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心】多谈主义【先谈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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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谈主义【先谈法西斯主义】

朱雨心

 

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实际问题。并且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

 

此言大谬。长期以来，我们不是“主义”谈的太多，而是谈的太少，从来就没有把各种“主义”谈正确、谈清楚、谈透彻过。中国的高等院校，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最大的问题，就是“主义”谈的太少。头一等的大学，是制造“主义”。第二等的大学，是谈“主义”。那末等的大学，才是尽培养些做“实际问题”的书办，工匠之类。我们多的是末等大学，少的是头等大学。胡适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了，都尚且如此不耐烦谈主义，其余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主义谈的比较多的，是先秦诸子百家那段时间，后来越来越少谈主义了。幸亏那时谈主义，否则，真是要“万古长如夜”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那时主义谈的不够。在面临“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要多谈主义，才能继往开来。

 

一． 先谈法西斯主义。

 

世人都说法西斯坏，然而，法西斯到底什么东西？坏在哪里？没有几个人说的清楚。那怎么就都说法西斯坏呢？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多的，是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少的，反倒是有缘有故的爱，有缘有故的恨。

 

法西斯主义包含的内容很多，简单地说，基本上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再加上爱国主义。在希特勒上台前，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在德国流行了，德国人是自愿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希特勒的强制推行或宣传。至少可以这样讲：德国人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自愿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自愿程度。德国人认识法西斯主义的清楚程度，也应该远远高于中国人认识共产主义的清楚程度。德国人的道德，就算不比中国人高，恐怕也不比中国人低多少。世上是有坏人，但是，存心追求明知是坏的东西的人，却是不多的，不存在德国人忽然都坏了良心，存心追求一种主旨就是要人做坏事的主义的可能。当然，希特勒及其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接受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也正因为这样 “顺应民意”，希特勒才被民主选举上台。就那时的德国人而言，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说，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法西斯主义。

 

果然，在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下，德国迅速治好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了一个台阶”，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到十年功夫，便成了世界强国，迫使其它列强不得不废除或修改以前强加给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德国人民当时的伟大领袖希特勒，更是万民拥戴，如日中天。

 

德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德国相当于欧洲的中国，在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比欧洲主要大国慢了一步。而中国在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又比世界主要大国再慢了一步。这慢一步，损失巨大。这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边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德意志。德国因为援助奥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埋下了二战的种子。中国因为援助朝鲜，而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导致了中日再战。

 

也许真是因为“共同的遭遇，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与德国人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近。从北洋水师的军舰，到蒋委员长的洋枪洋炮，都是从德国来的。德国是抗战初期中国的唯一军火来源。当时还有德国军事顾问团，并参与初期抗战。不但如此，蒋委员长在三十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发点和目的，与德国人搞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要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凝聚起人力物力到民族复兴这件大事上来。蒋委员长抗战可不是为了什么“消灭法西斯”，恰恰相反，蒋委员长推行法西斯主义，正是为了准备抗战。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完全是胡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明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种族战争，根本就不是宗教战争。

 

中国人抗日，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搞法西斯主义。假如日本人不搞法西斯主义，难道我们就不抗日了吗？中日之间的战争，根本就不是宗教战争，不论日本人搞什么主义，打什么旗号，我们都照样要抗战。实际上，日本人与中国人，同人种，同文化，同宗教，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没有任何“主义”之争。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上与中国最没有“主义”之争的国家。中国人抗日，根本就不是反对日本人的什么“主义”，而是反对日本人的种族奴役。中日战争，是纯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种族战争，没有半点宗教战争的成分。

 

西洋人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西洋人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断，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顺口把二战也说成是宗教战争，虽然荒谬无比，到也情有可原。而中国人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宗教战争，根本不应该口误，实际上也不是口误，而是跟着西洋人瞎嚷嚷，是西方文化污染的一个例子。把二战说成是宗教战争，是对西洋人非常有利的说法，但是，却是对中国人非常不利的说法，中国人为什么要跟着西洋人瞎嚷嚷呢？

 

蒋委员长领导中国坚持抗战八年，基本战略完全正确：即以持久战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而奠定了中国复兴的基础。抗战胜利的头功，当然是蒋委员长的。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宗教战争，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说法所隐含的思想意识，是今天以及今后造就大批的思想基础。（未完待续).
 

多谈主义之一：先谈法西斯主义2

朱雨心

 

纳粹，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的汉语的音译。本来，按汉语的习惯，可以简称为：德民社工党，或进一步简称为：社工党。为什么这些都弃而不用，反而用了个没有人看的懂的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的：看的懂的东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

 

法西斯这个名词，来源于古罗马权杖的名称，由此推其本意，大概应该是“国家权威主义”的意思。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意大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作用”。是对什么东西的反作用呢？是对欧洲从法国大革命以后涌现的，在当时流行的，许多主义的反作用。首先，法西斯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反的，其次，法西斯主义也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有冲突。

 

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而爱国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国家，在共产主义里，本是一个负面东西。国际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唱的最神圣的歌是《国际歌》，追求的是“英特纳雄奈尔”，即，国际主义。为什么这歌唱到要紧关头，忽然不用明明白白的“国际主义”一词，而改用不知其所以的“英特纳雄奈尔”了呢？原因就是前面讲的：看的懂的东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为什么呢？这其中涉及到上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层次的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待日后有空再另议。

 

其实，看不懂，也照样引起思想混乱，只不过与看的懂的乱，不一样而已。所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先前爱某主义是因为无知，后来改成恨该主义还是因为无知。而且，往往越是无知，越是先前爱的要命，而后恨的要死；往往越是无知，越是爱憎分明，爱与恨之间的转换，越迅速、越彻底、越频繁。那么智者呢？往往立场不怎么鲜明。先前也并不怎么爱，后来也并不怎么恨。真可谓“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

 

正因为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任何带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东西，常常自然就包含了法西斯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布什的《爱国法》一出笼，人们立刻就吻到一股法西斯主义的气味。

 

法西斯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其实并不正面抵触。法西斯主义反对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所包含的，任何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内容。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法西斯主义要求“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利益；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应该限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以维护国家利益。小布什的《爱国法》不就是这样的吗？有人说小布什搞法西斯主义，那是一点都不冤枉的。

 

再用我们熟悉的例子作个比方：

“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法西斯主义；
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自由主义；
大河，小河，“一片汪洋都不见”，这是共产主义。

 

讲到这里，必定许多人心里嘀咕：爱国主义到底好不好呢？这个本来不是本文所关心的事。本文所关心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一类的问题。“好不好”，是完全另一类的问题，是美学问题或宗教问题。美学的问题，一万个人，可能有一万种不同的答案，张三认为瘦的好，李四认为胖的好，永远都讨论不出个结果来。当然，美学的问题，至少还是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多少弄点结论出来。宗教的问题，正好相反，问题还没出来，结论就已经早就有了，不论什么人，答案必定永远都是同一个，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话虽如此说，这个问题倘若不先稍议一议，许多人睡不着觉。

 

鲁迅先生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顺着鲁迅先生这话的意思作些修改：我不爱野草，但我更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有了这两层意思，差不多就可以回答爱国主义好不好的问题了：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爱国主义，本是邪恶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并不美丽的野草。

 

爱国主义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衍生物。而现代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卢梭的“主权在民”这样的民主概念上的。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是从根本上不相容的，从而又反过来动摇民主本身的道德基础。自由，平等，博爱，是国际主义的，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却是种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也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然而，邪恶的，是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制度这样的，由爱国主义做装饰的，“地面”，而不是在其上生长的爱国主义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在完成了从君主制“地面”到现代民主制“地面”的转变后，立刻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后不过二十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规模，烈度，频率，远远超过了原先的君主制。在民主面前，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不堪一击。

 

爱国主义有正义的，也有不正义的。一个弱小民族的爱国主义，往往是正义的；一个强大民族的爱国主义，往往是不正义的。以当时的德国而言，墨尼黑协议，标志着德国推翻了列强对德国的压迫。大致上以墨尼黑协议为分界，这之前，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及其爱国主义基本上是正义的，之后走向不正义，倘若暂且不考虑犹太人的问题的话。

多谈主义之一：先谈法西斯主义3 4

迫害犹太人不是希特勒发明的，也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新主张。在希特勒之前，西洋人已经有一千六百年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了。希特勒不过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西洋人迫害犹太人的传统，把对犹太人的迫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实都是犹太教的衍生教。两千年前，古罗马灭亡了犹太人的国家，杀了约一百万犹太人。那时，常有人出来自称是救世主。一天，耶稣出世，也自称救世主，说是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与犹太女子玛利亚所生，来世上行使上帝耶和华的权力。这一派后来成了气候，就是基督教。《拜步经》（Bible）本是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成了气候后，又加了一段有关耶稣的内容，将这新加的一段称为《新约》，而将原来的《拜步经》称为《旧约》。《旧约》和《新约》合起来，就成了基督教的“圣经”。当然，基督教关于“新约”的说法，犹太人是决不承认的。在犹太教看来：基督教竟然说：上帝搞大了玛利亚的肚子，简直是对上帝的极大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又过了许多年，出了默哈默德，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向他的门徒（四大“护法”）口授了《可兰经》。据说，默哈默德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是上帝借默哈默德之口，颁布《可兰经》。《可兰经》的权威由此而来。《可兰经》的许多内容与《拜步经》相同。默哈默德这一派后来成了气候，就是伊斯兰教；《可兰经》就成了伊斯兰教的“圣经”。伊斯兰教也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与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但是承认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然而，默哈默德是上帝的最新使者，带来了上帝的“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当然是“最高指示”中的“最高指示”。 这三派，都是一元神教。最基本的教义也相同，即认为：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主宰一切的、全能的神。这是犹太教及其衍生教与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其它许多宗教不是这样，譬如，古希腊的宗教是许多专业的神，即便宙斯也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佛教也是多元神教。 然而，一元神教缺乏包容，用小布什的话说：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那一边。本来只有一派，也就罢了，现在有了三派，都是小布什那样的逻辑，西洋从此多事。 在三世纪前，罗马帝国视基督教为邪教。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教难以及相关的“奇迹”，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那时，犹太教却被罗马帝国视为正当宗教，受到保护。然而，三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皈依了基督教，从此开始了犹太人一千六百年的苦难史。基督徒对犹太人大规模、有组织的迫害，每几十年就有一次，而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对犹太人的迫害，大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犹太人，轻者，被掠夺，重者，遭屠杀。一千六百年来，基督徒的双手，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 起初，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宗教为借口。那时，犹太人若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便可“得救”。可是基督徒强迫犹太人改宗，道理上不顺。犹太人拜的是上帝耶和华；基督徒拜的不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玛利亚是个凡人，只不过给上帝生了个儿子，根本就不应该拜。而耶稣，就算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徒也不过是儿子党，而人家犹太人却是老子党。凭什么犹太人就信了你基督徒的说词，不拜老子，拜儿子？退一万步讲，就算按你基督徒的说法：儿子就是老子，老子就是儿子；犹太人也没有拜错呀？犹太人怎么能不明不白地改宗呢？因此，尽管有一千六百年的迫害，犹太人仍然坚守信仰，坚守传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应该说，那时的宗教迫害并非只是针对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庭，几次组织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浩浩荡荡，一路上，凡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都成了刀下之鬼。犹太人，穆斯林，那当然是要杀，可是，就连同是基督教的东正教徒，也一样照杀不误。当然，那边（穆斯林，东正教徒）杀回来时，也是同样的杀法。只可怜了犹太人，人少势单，不论是那个方向来的宗教迫害，每次都有份，仿佛是“黑五类”，每次搞运动，不论是斗刘少奇，还是斗林彪，还是斗“四人帮”，都少不了它。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西洋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制度的出现，对犹太人的迫害也从宗教迫害转变成种族迫害。这种族迫害，比宗教迫害，还要厉害。宗教迫害时，你若实在受不了，还可以改宗，虽然对不起祖先，至少还有条出路。种族迫害时，你不可能改你的DNA，所以，只有死路一条。 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能以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残忍的手段进行，是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并不是只有德国迫害犹太人，还有许多其它西洋国家也直接参与迫害犹太人，而间接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就更多了，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没落下。当时曾发生美国不准犹太人难民上岸，迫使难民船，包括儿童难民船，折返欧洲，结果许多犹太难民后来死在集中营里。犹太人在西洋被赶的无路可走的事，以前是没有的。这正是民主思想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制度造成的。民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反动的东西，比君主更坏。大多数君主，不论是暴君，昏君，还是明君，至少在理论上都认为：权力，以及施政的正当性，来源于道德。而民主的权力的正当性，在理论上，却是来源于某种算法的多数，与道德毫不相干。多数人要斗地主，斗地主就成了正当的；多数人不准犹太难民上岸，不准犹太难民上岸就成了正当的。这种权力，以及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多数人意志的民主理念，实际上是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强盗逻辑的延伸，都回到了丛林时代的逻辑了，怎么不反动？ 今天西洋人对纳粹党人不遗余力的反迫害，固然包含了西洋人对一千六百年来，迫害犹太人的罪恶的忏悔，然而，是不是也有借此来掩盖当年西洋人共同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的企图呢？是不是也有借此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犹太人遭迫害只是因为希特勒太邪恶，从而试图回避导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一千六百年的文化根源呢？ 多谈主义之一：先谈法西斯主义4 朱雨心   希特勒对犹太人有许多西洋人传统上没有的新指责。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以有明确疆界的国家的形式生活的；而犹太人的“国家”，却是没有明确疆界，犹太人“寄生”在各亚利安人的国家里，而认同的，却不是所“寄生”的国家，而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   希特勒没说错，是那样的。现代亚利安人式的国家（以下简称“现代国家”），是建立在民主的理念，即，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基础上的。与民主理念相适应的，是诸如，公民，国籍之类的制度。这种民主理念，抽象的，乍听起来不错，但是，一涉及到具体的人民，就不再那么好听了。是你日尔曼人民的国家，就未必是我犹太人民的国家；是你新教徒人民的国家，就未必是我天主教徒人民的国家；是你贫下中农人民的国家，就未必是我地主老财人民的国家；是你说德语的人民的国家，就未必是我说法语的人民的国家；是你不吃狗肉的人民的国家，就未必是我吃狗肉的人民的国家；是你一夫一妻制的人民的国家；就未必是我养小老婆的人民的国家；等等，等等。实际上，所谓“人民的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不承认人民的多样性，不承认人民所追求的价值的多样性，是这种民主的前提，是渗透了一元神宗教毒素的文化的产物。现实中，所有的民主国家，充其量，只是按某种特定衡量方式所确定的，势力最强大的一种人民的国家，其余种类的人民，不过是附庸罢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将弱肉强食合法化、合理化、制度化罢了，本质上是一种野蛮的东西，唯一文明之处，是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要文斗，不要武斗”。   没有道理的，是现代亚利安人式的国家制度，而不是犹太人的“认同”问题。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要求人们必须要认同某个“国家”；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要求人们必须要效忠某个“国家”。犹太人当时散居在欧洲所有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有许多是彼此敌对的。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难道需要效忠其居住国，从而彼此敌对吗？犹太人，超越现代国家疆界的，彼此对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共同传统的认同，在道德上远远高于建立在现代国家制度上的爱国主义。   希特勒的指责，还落在吉普赛人头上。吉普赛人从来都是流浪为生，从来就不“属于”某个“国家”。等到西洋人民主起来后，吉普赛人连流浪的权利都没有了。现代亚利安人式的国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与特定的国家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即，国籍，然后按国籍将人隔离起来。那还怎么流浪呢？你亚利安人喜欢画地为牢，把自己关在里面，这是你的习性，你不能强制别人也照你的习性生活呀。你要关，只能关你自己，不能把别人关在外面，或关在里面。更何况，吉普赛人流浪远在你亚利安人画地为牢之前，从法理上讲，吉普赛人流浪的权利，高于你亚利安人画地为牢的权利。这些，希特勒当然不管，按法西斯主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先是驱赶吉普赛人、犹太人，可是那时其他西洋人也都是画地为牢的现代国家，吉普赛人、犹太人无路可走，只好一起送进毒气室作“最终解决”。   现代国家，用国籍的方式来建立人民对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内是奴隶制，对外是种族隔离制。散居在不同国家的老百姓走亲戚，回娘家，家庭成员彼此探访，都不能自己作主，居然还需要双方政府批准，而且，居然探访还有期限，仿佛是放风，探监。这哪象自由民？这种现代国家（或政府）实际上就是奴隶主。民主，充其量就是：奴隶们推选出奴隶主，来掌握自己的主权，从而使自己失去人身自由。如此荒诞、愚蠢的东西居然也有人喜欢？   一个君主，在理论上，只拥有对于人民的治权，不拥有人民的主权，这是君主制在理论上远远优于民主制的地方。民主制，本质上必定是种族主义的；而君主制，可以不是种族主义的。民主制，本质上必定是政教合一的；而君主制，可以是世俗的。君主的国家，不是其治下的任何一种人民的国家，反而才有可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国家。人民在正常运作的君主制下所享有的自由，通常远远超过在正常运作的民主制下所享有的自由。在西洋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吉普赛人能够到处流浪，犹太人有地方出逃，而民主了后，吉普赛人不能够到处流浪，犹太人无处逃亡的原因。旧时君主制需要解决的是维持政府长期正常运作的技术问题；而现代民主制需要解决的却是民主本身的道德问题，这是无药可救的。人类社会出现民主，即便不是反动也至少是走上了一条歧路。   明白了根源后，接下来的推论就很容易了。任何强化这种现代亚利安人式的国家制度的主张，其本质都是邪恶的。任何淡化这种现代国家制度的主张，都是正义的。譬如，任何强化国籍制度的主张，其本质都是邪恶的；任何淡化国籍制度的主张，都是正义的。由此推论，双重国籍比单一国籍好，多重国籍更好。又譬如，中、小学校，搞什么对国家宣誓、效忠之类，搞的越多，越反动；越不搞，越进步。这些学生们应该拜的，不是国家，而是上帝，菩萨，或自家的祖先；这才是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本来是清清楚楚的，颠倒了是非的，正是这种现代亚利安人式的国家制度。 法西斯主义及其爱国主义的错，就错在它们是建立在这种现代国家制度上的。倘若国家不是这种排它的、自我封闭的、种族隔离的、多数专制的、种族主义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的国家，那么，法西斯主义及其爱国主义，就有可能是好的主义。那么，人类社会有没有可能不以这种现代（亚利安人式的）国家的形式来组成和运行呢？完全可能。如果你无法想象，那只是因为你的智力不够。   套用老子的话说：大道废，有民主；国籍出，有大伪；种族奴役，有爱国；国家救亡，有纳粹。 【朱雨心】先生的博克很有看点，读来受益菲浅。更多专著请点击： http://members.wenxuecity.com/profile.php?cid=1uzT6t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