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到过北京的英国人都还承认：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无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大运河旁
乾隆皇帝允许英国使节们从大运河返回南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决定。让英国人沿途经过直隶、山东、江苏和浙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把大清帝国的腹地，它的肝腑内脏全部袒露给外国人看。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的时候，正是龚自珍揭露的“戮心的盛世”，外表虽然光亮，内囊却已腐朽，很不耐看。有学者常说乾隆保守，从这点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闭关主义”者。他很开放，愿意把“康乾盛世”展示给英国人。只是乾隆老而无知，他忘记运河上通常不是皇帝多次“南巡”的辉煌样子。当年沿河官员多方搜刮，百般粉饰，才造出沿河的歌舞升平。到1793年，清朝内部已经腐坏，运河上民众的贫困状况化再多的钱也难以遮盖。
由于和中国通使的失败，没有获得通商口岸，没有能够公使驻京，马嘎尔尼勋爵回国后承受了很大压力。英国报纸和宫廷对国王乔治三世花了这么一笔巨款而毫无所获大为不满。马嘎尔尼闷闷不乐，一直不愿公开他的日记（日记迄今还未出版）。无法交代，只能让他的副手斯当东出面，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然而“纪实”并不实：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并不时让古老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纪实”为了不让英国民众失望，还是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国。里面放了不少官样文章。这书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书中对清朝官员的腐败，对民间的疾苦已经作了不少掩饰。这些掩饰是必要的：为了不让崇拜中国的欧洲读者过于失望，有必要为中国维持一个古老文明的形象；他们也要让决定遣使的乔治三世有所宽慰，即使没有达成目的，到底不虚此行，看到不少好东西，英王英明等等。
画面表现的是在大运河中牵引英使船只的纤夫们：在营兵火枪手的押解下，在运河边的饭摊上席地而坐，吃几碗稀饭而已，连咸菜也没有。有几段运河水道，民工们实在拉不动船，比步行还慢。英国使节们要求上岸，减轻吃重，兼着也散散步。这样，威廉－亚历山大才画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经是一幅乾隆版的《流民图》了。
这种情景和耶酥会士传到欧洲的风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样。马嘎尔尼失望之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
马嘎尔尼使团来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后说：来的时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汉。但大清国却让英国人垂延三尺。
八抬大轿
根据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记载，他们刚刚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国官员两次造访。一个是代表阁老和中堂向特使问候，另一个是皇帝的钦差。从礼仪上看，这位官员乘坐的是四抬大轿，随员不多，还算轻车简从，所以画的应是礼部派来的低品级官员，是和绅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钦差大臣。
在中国，“坐轿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谓：“戴它一顶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坐它一座轿。”可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驱使苦力，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19世纪很多来华游历者，看到中国的黄包车、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
乾隆以来人口过剩，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到处是多余的劳力，帮人抬轿，仰人鼻息，没有什么尊严。清朝官员出行，雇佣大量苦力，前呼后拥，在街上吆喝扰民。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前面有人鸣锣开道，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防止有人拦行告状，随行还有总管，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登门递上名帖，通报主人姓名的人。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资格坐一顶官轿，为皇上办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大运河旁
乾隆皇帝允许英国使节们从大运河返回南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决定。让英国人沿途经过直隶、山东、江苏和浙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把大清帝国的腹地，它的肝腑内脏全部袒露给外国人看。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的时候，正是龚自珍揭露的“戮心的盛世”，外表虽然光亮，内囊却已腐朽，很不耐看。有学者常说乾隆保守，从这点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闭关主义”者。他很开放，愿意把“康乾盛世”展示给英国人。只是乾隆老而无知，他忘记运河上通常不是皇帝多次“南巡”的辉煌样子。当年沿河官员多方搜刮，百般粉饰，才造出沿河的歌舞升平。到1793年，清朝内部已经腐坏，运河上民众的贫困状况化再多的钱也难以遮盖。
由于和中国通使的失败，没有获得通商口岸，没有能够公使驻京，马嘎尔尼勋爵回国后承受了很大压力。英国报纸和宫廷对国王乔治三世花了这么一笔巨款而毫无所获大为不满。马嘎尔尼闷闷不乐，一直不愿公开他的日记（日记迄今还未出版）。无法交代，只能让他的副手斯当东出面，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然而“纪实”并不实：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并不时让古老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纪实”为了不让英国民众失望，还是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国。里面放了不少官样文章。这书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书中对清朝官员的腐败，对民间的疾苦已经作了不少掩饰。这些掩饰是必要的：为了不让崇拜中国的欧洲读者过于失望，有必要为中国维持一个古老文明的形象；他们也要让决定遣使的乔治三世有所宽慰，即使没有达成目的，到底不虚此行，看到不少好东西，英王英明等等。
画面表现的是在大运河中牵引英使船只的纤夫们：在营兵火枪手的押解下，在运河边的饭摊上席地而坐，吃几碗稀饭而已，连咸菜也没有。有几段运河水道，民工们实在拉不动船，比步行还慢。英国使节们要求上岸，减轻吃重，兼着也散散步。这样，威廉－亚历山大才画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经是一幅乾隆版的《流民图》了。
这种情景和耶酥会士传到欧洲的风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样。马嘎尔尼失望之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
马嘎尔尼使团来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后说：来的时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汉。但大清国却让英国人垂延三尺。
八抬大轿
根据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记载，他们刚刚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国官员两次造访。一个是代表阁老和中堂向特使问候，另一个是皇帝的钦差。从礼仪上看，这位官员乘坐的是四抬大轿，随员不多，还算轻车简从，所以画的应是礼部派来的低品级官员，是和绅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钦差大臣。
在中国，“坐轿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谓：“戴它一顶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坐它一座轿。”可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驱使苦力，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19世纪很多来华游历者，看到中国的黄包车、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
乾隆以来人口过剩，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到处是多余的劳力，帮人抬轿，仰人鼻息，没有什么尊严。清朝官员出行，雇佣大量苦力，前呼后拥，在街上吆喝扰民。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前面有人鸣锣开道，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防止有人拦行告状，随行还有总管，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登门递上名帖，通报主人姓名的人。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资格坐一顶官轿，为皇上办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
 剃头摊子 剃头，在清代是一项重要的营生，一个大行业。清朝的男人在后脑勺留一条辫子，额头到头顶的半月形一大片地带是要整整齐齐地剃去的。19世纪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男人过早谢顶，剃头摊的生意故而非常得好。 清人的辫子，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奇观。在美国的广东华侨不剪辫子是因为害怕倘若剪了去，死后的灵魂就不认自己的躯体，不跟棺材回广东乡下老家了。  直隶通州观象台 观象台古称“灵台”。自有制度以来，中国一直在“天下之中”的“中土”设立灵台，观察星象。元、明、清三朝帝王都是在京城设立观象台。只是朱明王朝开国后，洪武皇帝一度在南京建立首都，曾把元代遗留的观象台迁往南方。燕王永乐篡位后，观象台又被迁回北京。赖特说，这里是位于直隶通州的观象台，是清朝官员用来观察天文的地方。中国皇帝负责“普天之下”的人神共通，通过星象变化来揣摩上天意志，掌握祥瑞灾异。 利玛窦来华后，经过明末和清初欧洲耶酥会传教士的辅导和传授，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水平大为提高，观象台的设施工具之完备，在清朝达到了顶峰。由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耶酥会士积极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及观象台建设，他们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力。罗马教廷收到各国天主教会的控告，指责教廷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为皇帝的个人事业服务，参加全国性的“迷信”活动，与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驰，控告者认为：传教士到东方去，本来是与“星相学家”作斗争的，为了迎合中国皇帝的私人目的，堕落为星相学家。为此，教会曾酝酿将汤若望革除教职，结果在欧洲引起极大争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发表评论，为之辩护。看来，北京中国皇帝的观象台为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广为所知，十分关心。 阿罗姆的这幅画可能是根据另外来源的观象台图稿画出的，它表现的不是观象台上面的设施情景，而是台下面钦天监和观象台的官员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这一部分就附属在高台的下面，也是皇家建筑，非常讲究堂皇。 然而，清初南方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发，却拼死了多少条人命。意大利耶酥会士卫匡国（1614－1661）正在中国，他以外来者的眼光，见证了江南民众是如何抵抗“剃发令”的。在著名的《鞑靼战记》中，他写到：满洲人未遇抵抗轻易地占领了杭州。但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城市，还打到了钱塘江，杀死了许多鞑靼人。江南人反清并不是为了拥戴和恢复明朝皇帝，而只是想按自己原来熟悉和热爱的方式生活下去，他指出了明末江南人反清的根本原因。  没落的南京 朱明王朝发祥于江淮，建都在南京，算是南方政权。南方政权统一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燕王朱棣篡位后把都城迁往北京，但是南京的陪都地位还在，设有六部。明朝的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荣。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为“江宁”。开国初期的满族统治者力戒腐败，保持北方人的朴素生活。他们敌视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饮，还用“文字狱”等手段，抑制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结社活动，百般压榨，将南方财富北调京城。从此，南京失去了财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描写盛极一时的罗马，极尽奢华的城市。英国早期的汉学家之一的德庇时爵士认为：罗马的情景，南京也发生过。用罗马的灭亡，来关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眼光。南京的衰败，是所谓的“失落的文明”。农业民族创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所征服。 此画描写的正是鸦片战争前萧条的南京。画面凄惨，僧人引领着吹鼓手们，侍女们素衣孝服裹身，紧随的脚夫们抬着棺木，确乎是一场出殡。画面地点应是在西城三山门（今水西门）附近。画面右处露出城南一角，是原来南京城外最繁华地带，所谓“乌衣巷”的所在，现在全都颓然废弃，河道中空有几支农船载货入城。少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竖立着，等待着倒塌的那一日。  正大光明殿 19世纪英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宫殿，不是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而是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马嘎尔尼勋爵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雅园，到9月2日离开，赴承德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他们在大学士和申的安排下参观了正大光明殿，并在殿中安装布置了从英国带来的仪器设备，等皇帝从承德避暑回京后观看。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题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画，阿罗姆在作这幅画时作了些修改。 圆明园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题咏。中国方面只有御准的宫廷画师绘过《圆明园图》，现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正大光明殿消失后，这幅版画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是，英国人的画殿前都有柳树，按制度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圆明园图》，殿前也无柳树，可见威廉－亚历山大的原作和阿罗姆的改作有失误。 英国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欢欧洲的“奇技淫巧”，便准备了一整套的天文仪器，都是当时最精密和先进的。一时看来，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高科技展览馆。但据说乾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赠的几件礼品才真是“小儿科”：玉雕、绣花荷包和景泰蓝瓶子。 乾隆更喜欢从法国弄来的那些能给他的帝国带来荣耀和声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有学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为并世三大君主，三人中间，弘历最纨绔。  午门大阅 按赖特提供的文字解释，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举行的大阅兵。“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但按礼典不是每年举行，而是“三岁一举”。大阅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当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阅”。天聪七年，皇太极在关外举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阅兵。占领北京后，为激励满人的征服意志，顺治13年定每三年“大阅”一次。兵事繁忙的时候，阅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国的阅兵礼，不在天安门，而是在天安门后的午门。大阅时，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奴才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鼎沸。这是京城八旗将士唯一能见到皇上的机会。 19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天朝大国的虚弱。赖特在行文中写到：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京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经剩下了一副空架子，被英国人一眼看穿!  官府宴席 1693年，英国国王曾经请一位在欧洲访问的来自南京的中国耶酥会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宫廷表演中国的餐桌礼仪，观察中国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国使节和商人们来到清国，在各地受到总督、巡抚们的招待。丰盛的宴席让他们对中国饮食有了体验。有机会见识正宗的中国宴席，他们做了详细的记录：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些人因为知识特权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厅堂里陈列着小饰件，也同时表明他们生活的高质量。餐厅里的家具和其他房间里的一样，都非常值钱，精美异常。墙上和天花板上总是调梁画栋，装饰着美丽的图案，还悬挂着许多漂亮的彩纸饰物。桌子的四脚都经过雕刻。中间放着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银制的，里面盛装着鲜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面留给尊贵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亚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国家庭普遍使用。主人总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只矮垫子，垫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欧洲那样，主人随便坐在客人中间。 这幅西方人绘的“官府宴饮图”，对当时英国人感性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很有意义。欧洲的烹调水平长期停滞在烧烤阶段。中世纪以后经济的富足，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在饮食上。文明的英国人曾笑话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规矩。但是他们知道，中国人早就有饮食文明。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已觉得中国餐桌礼仪十分先进。但他们不能接受中国人把猫、狗、蛇、鼠当作美味来烹调的习惯。另外，当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这个卫生习惯中国则没有。  北京灯笼店 阿罗姆的画册出版前不久，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角举行过一次中国灯笼展览。赖特在介绍这幅作品之时，回顾了当年轰动全伦敦的展览。那是一只从中国运来，只偶尔在大典上使用的华丽灯笼，集雕刻、镀金、丝绸、刺绣和流苏工艺之大全的杰作。 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除了是工艺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间，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乱频繁的19、20世纪，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灯笼。黑灯而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备巡捕核查。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还要求悬挂上统一制作的“官灯”，严加看管照顾。 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各种款式、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珠，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但欧洲未围绕其形成一套习俗。  乾隆与小斯当东 1793年9月2日，英国使团从北京出发，到承德觐见乾隆。根据英方的记载，京官出身的大学士和中堂比较友善，同意免除叩头礼。而另一位大学士，曾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则比较傲慢。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一贯在边疆平定边患，特别是在福州和广州见惯了英国捣蛋商人的缘故。 福安康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中堂似被其说动，特使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属国使节的叩头礼。英国人只肯吻帝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但基本保持着对话气氛。清朝君臣始终忍着，没有把他们轰出热河行宫。最后双方互给面子，英使觐见以单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乾隆很高兴，据说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在路程中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高兴之余，乾隆把自己腰间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  婚礼队伍  墓地，清明时节  卖猫的商人  吸食鸦片的人  宁波，五口通商的城市，甬海关的所在地  厦门，城门  祭祀  牌局 后记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的编辑初衷，就是想恢复历史编篡学中的“图文并茂”传统，并不是来附和时下的“图像替换”风气。欧美学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图文并茂”。我们读西文精装本的学术书，纯哲学的除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书常常是插图、插画的。反观中文著作，多半是纯粹的文字和图表，相关的图录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不喜欢图象，而是中国近代积贫、落后，印刷和制作条件不够，读者负担不起，才因陋就简，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出版界为例，印刷出版繁荣，伦敦书商找人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画，放在书籍、杂志和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英语世界的读者，愿意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如此丰富，又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大部分人是在阿罗姆(Thomas Allom, 1804－1872)这套版画作品中了解中国的。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片、辫子……，都是从这本画册流布全欧洲的。正是这种事实，构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图文并茂”的传统。对于这传统，我们要尊重，要利用。 阿罗姆的版画里，蕴藏着明清帝国的历史。欧洲人眼中的中华盛世，从收在画册里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创建人，画得一手好风景。他收集访华画家，如荷兰人尼霍夫、英国人威廉.亚力山大、钱纳利、法国人波絮埃等人画作，把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原画，再创作为自己风格的水彩画。他的画作，配上了历史学家赖特的文字说明，1843年由伦敦“费塞尔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罗姆的画卷发行后，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 长城和运河，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实在不记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亚历山大到中国访问之前，是不是有中国的山水画家画过“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两大民族象征，还是外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