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及心理人格研究的重要性

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及心理人格研究的重要性

原作：KGB

个人在历史中能扮演什么角色？个人的个性是否又能影响历史？

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历史是人类的集体创造，而非一两个英雄或领导人物的创造；另一方面，不同的领导在同一历史事件中的差异是不大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不过是消极地对周边的环境和情势做出反映，斟酌各种因素，然后进行合理的决定。因此，不少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会忽略个人的因素，而对历史、政治事件的解释，严肃的史学家也往往从大的社会背景、结构上着手：譬如研究中苏在毛•赫鲁晓夫时代的矛盾，都从大的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入手，而忽略毛的个人心理因素，把它从研究的议程(research agenda)中剔除出去，这个选择一是因为前述说的对个人因素的忽略，另一是因为个人心理分析往往难以证实，带有严重的主观成分，因此似乎不能登入打扮成严肃的、客观的社科分析的大雅之堂。

直觉和常识告诉我们，不同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性格和人格差异，存在对人性和世界的假设的差异（譬如有的人把世界想象得特别阴暗，十分悲观），有着知识面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从政时有不同的取向和追求（譬如有人的追求对自己信仰的正义价值的实现；有的人追求权力；有的人追求在历史上为自己留名，诸如此类），同时有不同的决策结构：有的人权力大一点，甚至像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独裁；有的人的决策智囊团强一点，帮助他取得更多的信息以供决策。

因此，不同的人，因其知识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对同样的客观形势会有不同的感知)perception)和理解。我们说，这些观察往往都是主观的，受个人的意志影响。诚然，不同的领导人在经历同样的历史事件时，他们遇到的客观环境不同，但是他们的感知往往存在差异，而这些感知往往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并且带来后果。此外，由于人格及个人习惯存在差异，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感知时，也恐怕会作出完全不一样的决策。譬如社会、政治心理学中划分出一种政治人格对立，叫做调和式的人格和好战式的人格的对立(conciliatory personality vs belligerent personality)。调和式的人格倾向于在大多场合和情况下对对方妥协，寻求调解；好战式的人格在同样情况下则不愿与对手妥协、不愿放弃、不愿让步，和对手抗争，甚至会采用过激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激化矛盾的结果。我们说中国现代政治上的一对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前者更接近好战式人格，后者更接近调和式的人格。当然，他们并非绝对的好战者和调解者，只是存在一种比较一致的大体倾向：某一种式样的人格特征能更准确地描述他在许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征。

不同的人格会影响决策，一个好战式的人格和一个调和式的人格，对待敌人的立场便会不一样。因此毛有大鱼吃小鱼，消灭异己，将对方合二为一之说；建国后的毛在哲学更不同意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矛盾论，不同意合二为一的说法。所谓合二为一，就是新出现的“一”，应该同时有两个组成者的特色。毛更主张大鱼吃小鱼，如同共产党吃掉国民党一样，由一个因素消灭另一个因素。这也反映了他在建国后的斗争哲学，并且他在文章和讲话中明确地把这种斗争策略上升到哲学高度，对正统矛盾论进行了批判。相比之下，若是由周恩来执政，对于敌人他会更能妥协、调解，寻求共同点而非差异，而尽量不激化和扩大矛盾。若赋予他们两人同样的权力，那么面对同样的形势，面对同样的“敌人”，他们的决策必然会存在有系统性的差异。

因此，研究人格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人格的目的是更系统地、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心理特征，从而分析和预测他的行为。研究人格，也能揭开一些历史事件的外幕：如过去我们谈论中苏矛盾，是强调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组织政策理解上的差异，矛盾是有深层次的、不可调和的制度根源的。而实际上耐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毛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以及对自己在解放后一些经济政策和党内组织问题上的观察和感知，了解到他对赫鲁晓夫可能存在的心理。这种个人心理矛盾被外化(externalise)到更广义的政治上，然后以公众利益或者像意识形态、政经制度这样的宏大事物的名义下对之合理化(rationalise)。

对文化革命的分析，更不能只从当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着手，而需要分析毛本人的心理：他对刘少奇和其他潜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心态、心理。这方面，就我阅读，华人史家写历史时注意得比较好，西方人注意得不够。

再套用Lasswell的“政治人”公式，我们会发现，毛在中苏论战和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可以被这样解释

Lasswell的公式:

P**D*R = Political Man

P = private motive 个人心理动机
D = displacement 移情、转嫁
R = rationalisation合理化

个人的心理动机（譬如私人恩怨、个人的虚荣和野心，诸如此类的东西）往往不能直白的表述，但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在政治中表现出来。行为人将自己的心理动机转移到公众政治上，然后进行合理化。

中苏论战：毛对修正主义的恐惧，害怕自己会和斯大林有一般的下场，因此对赫鲁晓夫有极大不满；这种动机被外化到公众政治中，上升成了中苏矛盾，然后通过中苏在政治经济政策制度理解上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得到合理化。

文化革命：毛对刘少奇的不满，害怕后者1. 权力扩张 2.在毛死后对毛进行批判，如同赫对斯的批判一般。这种不满又外化到公众政治之上，再结合毛素来的造反心理上升到毛对整个党政官僚制度的不满和恐惧，（心理学上称为反叛型人格——rebellious personality）， 最后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以共产事业的名义表现出来。

如果说毛和Lasswell公式中说的有何微妙地不同，那么就是毛对自己的转移更有意识：如在文化革命中，他有意识地利用民众完成了他所要达到的效果，所谓是旗高一招。

因此，我们看到研究历史时必须研究人格，不能忽略传记心理分析的作用。人物的心理分析绝对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历史的全部中绝对不能忽略掉它。倘若不知道毛和刘的恩怨，又如何研究文化大革命呢？难道真如有的学者的简而概之，使毛的一种不断革命论的继续，是一种对官僚和特权制度的反动？这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抹杀了一些最本原的东西。

因此，回到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因其心理人格和知识和其他环境的不同，将会对历史的发展做出重大的影响。个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然地，个人不总是发挥作用，但在不少历史事件中，他们能扮演绝大的角色。历史不仅仅是群众创造的，也是人物创造的。

另一个忽略人物影响的办法是将历史事件扩大化。譬如有的人说，中国封建制度的灭亡是必然的，不以孙中山这样几个推翻清王朝的人所决定，他不推翻，迟早有旁的人来推翻，哪怕不彻底废除清朝王室，也会在制度上废除旧制度（如君主立宪）。对这个大历史，个人的影响是维乎其微的。这个态度很多人采用，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Plekhanov（见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允许个人在历史上扮演角色。但是他也补充，个人也许可以改变一些历史事件的程度和特征，但是不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必然”：如果说个人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么他们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场合中促成了本来也会发生的历史必然。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大机器中的齿轮。因而，这种决定论的姿态仍然是不变的。

所以和我的女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她说，个人的角色大小，要看你所定义的历史的大小。显然，她说得很对。如果无限地把历史放大，那么个人的角色只会越来越小。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文明看成一个生成和最终毁灭的过程，把千百万年的历史都考虑进来，那么没有一个个人和历史事件能在本质上改变这个历史的“必然”。若如此，历史分析就没有必要了。这种哲学探讨，对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历史研究并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希望去了解那些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历史事件的形成原因、发展和结果。二次大战是如何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都是我们希望了解的内容。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个人的角色都是重要的，不能忽略的。

最后，我准备再形象地用一个类比，谈一谈关于行为的不可缺失性(action indispensability)以及行为人的不可缺失性(actor indispensability)的观点，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中的行为以及历史事件中的参与人的重要性。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政治心理学家、历史学家Fred Greenstein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关键的概念： action indispensability和actor indispensability。前者指的是影响一个历史事件中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行为； 后者指的是一个在某的历史事件的决定性的行为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接触过这样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问题：如果哪年不发生什么什么事，我们今天会是如何呢？没有谁谁谁在什么时候就死掉了，历史会变得怎么样呢？

了解action indispensability和actor indispensability，可以举比利时小男孩通过小便拯救了整个布鲁塞尔城的传奇故事作为一个类比，说明这两个概念。

背景：传说布鲁塞尔被敌人力量包围，他们埋置了炸药，准备烧毁该城。

不可缺失的行为(indispensable action)。 一个叫Juliaanske的小男孩看到了炸药，用小便把导火索浇灭，破坏了敌人的阴谋，“拯救了全城”。这个行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是不可缺失的：如果没有这个行为，后果不堪设想——按照传说，全城就完蛋了。

不可缺失的行为人(indispensable action)：如果换了另一个小孩，他会不会做和Juliaanske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胆小的人呢？如果他是一个粗心的人呢？如果他是一个缺乏公众责任感、公众精神的人？如果她是一个女孩儿呢？如果他年龄太小呢？如果他恰巧没有小便呢？如果他不能依靠集中生智想到这个办法呢？这说明我们的Juliaanske在事件具有不可缺失性：他是一个关键：他个人的存在影响了事件的发展。所以，对这位小英雄，我们留下他的名字以做纪念。

而个人的行为、选择要受其心理和其他个人因素和特征的影响，因人而异。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去了解历史人物中的个性、特点、心理。

回顾历史，关键的事件数不胜数，举一个例子，便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如果没有Holocaust，犹太人的人数会大大增加，同时仍然广泛存在于欧洲社会；如果没有Holocaust，犹太人也许不会在巴勒斯坦建国，锡安主义不会成功；如果没有Holocaust，德国民族恐怕不会带上今天这样的罪责感；如果没有Holocaust，更没有今天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种族清洗的恐惧，没有人们在伦理学、神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上的反思。这些结果，大家可以列举很多。因此，对今天的情势，Holocaust是个不可缺失的事件。

同时，有的人对Holocaust负有最直接的责任，那就是希特勒：德国和欧洲的过去的反犹主义恐怕并非是种族灭绝式的，但在希特勒为首的种族主义宣传下，变得更有攻击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的消灭是唯一的结果。甚至当时在纳粹高层，也不是抱有这种灭绝主义的，消灭犹太人的“最后决定”由希特勒发出。狂热的、以屠杀由太人为终极目标的希特勒的存在，决定了犹太人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结果。希特勒的特殊心理特征和疯狂的非理性哲学，造成了Holocaust，他在这次历史事件中，是个不可缺失的人物。如果换做他人执政，犹太人大屠杀的发生就很可能不是必然的。

希特勒之下参与执行任务的人，是否不可缺失呢？譬如Himmler作为党卫军头子，策划、主管了屠杀的进行。但他并非是不可缺失的，因为换另一个人当党卫军的头子，很可能也会听从希特勒的命令。其他参与屠杀的各级人物，多是可以替换的，不是决定性的。他们因此都不是不可缺失的个人。

同样的，英国在1940年时，是否和德国议和（或者投降），是不是会对历史发生重大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德国会付诸实施早已准备好的统治英国的计划，然后将全部资源地投入到东方的对苏联的战事，专心致志，而无后顾之忧。在苏德战争中一些战役都具有转折点的决定性质，苏联的胜利并非必然。而若德国能够消灭英国，全面转向苏联，战胜苏联的可能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英国当时决定顽强地同德国作战，影响了历史，是一个不可缺失的历史事件/行为。

首相邱吉尔则是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最有可能替代邱吉尔成为首相的第二号人物哈里法斯(Halifax)爵士，会对德国进行议和，甚至投降。当时英国政府上下亦都不看好对德抗战，战败主义弥漫。史学家会认为邱吉尔成为首相是一个改变局势的关键：他对抗战的至死不让步的态度，改变了整个形势。他是一个不可缺失的人物。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模式分析一下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如果说抗战时迟早的事，那么至少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是党继续生存的不可缺失的事件；而张恐怕是这个事件中不可缺失的人物。某种程度上说，张的行为改变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同样，人们可以问问如果没有了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会不会发生；如果毛泽东在建国后马上就逝世，会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如果当时其他人物，而非邓小平，成为了党的领导人，像当时这样的改革开放会不会进行。有哪些人物是可缺失、可替换的，有哪些是不可缺失，不可替换的？

最后，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指出了，人物是具有不可缺失性的；它说明了人物在一些（而非全部）历史事件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必须承认像希特勒、邱吉尔、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大大地改变了历史。

英雄造出了时势。这也对我们说明了学习历史是绝对不能忽略对人物的研究的，不能把他们视为同质的(homogeneous)、可替换的、没有个性的促成历史发展的规格一样的齿轮。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知识背景和其他个人因素的了解是必须的，同时有助于拓展、加深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