陈寅恪与傅斯年都十分重视史料的运用。关于史料作为史的组织细胞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有一被广泛引用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而傅斯年更明确指出在历史研究中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并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
作者利用了大陆、台湾乃至海外的大量珍贵的公私档案文献，使作品具有了厚重的学术品位。
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傅斯年题字留念，语涉“项羽、刘邦”和“陈胜、吴广”，对于这句话，曾有研究者认为 “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而岳南先生做出了“此说恐怕有误”的判断，他分析认为，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氏之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哪位早己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 “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者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而在一些缺乏材料实证的模糊之处，作者决不妄加评论，而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多加注明：“因资料缺失，尚无过硬的反证，因而只好存疑，待后世高明者加以认证”。
在书中，像这样新材料的运用，新视野的学术分析，严格谨密的逻辑论证，为作品注入了高屋建瓴的学术内涵。
３） 
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现实意义。在政治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学术大师都一致表现出某种“疏离”的倾向，并一厢情愿地幻想所谓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历史转折关头的1949年，傅斯年附在国民党这个几乎被拔光了毛的骥尾上流陡千里，欲“跳”进了“一个火坑”（傅斯年语），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晚年的陈寅恪失明膑足，心中尽怀“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悲怆。
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民族情怀和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有“大炮”之名的傅斯年在其学术著作中，大力阐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的道理，不遗余力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在抗战胜利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坚决处置“文化汉奸”，并力将国民政府两任贪污腐化的行政院长赶下台来，其崇高气节，令时人惊叹不已。
陈寅恪在抗战中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学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重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中国要警惕西方文化侵略的危险，呼吁国人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这确是先见之明。
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学术大师，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这对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实践具有深刻启迪。
4） 
岳南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纪实文学尤其是考古纪实文学创作，他的理性与反省精神，他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执着坚守，他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在形成其作品强烈而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在海内外引来了无数的知音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与其系列作品《风雪定陵》、《万世法门》、《西汉亡魂》，既有一以贯之的大气磅礴的内在精神特质，以个体人物的心灵表现时代的风云给人以情感的滋养和理性的启迪，又有开创，标志着作者的创作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这部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与其说是动荡年代里两位学术巨人的心灵史，不如说是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宏观视野下一个东方民族的漂泊史。
莎士比亚的墓志铭上写着：“所有人的生命里都是一部历史”。当我们站在２１世纪回首眺望陈寅恪和傅斯年，才可能更准确地认识这两位学界巨人的真正意义。也正因如此，《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引人入胜、百读不厌的精品巨制才充分展现了其所具备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厚重和持久的艺术力量。
陈寅恪与傅斯年系列之九
未完，待续
我看到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陈寅恪墓碑碑文
作者：(和你在一起） 苗苗
到今天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看完了，岳南先生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本来更多是因为好奇于这样两位大师的声望而去浏览的，却在读得大师之外看到了另外一个国共两党，当然是不像从小的教科书里写的是红白对比鲜明的两党。在总总之中在体会到了这是两位怎样对整个中国的“历史”的历史有着怎样影响的大师和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大师是当然的大师，他们的伟大人格和对知识文化本身的开创性和伟大历史性贡献毋庸置疑，虽然他们那些掷地铿锵的著述我也并不知道哪怕其中的一个书名。像我这样的青年可能千千万万但丝毫不会影响到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然而，我倒是意外甚至惊奇地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国共，一个支持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共产党和他所忠实的国民党。当然更多的是我的想象或推测，书作者是在言大师而非国共，于是我陶醉的可能仅仅是我的想象。
傅斯年作为胡适的得意门生，被胡称为是千年不遇的稀有天才，作为北大出身的他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在中央研究院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了23年所长的他开拓了中国史学研究以史料为本的研究原则，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尤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众多对这一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在这一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功臣。“他将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研究，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这是听课者的感受，可以想见有机会听这样的大家享受醍醐灌顶的讲授该是人生怎样的幸事，在如今的大学学堂里已经几乎没有了可以即使如沐春风的老师了，更何况于此！他的《夷夏东西说》据说算是奠定他天才地位的一篇文章。听名字我已觉得头疼，即使置大作于眼前恐怕也没有耐性将其读完，但从对大师的那份高山仰止的敬重里我知道了大师对大师的意义。
同时傅斯年是忠实的国民党支持者，甚至是被共产党称为是为国民党“死而后已”的人。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关于中共早期他已有过这样的言论：“大体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意外，更加以国民经济整个崩溃而已”（《中国现在要政府》1932年）。在他看来中共学苏联搞的是专政而不是民主。这种看法在1946年他跟毛泽东的延安向会议后也没有改变，他看到的延安是专制愚民的作风，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也所以在他和蒋氏王朝“逃”往台湾后在台大的校园里他是公开声称“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去！”。我不敢苟同他的观点，因为我没有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也没有去阅读研究那个时期足够的史料，与我而言仅仅是简单的参考，但是，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思想的自由和信仰是应该被尊重的，知识分子是任何社会里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的本心里是没有害这个社会的意思的，而相反是拼了命的要助社会进步的一臂之力的，这一点“傅大炮”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于台下便是再清楚不过的明证。
陈寅恪被认为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历史大家，这是另外的大家对这位大家的恳评，陈寅恪最为推崇的神州大儒王国维湖中离去后，他的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思维恐怕为陈氏得了衣钵，我无法从他的大作柳如是别传里体会到这光滑，可是在傅氏或者说蒋氏王朝劝其一道前往台湾和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这位大家的行为里我看到了这种精神。众人赴台时，他选择前往岭南大学任教，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的写出了《柳如是别传》。而在文革中这个老人在凄风苦雨中伴随着功名小将的电闪雷鸣里奔赴了真正的自由之地。
不惧讽刺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党员（或许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作多情），或者是说我这个党员非常的有滥竽充数的嫌疑，对党史无知，对前辈不懂，而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知道在我心里那颗心的炽烈跳动为的是跟民族或者说国家有关的情感，而并非于党，当然他们三者在中国本就是紧密联系着的，所以才使我从未去真正考虑这个问题，或许也是随了风潮一般的进了先进的组织里。面对如此发于八十年前而我今日方知的言论并不能就是说我后悔了或者说是对他失望了，我只是想变得更客观对这个世界，可能我本身的这种客观并不会产生怎样具体的意义，但我相信这个国家里大多数的青年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近这个客观是会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执政党产生影响的，这客观本身就是民主进程的伟大一步吧，我不愿意自己是愤青，也不愿意被认为是愤青，当这个社会里偏激的愤青少一些，而平和的理性的人们多一点这个社会就进步了一大步，对，“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社会的一大步”
（本打算写的可以多一些，因为看得时候是在脑子里萌发了太多的年头，尤其可以有更多的关于陈寅恪，因为这个人是我几乎初中就听说过的一个人，但第一天先写了傅斯年，再到去写去，一下子觉得心里很乱，可能也是自己这两天的心情实在不好，就不继续了，草草收尾，哪天希望可以回来补课。本来就是个小感，可一下子又似乎对读书都怀疑了，也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系列之十
未完，待续
胡适为何在北大讲台上流汗？
胡适1917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9月任北大教授，
12月回家乡与苦苦等了他14个年头的小脚夫人江冬秀结婚。此为结婚照。
1916年，傅斯年（字孟真）与同学好友顾颉刚于北京大学预科卒业，继而升入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1917年9月，放洋七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 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学生时代的傅斯年
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出校门。就在这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满身霸气，具有梁山好汉气概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向其讲明一切，希望傅能以自己的威望拉胡适这位只比自己大几岁的“兄弟”一把。傅斯年接受了顾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傅斯年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发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满脸腾红，汗都下来了。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咬紧牙关，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总算是度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继续做他的教授。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渐渐转向了胡适。正如顾颉刚在回忆中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短短的几句话已充分流露了胡适的心迹，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陈寅恪与傅斯年系列之十 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