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时光
二野，居于南美，正宗华人也。
正文
蒋纬国口述自传（5）
父子情深
（一）亦父亦友
父亲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保留，也没有顾忌。我与父亲相处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到台湾以后，父亲休闲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里山、花莲、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还有武陵农场和嘉义农场二处地方，这些休憩处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这些地方房子并不好，但是环境风景很好，而且远离城市，每一个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亲觉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时，都会到某个休闲处度假，少则三天，多则一个礼拜。不过，父亲虽然是去休假，还是会接见外宾，请外宾在那儿住几天。例如奥国的最后一位逊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来都会与父亲聊上几天。这位老先生非常有学问，也很了解东方思想，与父亲很谈得来，他也讲了很多欧洲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对欧洲如果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二）慈湖购地
父亲不仅会看风水、面相，还会奇门遁甲。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们都不曾去过。那天我们开车到慈湖附近，车子靠边停下，我与父亲下车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亲说：“那里面应该有个湖，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原来是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已经开采完了，变成一个废坑，外面脏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们走了一圈，父亲就用手指了一指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就说：“这个地方好，我们下次再来，今天没时间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图，确定位置，当天夜里我就查了地图，地图上果然有湖的标示，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湖。
第二次去慈湖时，父亲带了一个罗盘，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中国罗盘的模样，父亲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父亲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国罗盘，另一方面拿着罗盘对方位，对到一个地方时，父亲说：“就在这。”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说：“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我说：“父亲不能再讲了，讲了以后明天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回来以后，我就托朋友去问地主，地主一口答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生产不出煤来，形同废地了，有人要买，当然很高兴。当时父亲还说：“看样子，那边有个山腰，过了山腰应该还有一个湖，下次找个机会去看看。”后来我们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个湖，他看了一看说：“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
后来我在高雄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小学没有毕业，卖报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门遁甲的能人，拜济颠活佛为师，曾开过一次堂。我先认识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人不会讲台湾话，讲台湾话无法成句，可是等到济颠活佛一上身，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头头是道，与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张大红纸，画了慈湖的山势图后对我说：“这个山势是一条龙脉，有老龙、大龙、小龙，那只小龙就是你。老龙的龙鬓勾着大龙的龙鬓，把他提拔起来。小龙在慈湖的另一边，头回过来向老龙致敬，老龙用一只眼睛看着你，他始终在照顾着你，但是并不把你拉起来，这是帮你的忙喔。你不要以为老龙没有照顾你喔。小龙后有一个后慈湖，大龙后有一个前慈湖，你不要以为前慈湖的水有多么好，要不是后慈湖的水流过来帮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干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后慈湖是你，你始终在帮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够高，堤坝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够再提高一尺，对你哥哥有帮助。”我说我不能讲话，他说：“你将来会有机会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堤坝崩溃了，水通通流光了，他们再造堤坝时，我就暗中跟建堤坝的人说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够提高。
这种奇门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说以我的知识与学问不够资格说我信，更不够资格说不信，要说不信还得有相当的学问来证明这套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才能说这一句话，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承认这许多事实。这几十年来，我也亲自看过许多事情，并不是假的。不过，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个理论，每一件东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里面，而不是两件东西相对称，否则每件单独的物体不会存在，因为单阴不成，单阳也不成。
（三）学理沟通
1、道德与学术
我与父亲两人常常相互发明，在哲学基础上，父亲指导我的很多，但是也由于我能体会父亲的哲学思想，然后再从科学方法上向父亲建议，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道德确实有其绝对标准，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相对标准，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愿意在跟随你的时候把坏的品德藏匿起来。例如有一次英国政府从死刑犯中挑选四个学有专长的人做敌后工作，完成任务后，英国颁发他们最高荣誉勋章———吊袜带勋章，试问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还是没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难以论断，因此选择一个干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发挥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计较。
后来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时以我数理方面的基础，加上对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事物的体会，在军中也是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慢慢往上进入战略的阶层，所以与父亲谈话时非常容易沟通。我有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我非常钦佩，他说：“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总理曾经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治学如积财。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远的哲人
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蒋纬国口述自传（6）
几点答疑
问：听说老先生有一个习惯，他不与黄埔学生握手，也不给钱，但是遇到非黄埔学生，也就是其他各军系投诚过来的将领，不仅会与他们握手，还会一见面就给钱，而且有的给很多。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无补充或解释。
答：我没有特别的证明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想父亲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随父亲几十年，发现他最高的艺术是化敌为友，保持相安无事，到时候能用则用之。固然有时候他也受到欺骗，也因此而影响大局，但是，这点终究还算小事，在重要问题上，他都是以争取同盟为主要目的。这些非中央军系的将领，因为父亲仁慈为怀的精神，而被争取过来者为数不少。父亲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尽力把他争取过来，至少让他们不闹事。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所以父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有些地方，父亲则是动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国内的大老处，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我去接送。虽然父亲没有明讲，但是我的体会是如此。父亲也知道我懂得这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还要我去关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让客人觉得很开心。此外，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父亲也是派我去联络感情。我总觉得父亲对人诚恳、热心，尽量让别人不感觉自己是外人，然后再给予一些好处。送钱大概都是透过哥哥，送礼物则是透过我，这是两个孩子运用不同的地方。国外的老太太则透过老夫人打理，与她们喝茶、话家常、送礼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就由我和内人一起去。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觉中，父亲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当年边区的领袖都拉拢得很好。我也从这点领悟出来，父亲比孙子兵法高明，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父亲的方法是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备战，显示国威，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化敌为友不仅消灭了阻力，甚至还使阻力变成助力，固然后来有若干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但一般来说，情况都在掌握中。父亲从来不假手秘书，也不用打字，都是以亲笔信函与他们联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义（时傅担任华北剿共司令），传达父亲的意思，本来父亲希望傅作义往海边退，而且接他的船都准备好了。我为了表现诚意，还对他说：“父亲说如果您朝东走，要我在这里多待几天，陪您上船，只是我没带人来，起居方面要麻烦老伯了。”这就是表示我的诚意，愿意做他的人质，并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说：“你回去跟令尊说，这边没有什么事情。”虽然他嘴里这么说，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稳定。他拿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拿着火柴没有点燃。跟我讲话时，在亭子里转来转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后，替我点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支香烟给我，原来那一支才刚点着没有多久。他又从口袋里拿了一支香烟往自己嘴里头塞时，才发现嘴里已经叼了一支烟，而且那一支香烟也没有点着。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稳定，究竟是要撤退出来到南部重起炉灶，或是回老家包头，还拿不定主意。他总觉得以保全自己为要，而且我去见他时，在在表示父亲对他的关切，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包头。
东北的失败，卫立煌要负野战战略错误之责。好几次都是父亲将局势部署好，要他执行，但是他都没有照着做，听说还把运输队用来运送他自己的东西。但最大的错误还是军政方面的错误，也就是没有接收伪满军。
问：大家认为老先生指挥部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指挥部队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队，不告诉其部队长，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自己部队不知在何处。您对这点有何看法？
答：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四十八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结果第二次父亲去看时，方先觉只派了一个班守高地，父亲又说了一次之后，他总算派了一个排，父亲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后来父亲提醒方先觉要派一个营守住高地。当高地只有一个排看守时，曾经被日军攻取，方先觉指派了一个连，也无法攻上高地，后来是逐次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时，才将日军消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只有一个班在高地上。夺回高地后，父亲说这个高地要确实守住，所以衡阳才在拖了四十几天以后才失守。从这个例子来看，有些地方实在不得不越级指挥，因为有些部队长靠不住。很多部队长从军校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升级当营长，部队指挥经验实在不够。
问：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问题，所以刘安祺当总司令时，他曾经跟刘安祺开玩笑说：“几个兵团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老先生把军队集中在三个人手里，一个是陈诚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一个是汤恩伯系，而且每个人的军队都超过五十万人，陈诚的军队更多，此举引起其他人不满。巧合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如果真的把“国军”变成“浙军”的话，会造成其他军队的反弹，对局势影响很大。
答：我想这个现象恐怕也是时势造成的，他们虽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并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陈诚在东南，汤恩伯在江苏，部队都不在一起。我对胡宗南将军很失望，父亲那时对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干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没有好好运用。
问：陈诚用的是保定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胡宗南用的是黄埔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汤恩伯用的是士官学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学生。三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样，比较起来，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差不多，黄埔军校稍微差一些。以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来说，陈诚的部队较多，胡、汤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军队的干部教育很重要，当年这些将领除了军官学校教育之外，战术教育及战略教育是无从无处去学习的。
问：他们当然有一点战场经验。
答：只凭战场经验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每一次所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并不妥当。有人说中共了不起，他们有所谓的“一点二面”、“围点打援”、“阻援打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传达战术。 “一点二面”的“一点”是指目标，“二面”是指两路进军，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称赞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从西南、另一路是从东南包围上去，包围时候的拦截点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点”还是“围点打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此时要“阻援打点”，另外一个时候要“围点打援”，假定是一个包围，为什么要用一一包围？或二一包围？他们的术语都是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中共直到把我们的战争学院课程偷去后，才有完整的野战战略教育，从他们所编印的《大部队指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的内容就是战争学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这点，我觉得郝柏村该负责任。他在战争学院又加上一个班，没有进过那一个班就不能升将官，于是就贬抑了野战战略教育。现在课程时间又缩短了，磨练也不认真了，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时，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上课时，一定会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于加强敌人的实力。
问：谭延闿在世时，对老先生非常好，而且这个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会发生扣居正、扣胡汉民等事了。我看过他与赵恒惕之间的信件，他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而且写得规规矩矩的。
答：他的长子谭伯羽与我较熟，早年在驻德大使馆当经济参事，为人相当君子，而且德文相当好。他说起德语来，与德国人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蒋纬国口述自传（7）
家世与童年
身世之谜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蒋纬国口述自传（8）
家世与童年
童年琐忆
（一）死里逃生
民国六年前后，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开始，父母亲以为我得了急惊风（因为穿堂风骤然把门窗关上，引起惊吓，而哭闹不停），他们为我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位医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据他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可能是被蟑螂传染，但是他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亲每天抱着我，便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来的，还是来抱孩子来的？为了小孩，你们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这个小孩，抱得活吗？你们又不懂抱孩子，现在又放弃了革命，你们成天在此地苦恼算什么呢！从明天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给我，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父母亲被果夫夫人这么一说，就出去工作了。当时是上海最乱的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总理本人虽然没有消沉，但是也实在是一筹莫展。
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药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这种药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药量，而且用金纸包起来，所以称为“金老鼠屎”，样子跟米粒很像。通常这种药是有人吞鸦片烟自杀时用来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睁开眼睛，也不哭闹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药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后，我的病就好了。不过，那位日本医生还是继续来看我，让我服用西药，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以后求学的时候，凡是与计算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能超过两个钟头，过了高中之后，脑子已经成长完成，就不必限制时间了。”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生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才。真是感谢老天，我的脑子没有因为这场病而受伤，病后的保护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过八十岁寿诞，席开八十桌，那时我正在高雄大演习，特别搭飞机回来为她祝寿。在寿席间我把当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诉宾客，并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我又连夜搭火车回高雄继谈演习。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有一段痛苦经过，那就是童年时光。
父亲在十六岁时（民前十一年）与毛氏夫人结婚，不过，父亲在出国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经把毛氏夫人休掉了。从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离婚。父亲是一个在农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顺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怎会忍心抛家离井，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再说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家，因为对祖母来说，父亲是独子。我的大伯父是孙氏祖母所生，并且过继给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小叔叔，可是他在四岁时就夭折了，因此，父亲在家里是独子。如果不是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他也不会如此狠心离家。
民国九年，因为祖母有严重的气喘病，父亲要母亲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亲就带着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虽然被休掉，但是没有离开蒋家，祖母就让她住在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祖母也需要一个人侍候她。母亲回去后，知道了这个情形，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与毛氏夫人轮流侍候祖母，因为祖母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于是母亲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里来住。没想到她反而跋扈起来，把我们母子两人赶到柴房里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一个犄角里养了几只猪，另一个犄角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我们回去以后简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里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能挡得住，我年纪小，没有多久就生病了。当时父亲把我们带回乡下时曾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搬到大伯那里去住。”从前的老规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间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间去，所以母亲不到大伯那儿去，不过白天走动走动是有的。
溪口沿着苕溪边上有一条街，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游，我们住在下街，屋名为丰镐房。祖父过世时，父亲才九岁，虽然大伯父已经过继给另外一房，但终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时还是分给他一份。我们家的财产有玉泰盐店和山坡竹林，玉泰盐店在上街，除了制造酒品外，还卖盐与米，祖母不便抛头露面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给我大伯父，由他去经营，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产笋及竹子，竹子可以用来做竹筏，乡下称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几元，我们家有一个老长工，一直跟着祖母，我们就保留竹山，由这位老长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实在病得很严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大我十二岁，也是属龙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儿小我一岁，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们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母亲在家侍候祖母，只要一得空，就会来看我。
乡下人非常害怕发大水（来到台湾后，我才知道那是台风登陆），因为从上游会流过来许多尸首，不过同时也会流过来很多箱子。乡民就用竹竿绑上钩子钩箱子，箱子里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来用了，换句话说，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有一年发大水，等水退了之后，我们打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人扔了一个女婴在门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穷得养不起她，就把她丢在大伯父家门口。大伯母把她抱进来，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六岁，名为华秀，后来嫁给韦永成。
乡下很苦，很难过日子，我们一年里只有四个月的米粮可吃，其他八个月还得依靠杂粮，幸好可以自给自足。我从小没看过牙刷牙膏，最早也只有蝴蝶牌牙粉，乡下最讲究的方法也不过是将粗盐捣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为大伯父经营盐店，所以我们并不缺乏盐。
祖母过世之后，父亲的经济情况也稍微好一点，就买下丰镐房前面一幢楼房，那幢房子虽然不错，但是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从前开过当铺，屋前还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间厨房。我和母亲就搬到那儿，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后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区的水汇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那时大水高涨，涨到街上，又溢进屋子里，顶在第一层楼板。
我和母亲到二楼避难时，我顺手抱了一箱父亲买的苏打饼干上楼，头一天我和母亲就是靠着这箱苏打饼干过日子。当天夜里，旁边的厨房倒塌，刚好也有一个火缸没有被压着，随着水流到楼梯口，我们就把火缸拿起来，火缸里还有现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们也保留了一个火种做饭吃，安全度过了淹水期。我有一个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们住在上街，他的父亲在上街街顶卖鱼。第二天，王世和就从上街街顶一直顺着水游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送菜、肉、鱼及其他东西，送到以后，他还逆水而上游回去。王世和力大无穷，长大后就一直跟着父亲。那一年我和母亲靠着他送东西给我们吃，还靠着那个火缸才有热食吃。
小时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启蒙。家乡人都称小舅公为癫子，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他教我识字，替我开智慧，而且还讲很多历史故事给我听。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岁时学会下象棋，到六岁时棋艺就已经很好了。此外，他还教我很多东西，我现在不记得有哪些，只记得他样样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历史、数学等等都有。我最喜欢他，他也最喜欢我，他与其他大人都搭不拢，就是喜欢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师是陈舜耕的姐姐陈子骥，她是奉化人。陈舜耕到台湾后曾先后担任公卖局局长、人事行政局局长等职。
家乡的乞丐一早出去讨饭时，把他们的小孩留在我家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小时候我常常和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们都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次他们问我：“你住在这个地方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这间屋里会出现真命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亲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且问他“真命天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那是皇帝，现在怎么会有皇帝呢？”后来他就去问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诉他是他们的爷爷说的，父亲便问那位长者，那位长者又告诉父亲是他的爷爷说的，他的爷爷则是听一位吴国才先生说的。
吴先生是清乾隆年间人士，他是我们乡里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家乡流传。在我们乡里几个村子中间有一座显灵庙，当年显灵庙建造好时吴国才先生选了正午时刻上梁，结果工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梁来。正在此时，有一位书生带着一位书僮经过该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书僮两人一起帮忙，说也奇怪，他们一帮忙之后，一下子就把梁拉起来了。后来书生问工人为何选此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工人们告诉他这是本地才子吴国才先生挑选的时间，不会错的。就在此时，吴先生也到了显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蒋纬国口述自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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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与大学
我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了。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Dr.Donloap（登洛普医生）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父亲说：“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u）刚好到中国来，同时国内也开始训练新军，父亲就把我交给莱谢劳将军，学校课程还未结束，我就到德国受训去了。
到德国之前，我已经在暑假期间受完预备军官训练，成为少尉预备军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课期间还要多，有人问我：“你在搞什么名堂？”我说：“反正暑期闲着也是闲着，干嘛把它浪费呢？”我们甚至还组织一个乐队，大约有五、六人，每一个人都能兼顾几样乐器，我的主乐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以及手风琴。我们这个乐队蛮疯狂的，经常在苏州电台的一个夏威夷音乐节目中表演，而且那时候刚好流行夏威夷音乐，我们不仅演奏还有演唱。我把中国的评剧改编成爵士音乐，中间还加了很多过门，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改编的曲调；同时又把中国小调变成爵士音乐。此外，我也把打牙板变成爵士音乐。
除了音乐以外，在暑假期间，我还额外补习弹道学、比较宗教学，这些都是学校正式课程里所没有的。我做这些事之前都跟父亲报告过，父亲说：“你不要吃多嚼不烂。”我说：“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蒋纬国口述自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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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1)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在信里为父亲打气。我在信中一开始就跟父亲开玩笑（我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我是“调皮不捣蛋”，父亲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信中说：“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我回国时，父亲就问我回国后有何感想，我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父亲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经过马来西亚，顺着马来西亚半岛往上走，先到达槟城，第二站到巴拉湾。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湾打了一个电报给父亲：我在“不老湾”向父亲祝寿。船通过巴拉湾又穿越印度洋，先后经过锡兰、孟买与哥伦巴斯，然后从哥伦巴斯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苏伊士，北端则是Port Said（波特赛港）。我就在苏伊士弃船上岸，几个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车，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面狮身像、金字塔，还到开罗参观博物馆，最后经过亚历山大港到Port Said赶上原来那班船，所以我没有看过苏伊士运河。听说该运河是一级一级高起来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游泳，从Port Said上船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体育馆练习骑马（假马）。体育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德国人，年龄约二十出头，我记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称呼他为阿兴，我向他学斗剑、游泳、拳击。那天早晨，阿兴问我：“你今天还想游泳啊？”我说：“怎么，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头，我从船舱一直走到最上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与我们穿越红海到埃及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我问阿兴：“为什么不能游？”他说：“你要游，我陪你游。”结果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游泳。那年我二十二岁，健康情况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后个子还长高了一些。我没有割扁桃腺以前，个子又矮又小，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东吴的老同学徐维铸，不过他住二等舱，我住在头等舱，见面机会比较少。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位德国长者，他为我补习德文，我从来没学过德文，他非常热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船抵达地中海时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于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甚至赶走他们、暗杀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感想？”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单纯小孩，对德国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犹太人被压迫这件事，因为上海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但是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哪一国人的这种知识，我只知道犹太人是一个人种，而且是一个宗教种族，不是一个犹太国。我的德文老师如此问我，我当然站在德国这一边，所以我就回答他说：“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对。”结果我的德文老师说他就是犹太人。我很快地将话锋一转：“对呀，我知道你是犹太人啊，以犹太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国的话，德国人还有机会混吗，除了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外，我看希特勒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犹太朋友，我觉得犹太人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习惯与家庭观念。我称赞犹太人以后，我的德文老师特别得意，他说：“你说对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只有这个办法。”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身在国外不要乱说话，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要多看看苗头，以免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位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他念过七十余部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学问非常好，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德国人是西洋人里最早研究与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易经》也是德国人先接受。莱布尼兹首先欣赏《易经》的“二进法”，“二进法”与电脑的关系是他先发现的，他认为《易经》是建立在二进位的逻辑上。
（二）滑雪经验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达马赛，我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我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我，帮我卖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我的钱支付的，而他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大使馆后又可以报一笔账。从此我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不过我没有举发他，平时还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但是当我抵达德国时，奥运会已经闭幕了，我就赶到德国南部观赏冬季奥运，没想到等我赶到时，冬季世运也闭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没有看到奥运，但是我可以学习适应环境，于是我就在当地学滑雪。我到德国南部时还有一位朋友随行，所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教我们滑雪。我的朋友学过几次，但是并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练是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他不仅对路线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会随时讲解给我们听，这次的学习，对我尔后参加山地兵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时，在山屋外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国人。他们穿着泳衣在外面晒太阳，虽然当天没有风，晒晒太阳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曝晒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他们：“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对我表示谢意。等到我们中午滑完雪回来时，我发现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晒太阳，我心里想：完了，他们已经晒了四个钟头。我问他们这段期间有没有进去过山屋，他们说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儿，没有进去过。我告诉他们，下午一定会全身起水泡，同时我也责怪店主没有警告他们。到了下午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发烧，我们就连夜雇了马车，将他们两人送到城里的医院治疗，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一个人的皮肤如果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时，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致命。
我的运动细胞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不过却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点小意外。那一次，教练带着我们滑雪，地点是一个很大的山坡，我们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转弯到另一个山坡，那天还下着雪，所以我们要赶紧跟着教练滑雪板的痕迹，否则时间一久痕迹就不见了，不过，如果我们跟不上，教练也会回头来找我们。我的朋友在转弯时摔了一跤，因为刚刚下过雪，比较松软，所以他摔倒后留下一个大洞。他爬起来又继续滑，我紧跟在后，才转弯滑雪板就插进刚才那个洞里，两只脚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还是赶快爬起来跟上他们，当天晚上脚就肿了。回到山屋时，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开，第二天坐马车下山。
（三）学习德文
回到柏林后，我遇见了谭伯羽（谭延闿之长子），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拜托他照顾我。他比我大二十岁左右，对我非常照顾。我抵达柏林时已经接近过年，他介绍我进入柏林大学的语言先修班。这个德文班是个浓缩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别用功，虽然每天只上半天课，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个钟头念德文。
学校没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东是个意大利人，夫妇俩没有孩子，原来有一个侄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后来被他们赶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间，有一间卧房、书房和一间浴室，居住环境很好，这在德国是很难见的。德国人只要家里房间有多余的，就会把房间租给人家，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房东太太也是意大利人，当年已经四十六岁，她登报时指定把房子租给一个到西方念书的东方孩子，我看到报纸启事，觉得不错，就去向他们租房子。房东太太特别喜欢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每天上课前和回家后，她都会亲亲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会有黄头发出现。别人看到就说我一到德国这么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说对方的确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国妈妈了。她真的对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讲德文外，还给我很多篇短文，这些短文有些是笑话，有些是名人的演讲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学学德文之外，回到住处还有房东太太的教导，因此我的德文进步很快。我把她给我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房东家里有客人来时，他们邀我一起聚会，房东太太就会说：“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国哥为我取的），演讲一段给我的朋友听听。”
我就真的像演讲一样，说给他们听。把演讲稿背熟了以后，这些文章就等于是自己的，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学语言先修班学习德文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而已，很快地就毕业了，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去念高级班，因为高级班教授的是德国文学，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升级。
念完语言先修班后，我首先到德国一位伯爵夫人处，她喜欢中国以及中国孩子，所以她时常找中国孩子到她家里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很大，居住环境非常好。她特别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个多月，她教导我德国上层社会有关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德国社会很保守，很讲究礼仪，伯爵夫人是德国上层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能够受到她的教导，实在很幸运。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同时有几个中国人住在那里时，伯爵夫人不准我们讲中文，只能讲德文，所以在那期间我的德文又精进不少，而且生活习惯完全改过来，变成一个欧洲上层社会的人。
（四）入伍训练
1.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入伍教育与军官教育是衔接的。入伍教育的课程是从单兵动作到班、排的小战术训练，属于战斗阶层。在入伍时，入伍生（军官候补生）除了平时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再加强排、班的小战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军官学校之后，便要接受营连战术的教育。入伍训练时，从战斗到勤务都要加以学习，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装备，还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
德军的入伍训练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重视以及强调的。他们的训练一开始就是班教练，而各个教练是在班教练里面完成的，让士兵在一开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养自己是班里的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如射击及前进时相互掩护。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超过。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不论搜索、攻击、防御都要在班教练里面完成，这种训练是我们所欠缺的。
在战场上接近火线时，应该由一排掩护、一排前进，接下来由一班掩护、一班前进，到了最后就是各个跃进。跃进时，一个班里面只有一个兵在跃进，其他的都是火力掩护，这点我们做到了，但是撤退时，我们没有做到各个跃退。我们的长官只想到由一个连掩护另一个连撤退，试问掩护完后，原先负责掩护的这个连该如何撤退呢？同样的情形，当一个排掩护其他排撤退、一个班掩护其他班撤退之后，他们该如何撤退？所以跃进时应由后面先跃进，跃退时则由前面先跃退，一个班如果已经剩下七个人，就用七枝枪先掩护一个人撤退，再掩护第二个人撤退，如此一来，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则就会做无谓的牺牲。国军没有专门的人来教导各个跃退，在战场上也不会使用，德军则把此视为重要的科目。
单兵教练在班教练里完成以及各个跃退的训练，是德军的特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称为军官候补生，主要课程就是学习单兵、班、排的小战术（小部队的战术），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还有入伍生导师为我们补课，讲解许多基础的课程，例如班、排小战术。等到入伍一年后，最基本的班、排、伍战术都可以运用了，例如各种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科目是我们国军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营或行军中遭袭后突然发起攻击，也就是在一个口令之下，将行军时的三行纵队立即散开，成战斗队形。通常行军间呈战斗队形时，速度会比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军，一个钟头只能走十公里，所以必须成三行纵队行军，但是在行军间如果突然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必须立刻从行军队形转变成攻击队形。国军如果有这种训练，中伏的机会就会减少。总而言之，在行进中要能够发起攻击，在宿营中也要能够发起攻击，这两种都称为奇袭，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回来以后就介绍给国军。
军官候补生晚上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例如如何领款、领弹药、领零件、领被服，还要学习如何送伤患，这些都是连里面实际的行动。班长如果每天带着部队出操，一定会吃不消，所以德军的规定里，教育班长是一周轮值一次，勤务伍长是每天轮值一次。编制内的士官不一定每天与我们一起出操，他们有专门的士官讲堂，由全连的军官分别授课。课程排定后，由军官教导士官，再由士官教导士兵，较为机密的课程则不必教导士兵。例如我们攻击波兰，士官必须清楚波兰碉堡的构造；如果攻击苏俄，也必须清楚苏俄的情形，这种都是机密的讲堂，外国学生不准参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国军装，算是德国人，所以我也上了课。
德军的规定里，二等兵的名称为二等射手，二等兵当一年后就升上等兵，名称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个三角形。上等兵不仅没有人来管，反而还要去管别人，担任连里面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长、内务班长。尤其在下班后，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内务班长来管理。没有资格升上等兵的就升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个菱形，没有资格当内务班长或教育班长。这是德军制度里较为独特的。
在德国，上等兵与二等兵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上旗手与下旗手。到了军官学校以后就变成下士，过了半年升为上士，年资够但没有资格升为上士的就升为中士。这个制度在国内从来没听过。但是它的确有道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德军制度的报告，父亲非常欣赏，也交代陆军总部加以研究，但是陆军总部研究之后没有任何答复。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经拖延就消失于无形了。我在第一师当连长时，曾经把我在德国学习的方法一一加以运用，连里面一个空缺都没有，而且还多了两个人，他们是来了之后不肯走的。所以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德军的规定是一个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发子弹；美军则是规定一年内子弹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时并不限定数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几十发，打完以后又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打靶，这种训练没有德军来得踏实。
受训期间，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检查清理装备及整理内务后到俱乐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轻松一下。所费不多，只要二、三块马克就够了，所以德军规定皮夹里不能超过八块马克。如果皮夹里的钱超过八块马克，而又不幸遗失，失主也不敢告发，因为自己已经犯了规，一旦告发，反而还会遭致“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队里面从来没有偷窃的事情发生。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军需士，我们的钱可以放在军需士那儿。
连里面有军需士、被服士、军械士，管理非常整齐。德国的营房都是三层楼的建筑，地下一楼是用来放军械的。连士官长住在一楼犄角处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时这栋楼就由他来管，士官长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大家相处起来就像一家人，非常温暖。
2.山地兵训练
德国的规定是要先入伍才能进军官学校。入伍训练只有一年，不过是真正在部队入伍，方式是在每一连里面插进一、二个入伍生，让入伍生能够领略部队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师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第五连。
我参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它是兵种里面最艰苦的，如果我能够在德国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艰苦训练，并且通过考验的话，我回到国内后，什么部队都难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军种还要重。一般军种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弹药、十字锹、防毒面具等，一个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东西，所以一场行军下来是非常辛苦的。每当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总比国内那些在火线上的人安全多了。”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我曾经受过攀登训练。在山地兵训练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攀登训练，大约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训练就够了，因为有人攀岩上去后，就会丢绳梯下来，其余的人爬绳梯上去就可以。至于接受训练的资格则是身体强壮以及行动灵巧者。
父子情深
（一）亦父亦友
父亲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保留，也没有顾忌。我与父亲相处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到台湾以后，父亲休闲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里山、花莲、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还有武陵农场和嘉义农场二处地方，这些休憩处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这些地方房子并不好，但是环境风景很好，而且远离城市，每一个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亲觉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时，都会到某个休闲处度假，少则三天，多则一个礼拜。不过，父亲虽然是去休假，还是会接见外宾，请外宾在那儿住几天。例如奥国的最后一位逊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来都会与父亲聊上几天。这位老先生非常有学问，也很了解东方思想，与父亲很谈得来，他也讲了很多欧洲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对欧洲如果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二）慈湖购地
父亲不仅会看风水、面相，还会奇门遁甲。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们都不曾去过。那天我们开车到慈湖附近，车子靠边停下，我与父亲下车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亲说：“那里面应该有个湖，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原来是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已经开采完了，变成一个废坑，外面脏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们走了一圈，父亲就用手指了一指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就说：“这个地方好，我们下次再来，今天没时间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图，确定位置，当天夜里我就查了地图，地图上果然有湖的标示，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湖。
第二次去慈湖时，父亲带了一个罗盘，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中国罗盘的模样，父亲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父亲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国罗盘，另一方面拿着罗盘对方位，对到一个地方时，父亲说：“就在这。”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说：“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我说：“父亲不能再讲了，讲了以后明天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回来以后，我就托朋友去问地主，地主一口答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生产不出煤来，形同废地了，有人要买，当然很高兴。当时父亲还说：“看样子，那边有个山腰，过了山腰应该还有一个湖，下次找个机会去看看。”后来我们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个湖，他看了一看说：“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
后来我在高雄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小学没有毕业，卖报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门遁甲的能人，拜济颠活佛为师，曾开过一次堂。我先认识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人不会讲台湾话，讲台湾话无法成句，可是等到济颠活佛一上身，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头头是道，与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张大红纸，画了慈湖的山势图后对我说：“这个山势是一条龙脉，有老龙、大龙、小龙，那只小龙就是你。老龙的龙鬓勾着大龙的龙鬓，把他提拔起来。小龙在慈湖的另一边，头回过来向老龙致敬，老龙用一只眼睛看着你，他始终在照顾着你，但是并不把你拉起来，这是帮你的忙喔。你不要以为老龙没有照顾你喔。小龙后有一个后慈湖，大龙后有一个前慈湖，你不要以为前慈湖的水有多么好，要不是后慈湖的水流过来帮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干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后慈湖是你，你始终在帮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够高，堤坝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够再提高一尺，对你哥哥有帮助。”我说我不能讲话，他说：“你将来会有机会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堤坝崩溃了，水通通流光了，他们再造堤坝时，我就暗中跟建堤坝的人说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够提高。
这种奇门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说以我的知识与学问不够资格说我信，更不够资格说不信，要说不信还得有相当的学问来证明这套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才能说这一句话，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承认这许多事实。这几十年来，我也亲自看过许多事情，并不是假的。不过，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个理论，每一件东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里面，而不是两件东西相对称，否则每件单独的物体不会存在，因为单阴不成，单阳也不成。
（三）学理沟通
1、道德与学术
我与父亲两人常常相互发明，在哲学基础上，父亲指导我的很多，但是也由于我能体会父亲的哲学思想，然后再从科学方法上向父亲建议，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道德确实有其绝对标准，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相对标准，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愿意在跟随你的时候把坏的品德藏匿起来。例如有一次英国政府从死刑犯中挑选四个学有专长的人做敌后工作，完成任务后，英国颁发他们最高荣誉勋章———吊袜带勋章，试问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还是没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难以论断，因此选择一个干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发挥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计较。
后来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时以我数理方面的基础，加上对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事物的体会，在军中也是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慢慢往上进入战略的阶层，所以与父亲谈话时非常容易沟通。我有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我非常钦佩，他说：“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总理曾经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治学如积财。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远的哲人
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蒋纬国口述自传（6）
几点答疑
问：听说老先生有一个习惯，他不与黄埔学生握手，也不给钱，但是遇到非黄埔学生，也就是其他各军系投诚过来的将领，不仅会与他们握手，还会一见面就给钱，而且有的给很多。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无补充或解释。
答：我没有特别的证明可以证实这件事，但是我想父亲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随父亲几十年，发现他最高的艺术是化敌为友，保持相安无事，到时候能用则用之。固然有时候他也受到欺骗，也因此而影响大局，但是，这点终究还算小事，在重要问题上，他都是以争取同盟为主要目的。这些非中央军系的将领，因为父亲仁慈为怀的精神，而被争取过来者为数不少。父亲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尽力把他争取过来，至少让他们不闹事。有些人确实把心转过来，有些人则贪图一点好处，所以父亲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资助。有些地方，父亲则是动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国内的大老处，如果有国际人士来华，则派我去接送。虽然父亲没有明讲，但是我的体会是如此。父亲也知道我懂得这一套应对进退的方式。除了公务之外，晚间还要我去关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让客人觉得很开心。此外，马步芳、马步青及龙云等人，父亲也是派我去联络感情。我总觉得父亲对人诚恳、热心，尽量让别人不感觉自己是外人，然后再给予一些好处。送钱大概都是透过哥哥，送礼物则是透过我，这是两个孩子运用不同的地方。国外的老太太则透过老夫人打理，与她们喝茶、话家常、送礼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就由我和内人一起去。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觉中，父亲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当年边区的领袖都拉拢得很好。我也从这点领悟出来，父亲比孙子兵法高明，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父亲的方法是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备战，显示国威，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化敌为友不仅消灭了阻力，甚至还使阻力变成助力，固然后来有若干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但一般来说，情况都在掌握中。父亲从来不假手秘书，也不用打字，都是以亲笔信函与他们联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义（时傅担任华北剿共司令），传达父亲的意思，本来父亲希望傅作义往海边退，而且接他的船都准备好了。我为了表现诚意，还对他说：“父亲说如果您朝东走，要我在这里多待几天，陪您上船，只是我没带人来，起居方面要麻烦老伯了。”这就是表示我的诚意，愿意做他的人质，并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说：“你回去跟令尊说，这边没有什么事情。”虽然他嘴里这么说，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稳定。他拿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拿着火柴没有点燃。跟我讲话时，在亭子里转来转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后，替我点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支香烟给我，原来那一支才刚点着没有多久。他又从口袋里拿了一支香烟往自己嘴里头塞时，才发现嘴里已经叼了一支烟，而且那一支香烟也没有点着。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稳定，究竟是要撤退出来到南部重起炉灶，或是回老家包头，还拿不定主意。他总觉得以保全自己为要，而且我去见他时，在在表示父亲对他的关切，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包头。
东北的失败，卫立煌要负野战战略错误之责。好几次都是父亲将局势部署好，要他执行，但是他都没有照着做，听说还把运输队用来运送他自己的东西。但最大的错误还是军政方面的错误，也就是没有接收伪满军。
问：大家认为老先生指挥部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指挥部队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队，不告诉其部队长，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自己部队不知在何处。您对这点有何看法？
答：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四十八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结果第二次父亲去看时，方先觉只派了一个班守高地，父亲又说了一次之后，他总算派了一个排，父亲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后来父亲提醒方先觉要派一个营守住高地。当高地只有一个排看守时，曾经被日军攻取，方先觉指派了一个连，也无法攻上高地，后来是逐次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时，才将日军消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只有一个班在高地上。夺回高地后，父亲说这个高地要确实守住，所以衡阳才在拖了四十几天以后才失守。从这个例子来看，有些地方实在不得不越级指挥，因为有些部队长靠不住。很多部队长从军校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升级当营长，部队指挥经验实在不够。
问：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问题，所以刘安祺当总司令时，他曾经跟刘安祺开玩笑说：“几个兵团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老先生把军队集中在三个人手里，一个是陈诚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一个是汤恩伯系，而且每个人的军队都超过五十万人，陈诚的军队更多，此举引起其他人不满。巧合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如果真的把“国军”变成“浙军”的话，会造成其他军队的反弹，对局势影响很大。
答：我想这个现象恐怕也是时势造成的，他们虽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并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陈诚在东南，汤恩伯在江苏，部队都不在一起。我对胡宗南将军很失望，父亲那时对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干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没有好好运用。
问：陈诚用的是保定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胡宗南用的是黄埔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汤恩伯用的是士官学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学生。三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样，比较起来，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差不多，黄埔军校稍微差一些。以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来说，陈诚的部队较多，胡、汤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军队的干部教育很重要，当年这些将领除了军官学校教育之外，战术教育及战略教育是无从无处去学习的。
问：他们当然有一点战场经验。
答：只凭战场经验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每一次所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并不妥当。有人说中共了不起，他们有所谓的“一点二面”、“围点打援”、“阻援打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传达战术。 “一点二面”的“一点”是指目标，“二面”是指两路进军，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称赞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从西南、另一路是从东南包围上去，包围时候的拦截点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点”还是“围点打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此时要“阻援打点”，另外一个时候要“围点打援”，假定是一个包围，为什么要用一一包围？或二一包围？他们的术语都是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中共直到把我们的战争学院课程偷去后，才有完整的野战战略教育，从他们所编印的《大部队指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的内容就是战争学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这点，我觉得郝柏村该负责任。他在战争学院又加上一个班，没有进过那一个班就不能升将官，于是就贬抑了野战战略教育。现在课程时间又缩短了，磨练也不认真了，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时，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上课时，一定会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于加强敌人的实力。
问：谭延闿在世时，对老先生非常好，而且这个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会发生扣居正、扣胡汉民等事了。我看过他与赵恒惕之间的信件，他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而且写得规规矩矩的。
答：他的长子谭伯羽与我较熟，早年在驻德大使馆当经济参事，为人相当君子，而且德文相当好。他说起德语来，与德国人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蒋纬国口述自传（7）
家世与童年
身世之谜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蒋纬国口述自传（8）
家世与童年
童年琐忆
（一）死里逃生
民国六年前后，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开始，父母亲以为我得了急惊风（因为穿堂风骤然把门窗关上，引起惊吓，而哭闹不停），他们为我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位医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据他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可能是被蟑螂传染，但是他也没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亲每天抱着我，便教训了他们一顿：“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来的，还是来抱孩子来的？为了小孩，你们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这个小孩，抱得活吗？你们又不懂抱孩子，现在又放弃了革命，你们成天在此地苦恼算什么呢！从明天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给我，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父母亲被果夫夫人这么一说，就出去工作了。当时是上海最乱的时候，党员人数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总理本人虽然没有消沉，但是也实在是一筹莫展。
那时我已经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药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这种药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药量，而且用金纸包起来，所以称为“金老鼠屎”，样子跟米粒很像。通常这种药是有人吞鸦片烟自杀时用来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睁开眼睛，也不哭闹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药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后，我的病就好了。不过，那位日本医生还是继续来看我，让我服用西药，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以后求学的时候，凡是与计算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能超过两个钟头，过了高中之后，脑子已经成长完成，就不必限制时间了。”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生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才。真是感谢老天，我的脑子没有因为这场病而受伤，病后的保护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过八十岁寿诞，席开八十桌，那时我正在高雄大演习，特别搭飞机回来为她祝寿。在寿席间我把当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诉宾客，并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我又连夜搭火车回高雄继谈演习。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有一段痛苦经过，那就是童年时光。
父亲在十六岁时（民前十一年）与毛氏夫人结婚，不过，父亲在出国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经把毛氏夫人休掉了。从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离婚。父亲是一个在农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顺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怎会忍心抛家离井，到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校，再说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家，因为对祖母来说，父亲是独子。我的大伯父是孙氏祖母所生，并且过继给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小叔叔，可是他在四岁时就夭折了，因此，父亲在家里是独子。如果不是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祖母也不会让他离开，他也不会如此狠心离家。
民国九年，因为祖母有严重的气喘病，父亲要母亲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亲就带着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虽然被休掉，但是没有离开蒋家，祖母就让她住在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祖母也需要一个人侍候她。母亲回去后，知道了这个情形，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与毛氏夫人轮流侍候祖母，因为祖母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于是母亲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里来住。没想到她反而跋扈起来，把我们母子两人赶到柴房里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一个犄角里养了几只猪，另一个犄角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我们回去以后简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里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能挡得住，我年纪小，没有多久就生病了。当时父亲把我们带回乡下时曾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搬到大伯那里去住。”从前的老规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间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间去，所以母亲不到大伯那儿去，不过白天走动走动是有的。
溪口沿着苕溪边上有一条街，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游，我们住在下街，屋名为丰镐房。祖父过世时，父亲才九岁，虽然大伯父已经过继给另外一房，但终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时还是分给他一份。我们家的财产有玉泰盐店和山坡竹林，玉泰盐店在上街，除了制造酒品外，还卖盐与米，祖母不便抛头露面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给我大伯父，由他去经营，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产笋及竹子，竹子可以用来做竹筏，乡下称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几元，我们家有一个老长工，一直跟着祖母，我们就保留竹山，由这位老长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实在病得很严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儿子大我十二岁，也是属龙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儿小我一岁，从小就是我的玩伴，我们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母亲在家侍候祖母，只要一得空，就会来看我。
乡下人非常害怕发大水（来到台湾后，我才知道那是台风登陆），因为从上游会流过来许多尸首，不过同时也会流过来很多箱子。乡民就用竹竿绑上钩子钩箱子，箱子里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来用了，换句话说，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有一年发大水，等水退了之后，我们打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人扔了一个女婴在门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穷得养不起她，就把她丢在大伯父家门口。大伯母把她抱进来，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她比我小六岁，名为华秀，后来嫁给韦永成。
乡下很苦，很难过日子，我们一年里只有四个月的米粮可吃，其他八个月还得依靠杂粮，幸好可以自给自足。我从小没看过牙刷牙膏，最早也只有蝴蝶牌牙粉，乡下最讲究的方法也不过是将粗盐捣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为大伯父经营盐店，所以我们并不缺乏盐。
祖母过世之后，父亲的经济情况也稍微好一点，就买下丰镐房前面一幢楼房，那幢房子虽然不错，但是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从前开过当铺，屋前还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间厨房。我和母亲就搬到那儿，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后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区的水汇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那时大水高涨，涨到街上，又溢进屋子里，顶在第一层楼板。
我和母亲到二楼避难时，我顺手抱了一箱父亲买的苏打饼干上楼，头一天我和母亲就是靠着这箱苏打饼干过日子。当天夜里，旁边的厨房倒塌，刚好也有一个火缸没有被压着，随着水流到楼梯口，我们就把火缸拿起来，火缸里还有现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们也保留了一个火种做饭吃，安全度过了淹水期。我有一个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们住在上街，他的父亲在上街街顶卖鱼。第二天，王世和就从上街街顶一直顺着水游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送菜、肉、鱼及其他东西，送到以后，他还逆水而上游回去。王世和力大无穷，长大后就一直跟着父亲。那一年我和母亲靠着他送东西给我们吃，还靠着那个火缸才有热食吃。
小时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启蒙。家乡人都称小舅公为癫子，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他教我识字，替我开智慧，而且还讲很多历史故事给我听。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岁时学会下象棋，到六岁时棋艺就已经很好了。此外，他还教我很多东西，我现在不记得有哪些，只记得他样样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历史、数学等等都有。我最喜欢他，他也最喜欢我，他与其他大人都搭不拢，就是喜欢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师是陈舜耕的姐姐陈子骥，她是奉化人。陈舜耕到台湾后曾先后担任公卖局局长、人事行政局局长等职。
家乡的乞丐一早出去讨饭时，把他们的小孩留在我家门口的一块小空地上。小时候我常常和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们都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次他们问我：“你住在这个地方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这间屋里会出现真命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亲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且问他“真命天子”是什么意思，父亲说：“那是皇帝，现在怎么会有皇帝呢？”后来他就去问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诉他是他们的爷爷说的，父亲便问那位长者，那位长者又告诉父亲是他的爷爷说的，他的爷爷则是听一位吴国才先生说的。
吴先生是清乾隆年间人士，他是我们乡里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个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家乡流传。在我们乡里几个村子中间有一座显灵庙，当年显灵庙建造好时吴国才先生选了正午时刻上梁，结果工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梁来。正在此时，有一位书生带着一位书僮经过该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书僮两人一起帮忙，说也奇怪，他们一帮忙之后，一下子就把梁拉起来了。后来书生问工人为何选此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工人们告诉他这是本地才子吴国才先生挑选的时间，不会错的。就在此时，吴先生也到了显灵庙，便对那些工人说：“你们还不下跪，皇上来了。”他说完后也跪下来，并说：“请陛下原谅，我来迟了一步。”原来那位书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时路过该地。乾隆皇帝问吴国才为何挑选五鬼恶煞时辰上梁，吴国才回答道：“陛下到了，岂有五鬼！”他连乾隆皇帝何时到达都能算得出来，所以更为神奇，大家对他的话也就确信不疑。这是乡下传说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他告诉老乞丐，说该地会出现真命天子，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而且还不止一个。
（二）迁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亲是息事宁人，后来父亲也知道这件事，等到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母亲和我带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国十一年。我们从溪口到奉化就是进城，途中要经过山坡，名为月岭，翻过月岭就到奉化了。母亲坐在轿子上，我走在轿子旁边。轿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并不重，由两个人抬，在四川称为滑竿，不过滑竿上可以躺着，轿子则只有一把椅子，用两根竹子抬起来。
我在奉化进幼稚园，与周宏涛同班。周宏涛的父亲很早便过世，他的祖父周缜琴先生为国父管理账务，为人诚实正直，他也很喜欢我。周宏涛也是属龙，不过他是民国六年生的，我们两人同坐一条板凳。在幼稚园里，我开始懂得唱歌、跳舞，也开始过正规的童年生活。
（三）再迁宁波
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和我又从奉化搬到宁波，那时候我已经九岁。对乡下人来说，到奉化就已经是到城里了，到宁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在宁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栋楼房，不过是一间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我们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儿，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后来父亲下野，总理打电报给“纬国先生”，就是打到这间屋子的。民国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从宁波到广州去，在广州住上三、四个月后再回到宁波。
搬到宁波时，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位女性，年龄才十九岁。她不但教我读书，还教我弹钢琴，因为我们租的房子里刚好有一台钢琴。这位老师还会少林拳，以前父亲曾经教我少林拳，后来就是这位老师教我，除此以外，她还教我达摩剑，这是一种剑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学问很好，而且人也长得漂亮，身手很灵活。我从她那儿学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时候我也开始在腿上绑着铅块来练轻功。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炸酱面，从小长辈教我们不能把菜与饭搅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酱面时，先吃一点面，再吃一点酱。父亲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酱倒在面里面，还帮我把面拌好。我很怀疑地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吃呢？”父亲就说：“只有炸酱面是这样吃的。”
父亲喜欢看京戏。宁波有一个东方戏院，父亲经常带我和王世和去看戏，我们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电灯，每个电灯有一个灯罩，灯泡朝舞台，灯罩朝观众席，所以能够照亮舞台而观众看不到灯泡。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灯泡的灯光朝外，王世和就过去把灯泡转一转，结果触电了，手沾在上头，人一直抖动，手也拿不下来，父亲就退后几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开，他的手一离开灯泡，人也就没事了。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碰那个灯泡，原来那个灯泡会走电。
有一次父亲带我搭乘轮船从宁波到上海去，只要与父亲同行，我们就坐头等舱。那时候头等舱又名大菜间，因为当时人说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间餐桌上有个电风扇，我不懂其危险性，跳到桌子上后又站起来，结果电风扇的扇页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满面，我也惨叫了一声，父亲赶快把我抱下来急救，用纱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亲对我说：“在公共场合中，不可以乱跑、大声叫喊。”我是很听话的，只要长辈教我，我一定会立即改正。
我和母亲出门时坐的是官舱，一个房间可以坐三到四个人，通常有一个阿姨及一位女佣人随行。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饭、睡觉，第二天上午，船就抵达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要跟母亲说梦，母亲连忙阻止，她说：“不能说，要吃过早餐才能说。”正在此时，女佣人为我们拿洗脸水来，她吃过早餐了，便跟母亲说：“太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亲说：“妈，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母亲说：“既然你们都说了，我也要说了，我也梦见先生回来了。我们今天早晨多摆一双筷子，看看会不会应验。”我们说着说着外头正好有人敲门。我一听到敲门的声音，也不管是谁，就一路喊着“爸爸”，并且飞快地跑到门口开门。打开门一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父亲一进门，见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便问我们是否有客人来吃饭，我们异口同声说这位客人就是父亲。父亲也觉得奇怪，问我们如何得知他回来，我们便向父亲说明三人同做一梦，都梦见父亲回来的事情。父亲回来时，带了一篮松花（皮蛋），他就请女佣人去拿两个来当早餐吃，结果我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女佣人将松花拿来，母亲便问：“娘姨（上海人对女佣人之尊称），先生带回来的皮蛋，你怎么还不拿来？”那位女佣人就说：“糟糕，都坏掉了，我都给扔掉了。”其实那是最好的松花，她以为坏掉了，还把它扔掉，实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后来我们又搬到上海。在宁波、上海，就是我接触现代城市教育的时候。
有一次，王世和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处综合性游乐场，有百货公司、戏院、电影院（当时只有默片）。我最喜欢的是一种手摇电影，只要丢一个铜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个铜盒，铜板一丢下去，里面的电灯就亮了，再用手一摇，画面就一张张连续下去，看起来有连续的动作，这也就是最早期的电影。大世界对面有新世界，隔着一条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连。
我在上海经历两件事情，使我深刻体会洋人如何在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人民的耻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里有一座法国公园，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第二件事是外滩附近有一条大马路（现在称为南京路），马路转角处有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那位中国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那个中国人。当时父亲挽着我在街上走，我一见状，就想跑过去帮助那位中国人，父亲将我一把拉住，并且拖回来。他问我：“你干嘛！”我说：“我去帮他忙啊！”父亲说：“不必，你也帮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后，父亲就讲道理给我听。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学会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时也进入一个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乡下孩子。
（五）定居苏州
从民国二年到十六年，母亲与父亲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十六年，母亲逼着父亲娶宋家小姐后，就带着我到苏州去。我无意说谁好或是不好，这只是一段革命的实际经过，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民国十六年，我与母亲到苏州后，就在吴家（吴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很多报章杂志上说我有两个义父，一个是戴季陶先生，一个是吴忠信先生。事实上，我都是称吴忠信先生为吴老伯，我们之间没有义父义子的关系。也有人说我们住在吴家，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住在吴家的隔壁，在同一条小巷子里面，房子是并排的，园子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两个门，中间还隔着一道墙。
后来我和母亲搬到自己盖的房子———南园，该地位于苏州南城。我在苏州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继续锻炼，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一段时间。我练的是少林拳，老师虽然也教我们太极拳，但是只是讲解一些，并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们打太极拳的招式虽然一样，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内。事实上，太极拳分成两路，一路是文太极，一路是武太极，武太极现在已经失传。我从六十岁以后就开始退火，平常只打一些散拳。当年我们学拳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叮嘱我们，六十岁以后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练功了，如果继续练功，等到生命结束时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已经发现右臂经常疼痛，已经请一位专家帮忙我继续退火。
（六）随父亲回溪口
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父亲下野后又带着我回到溪口。起先我们住在雪窦寺，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吴忠信先生。当时雪窦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虚法师，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位佛学家，是佛教界里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师。他每天为父亲讲经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旁边听，我对佛学的基本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多少可以进入情况。
蒋纬国口述自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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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与大学
我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后，我就进入万竹小学就读。北伐军出师后，我转学到上海资源小学就读，时间很短。民国十六年，我和母亲搬到苏州后，我考进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父亲每年都派人带我去与他相聚。
民国二十三年中学毕业时，除了学校的毕业考之外，还有全国大会考。那年是第一次举办大会考，考过大会考后，才算是国家承认的中学毕业。念完中学后，我去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考完后，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发炎，每次一发炎，整个人就瘫痪了。母亲一直舍不得让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虑到在军校里面不能因为扁桃腺时常发炎而无法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想干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劳永逸。母亲的亲戚介绍一位外国医生Dr.Donloap（登洛普医生）替我开刀，没想到手术时流血过多，医师说我在三个月内不能做激烈运动，偏巧那三个月就是入伍训练的时间，所以我虽然考上军校却无法就学。如此一来，我就要继续考大学，但是我还是想当军人。父亲说新时代的职业军人必须要懂数理，所以要我去念数理，刚好我也喜欢数理。那年，我同时考取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不过父亲认为当时北方已经在闹共产，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华，父亲怕我学坏；而那时大官子弟出国是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适合。当初我考大学前，父亲只告诉我要念数理，而这三所学校就是数理最强的，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回苏州东吴大学理学院就读物理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在上海，理学院与文学院在苏州）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职业军官，想进军官学校，所以我不想在东吴大学待太久的时间。物理系的课程分别是大一力学，重点是大二光学，大三是声学与热学，大四学的是电学。幸好这些课程可以同时念，而且没有硬性规定要按照年次顺序来修学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实验室的课程不能跳过，所以我就选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课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课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课程。我不是一个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学的方法非常科学，平时在讲堂里听得非常仔细，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课或是周末，我都要请老师再讲解一次，直到懂了为止。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如果课本上没有，我就会注记在课本上，我还有一本笔记本，记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师重复的地方或是特别着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记录下来。我比较困扰的是国文，特别是背的方面，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来，但是我不在乎，无论如何，我都要背起来；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来，我表哥念二十遍都还不见得流利。我学过的课程只要有不懂的，我都会多念，直到弄懂为止，因为懂了之后就不容易遗忘了。考试之前，我就翻笔记，第二天考试绝不成问题，成绩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结果我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物理系念完了，学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来补足。可是学校没有两年发文凭的规矩，而且那时候我自己也太骄傲了一点，我跟学校说：“我不在乎你的文凭，我要去拿军校的文凭。”事实上，我的确只在乎军校的文凭。
学校当时已经有军训课程，我们有一批同学逼着学校为我们聘请严格的教官，结果学校被我们逼得换了三次军训教官，最后一次我们才满意。那位教官教导我们的时候比带领军队还凶，要求很严格，我们只要有一点不合乎规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时我们也排定出操时间，教官训练我们的时候还特别挑地点不好的地方让我们卧倒。
我以两年的时间修完物理系的课程后，就跟父亲说：“我现在可以进军校了吧！”父亲说：“一个现代军官必须要懂得政治、经济，你再回文学院，从大一念起，念政治、经济。”于是我又进文学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经济，第二副科修社会学。东吴物理系两年毕业，主科物理，副科数学；文学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经济、第二副科社会。学期中间，刚好中国与德国之间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我们拿麦子、棉花、桐油、钨矿砂等物品跟德国换取当时德国自己使用的武器装备，那些装备是全世界最好的。莱谢劳将军（General Von Reichenau）刚好到中国来，同时国内也开始训练新军，父亲就把我交给莱谢劳将军，学校课程还未结束，我就到德国受训去了。
到德国之前，我已经在暑假期间受完预备军官训练，成为少尉预备军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课期间还要多，有人问我：“你在搞什么名堂？”我说：“反正暑期闲着也是闲着，干嘛把它浪费呢？”我们甚至还组织一个乐队，大约有五、六人，每一个人都能兼顾几样乐器，我的主乐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鸠琴、小喇叭以及手风琴。我们这个乐队蛮疯狂的，经常在苏州电台的一个夏威夷音乐节目中表演，而且那时候刚好流行夏威夷音乐，我们不仅演奏还有演唱。我把中国的评剧改编成爵士音乐，中间还加了很多过门，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改编的曲调；同时又把中国小调变成爵士音乐。此外，我也把打牙板变成爵士音乐。
除了音乐以外，在暑假期间，我还额外补习弹道学、比较宗教学，这些都是学校正式课程里所没有的。我做这些事之前都跟父亲报告过，父亲说：“你不要吃多嚼不烂。”我说：“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蒋纬国口述自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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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1)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在信里为父亲打气。我在信中一开始就跟父亲开玩笑（我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我是“调皮不捣蛋”，父亲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信中说：“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我回国时，父亲就问我回国后有何感想，我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父亲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经过马来西亚，顺着马来西亚半岛往上走，先到达槟城，第二站到巴拉湾。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湾打了一个电报给父亲：我在“不老湾”向父亲祝寿。船通过巴拉湾又穿越印度洋，先后经过锡兰、孟买与哥伦巴斯，然后从哥伦巴斯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苏伊士，北端则是Port Said（波特赛港）。我就在苏伊士弃船上岸，几个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车，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面狮身像、金字塔，还到开罗参观博物馆，最后经过亚历山大港到Port Said赶上原来那班船，所以我没有看过苏伊士运河。听说该运河是一级一级高起来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游泳，从Port Said上船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体育馆练习骑马（假马）。体育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德国人，年龄约二十出头，我记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称呼他为阿兴，我向他学斗剑、游泳、拳击。那天早晨，阿兴问我：“你今天还想游泳啊？”我说：“怎么，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头，我从船舱一直走到最上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与我们穿越红海到埃及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我问阿兴：“为什么不能游？”他说：“你要游，我陪你游。”结果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游泳。那年我二十二岁，健康情况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后个子还长高了一些。我没有割扁桃腺以前，个子又矮又小，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东吴的老同学徐维铸，不过他住二等舱，我住在头等舱，见面机会比较少。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位德国长者，他为我补习德文，我从来没学过德文，他非常热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船抵达地中海时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于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甚至赶走他们、暗杀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感想？”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单纯小孩，对德国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犹太人被压迫这件事，因为上海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但是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哪一国人的这种知识，我只知道犹太人是一个人种，而且是一个宗教种族，不是一个犹太国。我的德文老师如此问我，我当然站在德国这一边，所以我就回答他说：“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对。”结果我的德文老师说他就是犹太人。我很快地将话锋一转：“对呀，我知道你是犹太人啊，以犹太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国的话，德国人还有机会混吗，除了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外，我看希特勒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犹太朋友，我觉得犹太人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习惯与家庭观念。我称赞犹太人以后，我的德文老师特别得意，他说：“你说对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只有这个办法。”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身在国外不要乱说话，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要多看看苗头，以免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位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他念过七十余部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学问非常好，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德国人是西洋人里最早研究与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易经》也是德国人先接受。莱布尼兹首先欣赏《易经》的“二进法”，“二进法”与电脑的关系是他先发现的，他认为《易经》是建立在二进位的逻辑上。
（二）滑雪经验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达马赛，我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我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我，帮我卖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我的钱支付的，而他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大使馆后又可以报一笔账。从此我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不过我没有举发他，平时还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但是当我抵达德国时，奥运会已经闭幕了，我就赶到德国南部观赏冬季奥运，没想到等我赶到时，冬季世运也闭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没有看到奥运，但是我可以学习适应环境，于是我就在当地学滑雪。我到德国南部时还有一位朋友随行，所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教我们滑雪。我的朋友学过几次，但是并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练是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他不仅对路线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会随时讲解给我们听，这次的学习，对我尔后参加山地兵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时，在山屋外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国人。他们穿着泳衣在外面晒太阳，虽然当天没有风，晒晒太阳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曝晒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他们：“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对我表示谢意。等到我们中午滑完雪回来时，我发现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晒太阳，我心里想：完了，他们已经晒了四个钟头。我问他们这段期间有没有进去过山屋，他们说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儿，没有进去过。我告诉他们，下午一定会全身起水泡，同时我也责怪店主没有警告他们。到了下午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发烧，我们就连夜雇了马车，将他们两人送到城里的医院治疗，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一个人的皮肤如果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时，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致命。
我的运动细胞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不过却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点小意外。那一次，教练带着我们滑雪，地点是一个很大的山坡，我们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转弯到另一个山坡，那天还下着雪，所以我们要赶紧跟着教练滑雪板的痕迹，否则时间一久痕迹就不见了，不过，如果我们跟不上，教练也会回头来找我们。我的朋友在转弯时摔了一跤，因为刚刚下过雪，比较松软，所以他摔倒后留下一个大洞。他爬起来又继续滑，我紧跟在后，才转弯滑雪板就插进刚才那个洞里，两只脚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还是赶快爬起来跟上他们，当天晚上脚就肿了。回到山屋时，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开，第二天坐马车下山。
（三）学习德文
回到柏林后，我遇见了谭伯羽（谭延闿之长子），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拜托他照顾我。他比我大二十岁左右，对我非常照顾。我抵达柏林时已经接近过年，他介绍我进入柏林大学的语言先修班。这个德文班是个浓缩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别用功，虽然每天只上半天课，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个钟头念德文。
学校没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东是个意大利人，夫妇俩没有孩子，原来有一个侄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后来被他们赶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间，有一间卧房、书房和一间浴室，居住环境很好，这在德国是很难见的。德国人只要家里房间有多余的，就会把房间租给人家，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房东太太也是意大利人，当年已经四十六岁，她登报时指定把房子租给一个到西方念书的东方孩子，我看到报纸启事，觉得不错，就去向他们租房子。房东太太特别喜欢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每天上课前和回家后，她都会亲亲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会有黄头发出现。别人看到就说我一到德国这么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说对方的确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国妈妈了。她真的对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讲德文外，还给我很多篇短文，这些短文有些是笑话，有些是名人的演讲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学学德文之外，回到住处还有房东太太的教导，因此我的德文进步很快。我把她给我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房东家里有客人来时，他们邀我一起聚会，房东太太就会说：“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国哥为我取的），演讲一段给我的朋友听听。”
我就真的像演讲一样，说给他们听。把演讲稿背熟了以后，这些文章就等于是自己的，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学语言先修班学习德文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而已，很快地就毕业了，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去念高级班，因为高级班教授的是德国文学，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升级。
念完语言先修班后，我首先到德国一位伯爵夫人处，她喜欢中国以及中国孩子，所以她时常找中国孩子到她家里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很大，居住环境非常好。她特别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个多月，她教导我德国上层社会有关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德国社会很保守，很讲究礼仪，伯爵夫人是德国上层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能够受到她的教导，实在很幸运。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同时有几个中国人住在那里时，伯爵夫人不准我们讲中文，只能讲德文，所以在那期间我的德文又精进不少，而且生活习惯完全改过来，变成一个欧洲上层社会的人。
（四）入伍训练
1.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入伍教育与军官教育是衔接的。入伍教育的课程是从单兵动作到班、排的小战术训练，属于战斗阶层。在入伍时，入伍生（军官候补生）除了平时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再加强排、班的小战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军官学校之后，便要接受营连战术的教育。入伍训练时，从战斗到勤务都要加以学习，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装备，还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
德军的入伍训练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重视以及强调的。他们的训练一开始就是班教练，而各个教练是在班教练里面完成的，让士兵在一开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养自己是班里的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如射击及前进时相互掩护。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超过。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不论搜索、攻击、防御都要在班教练里面完成，这种训练是我们所欠缺的。
在战场上接近火线时，应该由一排掩护、一排前进，接下来由一班掩护、一班前进，到了最后就是各个跃进。跃进时，一个班里面只有一个兵在跃进，其他的都是火力掩护，这点我们做到了，但是撤退时，我们没有做到各个跃退。我们的长官只想到由一个连掩护另一个连撤退，试问掩护完后，原先负责掩护的这个连该如何撤退呢？同样的情形，当一个排掩护其他排撤退、一个班掩护其他班撤退之后，他们该如何撤退？所以跃进时应由后面先跃进，跃退时则由前面先跃退，一个班如果已经剩下七个人，就用七枝枪先掩护一个人撤退，再掩护第二个人撤退，如此一来，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则就会做无谓的牺牲。国军没有专门的人来教导各个跃退，在战场上也不会使用，德军则把此视为重要的科目。
单兵教练在班教练里完成以及各个跃退的训练，是德军的特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称为军官候补生，主要课程就是学习单兵、班、排的小战术（小部队的战术），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还有入伍生导师为我们补课，讲解许多基础的课程，例如班、排小战术。等到入伍一年后，最基本的班、排、伍战术都可以运用了，例如各种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科目是我们国军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营或行军中遭袭后突然发起攻击，也就是在一个口令之下，将行军时的三行纵队立即散开，成战斗队形。通常行军间呈战斗队形时，速度会比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军，一个钟头只能走十公里，所以必须成三行纵队行军，但是在行军间如果突然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必须立刻从行军队形转变成攻击队形。国军如果有这种训练，中伏的机会就会减少。总而言之，在行进中要能够发起攻击，在宿营中也要能够发起攻击，这两种都称为奇袭，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回来以后就介绍给国军。
军官候补生晚上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例如如何领款、领弹药、领零件、领被服，还要学习如何送伤患，这些都是连里面实际的行动。班长如果每天带着部队出操，一定会吃不消，所以德军的规定里，教育班长是一周轮值一次，勤务伍长是每天轮值一次。编制内的士官不一定每天与我们一起出操，他们有专门的士官讲堂，由全连的军官分别授课。课程排定后，由军官教导士官，再由士官教导士兵，较为机密的课程则不必教导士兵。例如我们攻击波兰，士官必须清楚波兰碉堡的构造；如果攻击苏俄，也必须清楚苏俄的情形，这种都是机密的讲堂，外国学生不准参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国军装，算是德国人，所以我也上了课。
德军的规定里，二等兵的名称为二等射手，二等兵当一年后就升上等兵，名称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个三角形。上等兵不仅没有人来管，反而还要去管别人，担任连里面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长、内务班长。尤其在下班后，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内务班长来管理。没有资格升上等兵的就升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个菱形，没有资格当内务班长或教育班长。这是德军制度里较为独特的。
在德国，上等兵与二等兵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上旗手与下旗手。到了军官学校以后就变成下士，过了半年升为上士，年资够但没有资格升为上士的就升为中士。这个制度在国内从来没听过。但是它的确有道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德军制度的报告，父亲非常欣赏，也交代陆军总部加以研究，但是陆军总部研究之后没有任何答复。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经拖延就消失于无形了。我在第一师当连长时，曾经把我在德国学习的方法一一加以运用，连里面一个空缺都没有，而且还多了两个人，他们是来了之后不肯走的。所以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德军的规定是一个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发子弹；美军则是规定一年内子弹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时并不限定数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几十发，打完以后又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打靶，这种训练没有德军来得踏实。
受训期间，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检查清理装备及整理内务后到俱乐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轻松一下。所费不多，只要二、三块马克就够了，所以德军规定皮夹里不能超过八块马克。如果皮夹里的钱超过八块马克，而又不幸遗失，失主也不敢告发，因为自己已经犯了规，一旦告发，反而还会遭致“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队里面从来没有偷窃的事情发生。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军需士，我们的钱可以放在军需士那儿。
连里面有军需士、被服士、军械士，管理非常整齐。德国的营房都是三层楼的建筑，地下一楼是用来放军械的。连士官长住在一楼犄角处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时这栋楼就由他来管，士官长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大家相处起来就像一家人，非常温暖。
2.山地兵训练
德国的规定是要先入伍才能进军官学校。入伍训练只有一年，不过是真正在部队入伍，方式是在每一连里面插进一、二个入伍生，让入伍生能够领略部队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师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第五连。
我参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它是兵种里面最艰苦的，如果我能够在德国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艰苦训练，并且通过考验的话，我回到国内后，什么部队都难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军种还要重。一般军种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弹药、十字锹、防毒面具等，一个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东西，所以一场行军下来是非常辛苦的。每当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总比国内那些在火线上的人安全多了。”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我曾经受过攀登训练。在山地兵训练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攀登训练，大约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训练就够了，因为有人攀岩上去后，就会丢绳梯下来，其余的人爬绳梯上去就可以。至于接受训练的资格则是身体强壮以及行动灵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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