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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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血腥的奥斯卡获奖片】巴西片《上帝之城》

(2008-03-27 01:13:30) 下一个
【最血腥的奥斯卡获奖片】巴西片《上帝之城》

【专题文章】

拜访“上帝之城”

【南方周末】   2004-11-04 15:38:53

  拜访“上帝之城” 一部电影与它搅动的社会涡流
 
  □图Eduardo Sallouti

  【引子】

  “我们拍的一部电影刚得了几个奥斯卡提名”

  2004年7月20日,我在凌晨3点被一通电话铃声惊醒。
  “下午好,朱先生。”对方显然算错了时差。
  “唔,现在是北京的午夜3点。”我在半睡眠状态下嘟囔了两声。
  “对不起。我知道您正在为您关于巴西电影的纪录片拍摄寻找巴西合作方。我们有兴趣协助您在巴西阶段的制片工作。”
  自从我遵照巴西驻华大使馆的指示,在一个巴西电影合拍网站撒下英雄帖之后,已经收到了七八封电子邮件,都是有兴趣与我所在的央视《世界电影之旅》栏目这趟“巴西电影之旅”进行合作的制片公司。各自优势包括: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总经理的夫人是华人……但半夜三更打来电话的还是头一次。
  “我们是巴西的O2制片公司。是巴西最大的影视制作和服务公司。”
  我依然没有反应。“不久前我们拍摄的一部电影刚得了几个奥斯卡提名,片名叫做《上帝之城》。”
  我立刻从迷糊中清醒了过来。

  【电影】

  “上帝之城”因此成为里约最具国际恐怖知名度的艺术地标

  《上帝之城》是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瑞勒斯根据作家保罗·林斯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约热内卢最大的贫民窟之一“上帝之城”里,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在毒品、暴力和黑帮犯罪中绝望挣扎的故事。片中主人公泽·比切诺作为“上帝之城”土生土长的毒枭,曾经统治这座贫民窟多年,直到他在一场黑帮火并中被乱枪射死。《上帝之城》大致以他的短暂一生作为影片的时间跨度。

  《上帝之城》导演费尔南多·梅瑞勒斯

  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研究生,CCTV-6编导朱靖江制作《巴西电影之旅》,走进因电影成名的贫民窟。图为摄制组在入口处进行拍摄,楼上印着“上帝之城”的葡萄牙文名字。


  费米诺向摄制组介绍身后的“上帝之城”。他生于斯,长于斯,即使因为《上帝之城》而成名之后,也没有离开这个同时成名的贫民窟。

  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均来自里约的各大贫民窟,更因其对巴西底层社会的深刻揭露和残酷写照,引起了全球性瞩目,不单引发了巴西国内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社会改革大讨论,甚至一度成为当年总统竞选的热门话题,而且还获得了今年第76届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四项提名。导演梅瑞勒斯从此蜚声海外,“上帝之城”也因此成为里约热内卢最具国际恐怖知名度和致命诱惑力的艺术地标。

  【现场】

  “一旦看到有人拿着枪走来,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拍摄,并向他们解释这些镜头里根本没有他们”

  2004年8月16日,中午的阳光刺眼地照耀着尘土飞扬的一方小空场。我坐在一间小吃店门外的塑胶椅子上,大口吞咽一块内容不详的三明治,观察对面几位黑人兄弟面色凝重地打着电话。一块路牌斜插在便道上,上面用葡文书写着“上帝之城”几个大字,和《上帝之城》DVD封套上的拼写一模一样。

  我们的面包车就停在不远处,摄像机、照相机、三角架等敏感器材,在本地人的警告下一样也没有拿下来。车门敞开着,据说这象征着车里没有暗藏武器或杀手。名叫马赛罗的大胖司机——他还是里约市区的一位警察,究竟哪样是兼职,我也没搞清楚——站在车门外面,神经质地瞄着过往的路人,大有见势不妙上车就跑的动向——马赛罗现任妻子的前夫就是在安全系数较高的马拉卡纳足球场门外被黑社会的流弹击毙的。买三明治的时候我们还得知,两天前这里刚刚在枪战中断送了一条人命。

  打电话的黑汉子们当中最扎眼的是我要采访的年轻演员莱昂德罗·费米诺,也就是在电影《上帝之城》里扮演本地魔头“泽·比切诺”的那位仁兄。他用招牌般的嘎然怪笑结束了最后一个联系电话,站起身来,招呼我们上车“进城”去。我之所以选择在这个“鬼见愁”的地方采访他,不单因为这里正是电影所依据的真实场景,也在于费米诺本人就是“上帝之城”的土著,而且一朝成名之后,依然生活在这里。

  “‘上帝之城’这半边的老大都已经同意我们拍摄了。”随行的O2公司制片人边卡·克罗娜告诉我,“另外半边的拍摄许可还要再谈谈。当年费尔南多·梅瑞勒斯也是这样拍的。”这倒是真的,一周前我在圣保罗同梅瑞勒斯聊天的时候,他就曾说过:“里约所有的贫民窟都被毒品贩子们所控制,所以在你进入这类地方之前,必须先和某人交涉,以获得拍摄的许可。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面包车里因为临时塞入几条彪形大汉显得有些拥挤。居中端坐的费米诺在气势上与电影《上帝之城》中的黑老大泽·比切诺一般无二。在短时间的默然相视里,我反复回味着这次巴西之行的种种超凡脱俗之处:和“球王”贝利纵论足球与电影;坐在巴西文化部长——同时也是歌坛巨星——吉尔贝托·吉尔的演唱会后台上,领教巴西音乐之精髓以及艺术家的社会使命;在午夜时分踏进贫民窟“红树桑巴学校”的大门,对着身份诡异、舞姿绝伦的美艳女郎们狂拍不已;再就是将二十年来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一干巴西电影大腕轮番走访,从梅瑞勒斯本人开始,直至以《蜘蛛女之吻》和《卡兰迪鲁》名动江湖的老前辈埃克托·巴本柯。而执导过《中央车站》和《摩托日记》的沃尔特·塞勒斯,由于出国迟迟未归,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的弟弟,刚拍竣巴西总统卢拉竞选实录纪录片的莫瑞拉·塞勒斯。

  在这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当我坐在毫无防弹功能的面包车里,慢慢驶入令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城”时,忽然觉得此前的种种“艳遇”都还只是铺垫而已,好戏或许才刚刚开始。

  我们在一条通直的街道边停下车来,两侧的红砖院落与两三层高的自建小楼,和我在祖国各地城乡接合部所见的建筑风格大体相仿。费米诺当街站定,示意我们可以在此拍摄访谈。小楼的窗户里探出几个好奇的脑袋,路上不时有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就在我准备开腔发问的时候,他忽然很严肃地下达了一道“最高指示”:“一旦看到有人拿着枪向我们走来,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拍摄,并向他们解释这些镜头里根本没有他们。”仿佛是为了配合他的危言,从几条街道的后面忽然传来一阵“哒哒”响声。“条子们又在装腔作势了。”费米诺的阶级立场坚定地凸现出来。

  我们站在破败的贫民窟街头,在枪声伴奏下,聊起他的人生历程和《上帝之城》这部电影。“费尔南多·梅瑞勒斯在里约创办了一个‘我们来自电影’训练班,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演员来拍他的电影。”费米诺一边说,一边和往来的熟人打着招呼,“一天,我的邻居杰谷告诉我:‘嘿!有人正在招考演员哪。’我说我可不感兴趣,因为我打算参加空军当飞行员。但我又转念一想:‘好吧,既然大家都去,那我也去看看。’第一轮考试是面对摄像机讲述我的个人经历,通过之后,又经过其他几轮测试,我最终被选入了这个2000人的训练营,在那时,我已经喜欢上了表演。一年之后,训练班只剩下200人,我又参演了费尔南多执导的电视片《金色大门》。然后他们就通知我,让我在《上帝之城》电影里扮演泽·比切诺这个角色。”

  【背景】

  “我必须从贫民窟找到他们自己的代言人”

  梅瑞勒斯之所以不惜时间和工本地在里约搜罗贫民窟青少年出演他的电影,与他们这批巴西电影史上“迟到的一代”所独具的文化背景大有干系。早在1960年代,巴西曾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下,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巴西新电影”运动。这一电影运动带有鲜明的左翼政治诉求和文化批判色彩,曾经在拉美乃至全世界影坛上光芒闪耀。但随着军方在1969年夺权当政,众多“新电影运动”干将或流亡海外,或蛰伏边地。

  1990年代初,正当军事独裁政体瓦解、民主制度重建、巴西电影人以为春光再现的时候,新总统科洛尔·德梅洛却废除了电影资助法和国家电影机构EMBRAFILME(其实他连巴西文化部也一并废除了),令巴西电影业彻底崩盘。原本要投身电影创作的一批青年人(包括沃尔特·塞勒斯和费尔南多·梅瑞勒斯)只好转身去从事纪录片、短片或电视广告之类的周边行当,一晃就是将近十年。

  直到塞勒斯的《中央车站》令巴西电影重又赢得国际声誉,这些初执导筒的“新电影导演”们都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他们几乎无暇再琢磨电影的本体价值或形式美学,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唤起公众对电影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向他们的观众发出呐喊:“看看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吧!”

  “巴西的主体是一个很贫困的国家,我们却对此几乎闭目无知。从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巴西中产阶级生活,它从来不展现巴西的另一面,因为人们认定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梅瑞勒斯坐在他的工作室里对我说,“因此,新一代电影导演更愿意讲述真正巴西的故事——来自巴西另一面的故事,那也正是我拍摄《上帝之城》的目的。我希望说出巴西贫民窟真实的历史,但却不是以中产阶级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让我们从它的内部观望,将摄影机摆在贫民窟的里面,关注其中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因此,我必须从贫民窟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代言人。”

  【现场】

  “泽·比切诺的时代比起今天其实更安定祥和些”

  对费米诺的采访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漫步在“上帝之城”残破的街道上,参观这标志于里约热内卢版图上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巨大贫民窟——像这样的贫民窟,在里约不少于400个。在电影版“泽·比切诺”的带领下,黑压压的一排人齐头并进,颇有些《上帝之城》里黑帮列阵出征的样子。路旁的排水沟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几个小男孩骑单车滑过我们身旁,向费米诺高喊着“泽·比切诺!”他的确已经是这片贫民窟里的偶像,但我始终不能确定的是:这些孩子崇拜的究竟是这个演员,还是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黑帮大佬。

  关于泽·比切诺其人,关于那段在电影中被重新诠释的历史,似乎在“上帝之城”有无数个不同版本。
  当我们路过一个肮脏的街角时,一群黑人兄弟正在烟气腾腾地举行烧烤啤酒宴,为首一名铁塔般的大汉据说是本地最有影响的民间音乐家。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分享在铁篦子上滋啦作响但看上去成色可疑的烤牛肉,我们则回敬以中国产“红河”和“中南海”香烟。

  音乐家先是畅谈了一番他的艺术追求和在贫民窟里安贫乐道的生活理想,然后严肃地告诉我说,《上帝之城》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将泽·比切诺拍成了一个黑人,实际上,他根本就是一个白人毒贩;而在电影中血肉横飞的那场黑帮火并,其实也是子乌虚有。但另一位上了年纪的小店老板,据说小时候给泽·比切诺送过货的,则断言那场血战确实发生过,不过就“上帝之城”的社会环境而论,泽·比切诺的时代比起现今其实还要更安定祥和一些。

  泽·比切诺的种族成分的确是一个问题。在《上帝之城》里饰演敌对派白人首领“土豆”的巴西著名演员马蒂修斯·纳什盖尔曾对我说,早在1998年,当他们都还在电影界寂寂无名的时候,梅瑞勒斯就曾邀请他扮演泽·比切诺。后来纳什盖尔主演了几部电影和电视剧迅速走红,梅瑞勒斯就开始犹豫起来,不想让这张观众喜闻乐见的大脸毁坏了他还原历史真实的野心。纳什盖尔再三表示要混同于普通群众演员,哪怕毁容也在所不惜,这才在《上帝之城》里捞到一个“土豆”的角色。但也可见梅瑞勒斯眼里的泽·比切诺究竟是黑是白,似乎并不在他考虑的“真实”语境之内。而且在巴西这个人种混杂的“熔岩”社会,谁能担保自己身上是百分之百的纯正血统呢?

  费米诺领我们参观了“上帝之城”里的一间文化中心,门外一群练柔道的男孩子都穿着雪白的练功服,一副朝气蓬勃的健康模样。楼房里有一个小剧场,舞台前方的几个年轻人怀抱吉他,跟一名音乐老师学练和弦。老师说他坚信艺术的感化力量,一定要用手中的琴驱散笼罩在“上帝之城”头顶的毒品阴霾,他随即为我们弹奏了一曲,因为太过紧张,多少有点跑音走调,但我依然感到很温暖。

  【画中画】

  我在巴西看到了一种担当的责任:既不临阵脱逃,也绝不失声变调

  就在访问“上帝之城”的当天上午,我们还参观了一家位于里约市区的小型电影学校,这就是费米诺所提到的“我们来自电影”。它肇始于梅瑞勒斯寻访演员时期的表演训练班,但在电影封镜之后,这个临时性机构却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每年都有上百名来自贫困社区的孩子来这里学习电影的编导、拍摄、剪辑和理论知识。而在学校里担任培训工作的,大都是曾经参加过《上帝之城》影片拍摄的“黄埔一期”毕业生。

  向我们详细讲述这个贫民电影学校缘起的教员,是在《上帝之城》中扮演过第一代黑帮头目“鹅子”的演员达兰·坎哈。当《上帝之城》曲终人散时,成百上千名被电影启蒙了的青少年就不想重回没有目标前途、只有苦闷绝望的贫民窟生活。梅瑞勒斯等一干人也不愿意重蹈前辈导演埃克托·巴本柯的覆辙———他在1980年代拍摄的名片《毕肖特》中,起用了一名流浪街童担任主演,影片虽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但这个小演员却在拍摄结束后重返街头,最终毙命于黑社会的枪下———于是出资将这个学校继续维持下来,又逐渐将它发展为一家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为贫民窟里的青少年实现他们银色的梦想。

  如果只是把“我们来自电影”学校当作贫苦少年找出路的“技能培训班”,其实还远远低估了巴西电影人希图以电影影响社会、改造民生的想象力和精进心。“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还做了一些更有益的尝试。”“鹅子”达兰·坎哈一边播放学生们拍摄的短片,一边对我说,“我们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看电影,这样他们就可以彼此交流,相互争论,逐渐理解在他们生活环境以外别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上层社会、中产阶级还是底层贫民的孩子,无论来自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学生,他们都可以参与讨论,尝试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不单从他们自己的立场,也学会用别人的观点来认识社会,理解生活,让他们对影响我们社会所有阶层的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展开探讨。我们因此而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我曾于4年前拜访过伊朗德黑兰的“青年电影协会”,同样见识过伊朗青年人追求艺术梦想的热望和决心,但里约热内卢这所贫民电影学校却更为真切地触痛我的灵魂。我在巴西看到了一种艺术家担当的责任:既不临阵脱逃,也绝不失声变调。

  “在巴西,电影还有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对于一部电影,人们还会展开讨论,进行争辩,彼此交换意见。”莫瑞拉·塞勒斯告诉我,“我们巴西的电影人依然怀有这样的雄心———而这种心态在许多国家的电影人身上早已消逝不见了———那就是拍摄一部电影,其目的是为了探讨这个国家,探讨各种社会问题。虽然我们并不反对娱乐,而且认为娱乐是电影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它也绝非电影的全部价值。在巴西,这正是我们的立场。”

  【现场】

  “如果18岁前没有沾上黑帮,此后,孩子们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非常低”

  时近黄昏,我们在“上帝之城”的漫游也将近尾声。在夕阳映照下,白天显得破旧的平房也多少有了几分金色的尊严,虽然墙壁上密密麻麻的枪孔依然裸露着这里致命的危机。费米诺制止了我的摄影师打算爬上一处高台拍摄“上帝之城”全景的职业冲动,因为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枪弹都可能让他魂断异乡。

  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之下,费米诺指给我看这里连绵成片的穷街陋巷:“你永远也说不清楚这些孩子们会做什么。如果你认为他们可能会走上帮派犯罪的道路,那也绝不是没有可能。我们没有良好的学校,这里的公立学校糟糕得像一坨屎。孩子们忍饥挨饿,破衣烂衫,家庭残缺,所以当他们走出房门,看到一个家伙脖子上戴着金项链,骑着摩托车,穿着一身名牌衣服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也要像他那样!’怎么做好呢?干脆去加入犯罪团伙吧,因为那就在他的身旁。

  “而在电视里,孩子们所看到的主人公都是白人,钱包鼓鼓,家境殷实。你从来不会看到任何一个电视英雄是住在贫民窟里的黑人。这些孩子没有其他什么人值得去模仿,去参照。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像我那样,有一个健全的家庭,父亲不是酒鬼,母亲对子女充满爱心,给他们穿,给他们吃,那他们也许就不会卷入黑帮犯罪的漩涡。正如小说《上帝之城》的作者保罗·林斯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孩子们在18岁之前没有沾上黑帮或者毒品贩子,那么过了18岁之后,他们的犯罪可能性就会非常之低。’”

  我们终于像兄弟一样拥抱告别,费米诺和他的几个朋友转身走回属于他们的街区。在马路的另一边,马赛罗的面包车正不安地等着我们。当汽车缓缓地驶出这片因一部电影而名扬天下的贫民窟时,我的脑海里还回旋着“鹅子”在电影学校里所说过的话:“通过这部电影,我们才能像骑在彗星上一样飞向天空,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帝之城》正是这一切最主要的动力源泉。我们因它而踏上旅程,它将我们的生命价值提升到一个未曾企望过的新高度。”夜幕降临,里约热内卢漫山遍野的贫民窟都打开了昏黄的电灯,把公路两边的风景打扮得像悄然坠落的星空一样。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CCTV-6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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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概要:



【影片的真正主角不是人物,而是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60年代开始一项号称“上帝之城”的住宅修建计划安置贫民,80年代初这一片地区成为了里约热内卢最危险的地带。巴斯卡普带我们来到“上帝之城”,他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被残暴、贪婪、复仇、野心、背叛、掠夺所裹挟的混乱生活以及最终导致的一场灾难性的黑帮争斗。虽然从小就要辗转于匪徒间求生存,但胆小怕事的性格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却使他一直能平安度日。60年代晚期——11岁男孩巴斯卡普看到一名摄影师在抓拍,充满惊羡的他暗自决定了自己的理想。而和他同龄的男孩达汀荷却一心梦想着成为里约最危险的罪犯,他替当地的匪徒跑腿卖命,崇拜加比内里和他的帮派——这一伙匪徒犯下了多起大大小小的武装劫案。加比内里给了达汀荷第一次杀人的机会,光阴流转间,杀人对于达汀荷已如儿戏。70年代——巴斯卡普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奋斗,他战战兢兢地在黑帮与正派人之间踩钢丝。而杀人如麻的达汀荷已成为一名小头目,他的野心还在不断膨胀中。他发现贩卖毒品比抢劫更能牟取暴利,于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毒品交易,并迅速扩大。80年代早期——在多次失败的抢劫后,巴斯卡普终于弄到了一台摄影机,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摄影师。达汀荷亦梦想成真地当上了里约热内卢最令人胆寒和敬畏的毒品商——这一年两人年满18岁。达汀荷的话在“上帝之城”就是法律,他的儿时伙伴组成了他的顾问团,大批9至14岁的男孩结成了他的军队。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直到曼尼出现,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友被强奸,父兄被杀害,怒火中烧下决心杀达汀荷以复仇。他的宣言传开了,一群同样备受达汀荷凌辱的少年聚集到了一起。“上帝之城”里战争一触即发。巴斯卡普只是上帝之城里的一个旁观者,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目睹了人类世界是如何因无休止的暴力被宣告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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