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敬爱的悲鸿老师》

《美术文集》（南师美术系庆祝建系八十周年1982-10） P3 文稿 《永远怀念敬爱的悲鸿老师》杨建侯 永远怀念敬爱的悲鸿老师 杨建侯 每当我在书斋里抬头看到墙上挂的徐悲鸿老师所画的马，就会凝神追思，钩起对往事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徐老师北上任北平艺专校长，我则西去桂林艺专任教，在上海江亚尘家分手，从此两地远隔，时通书信，却未能见面。 解放后，我在金陵大学任教时，又通了几封信，他很关心我的工作，指点我的创作，甚至不厌其烦的插图示范，促进我艺术水平的提高。 1953年，我本想专程去北京探望他，但他来信说。“即将南下，可在南京叙谈。”我得到他的复信，极其兴奋，没有想到，这封信竟成老师的绝笔，他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真是个睛天霹雳，使我悲痛欲绝。 徐悲鸿老师与我永别了，他那刚毅正直和蔼可亲的形象，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际，没齿难忘。 溯自二十年代，我是个蛰居穷乡，久巳失学的青年，对自己的前途，茫茫然莫知所之，却非常喜欢艺术。当时，在李金发先生主编的《美育》上见到徐老师的素描，便生仰慕向往之心，贸然跑到南京来求教。徐老师是中大艺术系素负盛名的教授，而我是个幼稚的“乡巴佬”，怎能得见？正为“不得其门而入”而困惑傍惶．幸得艺术系一位学生顾了然的引见，总算有了进身之阶。 徐老师家住在丹凤街，和汪东先生住同一座楼房。我第一次上门，有点踌躇不前，徐老师见到向我招呼说：“进来吧！小伙子。”他看了我的习作，鼓励再三，并指示顾了然照应我到教室去旁听。我象飘流大海得到了救星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第二年考入中大的动机和准备。 徐老师很重视素描，强调“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认为没有素描的坚实功夫，则绘画不可能达到精深的程度。他说描写方法：“观察为先”；要求“致广大，尽精微”。就是说，从大体着眼，而后深人细致地观察细节，抓住精神特点，从而大胆取舍，概括其余。否则“谨毛而失貌”，只能落得琐碎而失整体。他说，坚实深厚的功夫，来源于刻苦锻炼。“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要用坚强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才能达到。他还经常拿历代艺术大师的素描复制品给我们参考。因此，学生们没有一个不是兢兢业业，严格要求自已的。现在，我深深体会到，正是由于老师对我们这样严格的教育与要求，才使我们打定的基础能在创作实践中一辈子受用不尽。 徐老师对形式主义的流毒深恶痛绝，喻作象“软刀子杀人”，对青年贻害无穷。他对于中国绘画的看法与见解，也是独具慧眼的．他认为中国绘画自明清以来，在因循抄袭，闭门造车的保守思想笼罩下，已呈衰微，深感痛心。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复兴中国艺术，鼓励创新；他严厉批评模拟古人陈法的“公式”和“八股”，他是真正继承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祖国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的，要求“熟中见生”创造各自的新风格。他写给刘勃舒信中曾说。“学画最好以造化为师，故画马以马为师，画鸡以鸡为师……。不必学我，真马较我所作马更可师法。”这也是当年常对我们讲的话。因此，我们学习老师，只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踪。” 徐老师平时对待学生象严父、慈母一样。记得1934年秋他带领我们三年级同学去浙江于潜天目山写生，在杭州住了一夜，准备次日包车出发。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我看到时间还早，便先到清波门外看望多年未见的朋友。清波门离西湖很远，又走错路，回到旅馆时，我们的队伍已坐在车上，等候我一个半小时了。同学们几次建议老师留下条子先开车，徐老师没有同意。我跳上汽车，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不敢作声。在车中，我受到徐老师从未有过的严厉指责，其最重的一句话是“要你当兵，江山必失。”给我震动很大。杭州距于潜有几百里路，我们到了山门，爬上天目山老祖殿，安排好生活，已是夜幕低垂了。大家围坐在煤灯下休息。我没精打彩地纳闷，总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似的沉重，徐老师此时却和颜悦声地逗我说：“不舒服吧！磨墨，给你画张画吧！”当即挥笔，画了一幅睡猫图。我受画之余，心情有难于形容的激动。我很喜他画的猫，记得，当我们队伍从南京出发，途中老师出了一个考题，要我们回答“老师的画，什么最好？”同学们的回答众说纷给，有的说“马，”有的说“雄鸡”，也有的说“牛”。然而我偏说“猫”最好。老师独称我“有眼光”。现在画赠我《猫》，当然很中我意。但是今天早晨我这个“聪明”人却干出了糊涂事，《睡猫》则又涵谴义。心领神会，我感到老师对我的教育，便一直把它挂在床边，作为处世“三思而行”的座右铭。 我们这次在天目山，师生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大家都席地而睡。老师有一个罐头，内装一些花生米，是他饥饿时权作点心用的。然而同学嘴馋．偷偷地拿来“分而食之”。俟老师晚上发现，己“空空如也”。他于是敲了几声罐头，说：“楼上老鼠太多啊。”我们就是这样师生就象父子一般。 在天目山二十几天的写生生活中，师生形影相随，更深一层的了解了老师过去的苦难经历和当时的恶劣环境。原来，徐老师坚强的性格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磨炼奋斗出来的。我深深领会到“穷而后工”，“知耻必勇”的深刻涵意，进而对徐老师更加崇敬。 老师对我们的教育，象春风沐雨似的，使我们增强了对于艺术事业的兴趣与信心，沿着正确的艺术道路成长。1932年暑假，我在家乡组织并主持了《白浪画会》，吸收其他艺术院校的青年画家，逐年举行展览。同时在当地各级编印专刊发表，扩大老师教育的影响。凡此都受到徐老师的赞许和鼓励。 1933年，国民党讨好法西斯德国，在柏林举行中国画展。徐老师认为它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艺术水平。毅然决定筹办非官方性的中法画展。拟征借稀有的传统珍品和物色确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的画。无锡大收藏家臧陶阁裴岱云家收藏的珍贵名画甚多，老师便要我去疏通商借；我和裴家本来很熟，裴家书画统管朱云撝又是老友，联系比较顺利。裴老听说是徐老师的请求，更乐意支持。因藏品都保管在上海四行保险库中。便相约在上海裴的亲家李宅（李准后代）评选。在上海，张溥泉、叶恭绰，江小鹣、郎静山、滑田友等人都参加了选画工作。最后，决定征借李思训的《江山渔乐图》、王冕的《梅》和宋敬微等四件珍品。记得，这四件的保险费高达卅万大洋。徐老师回国后，曾对我讲，这四件东西，在远游西方途中，他都随身携带，为展览增色不少。 这次中法展览有和国民党中德展览唱对台戏的性质，自然会受到重重阻力。记得当时他从法国来信中，提到在马赛上岸时受到国民党官僚李石曾的刁难，竞愤而斥之为“老狗”，其处境之困难可以想见。尽管如此，徐老师这次远征，仍然取得全胜，载誉而归。 拥有珍品三百多件的中法画展，先在法国巴黎展出，盛况空前，打响了第一炮。此后，英、法、意、苏纷纷相继邀聘他前去展览。当时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在欧洲被蔑视，诬为“没有文化”的国家，提到东方艺术只有“日本”的份。这次画展震动了西欧各国，可算得“扬眉吐气”。徐老师于1934年暑假凯旋回来，在上海世界社园子里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我就听到有人这样的说：“这次中国艺木杀出去，打了第一炮，先生（徐老师）在国际艺坛上的爆破，炸毁了西方人视中国为‘无文化之国’的顽固偏见，为祖国文化艺术在世界艺坛上树立起威信。”中法画展给祖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无比的自豪。 徐老师在艰辛的旅途中，仍不断给我们同学们写信。费成武、孙多慈和我经常接到他的海外飞鸿。或寄画片，或问学习，无时不在关心我们的艺术生命的成长。（他的信经常以画片为明信片，得到信，也就是得到名画片的纪念，所以我更高兴于他的来信）。并命我将油画创作“铁工”，摄影放大，寄苏展览。 徐老师这次回国以后，思想行动都有很大变化。他的服装改了，过去爱穿黄铜钮扣的青色土布长衫，显得俭朴古雅；现在则常穿栗壳色的列宁装，显得精神抖擞。我想，在那个时候敢于穿戴苏联式样的装束是出奇的，更何况又经常谈论苏联人民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应该说这是追求进步的表现。 1936年春苏联版画在上海青年会举行展览，老师约我同去观看，并参加座谈。在会上，继鲁迅先生发言之后，老师盛赞苏联版画对中国木刻艺术的影响。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又在木刻展览会上订购古元等人的作品，给予进步木刻家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容徐老师这种进步的表现。所以他从苏联回国以后，周围的压力更加明显。其妻蒋碧微受张道藩的影响，也百般刁难。也有个别学生，讨好“师母”以趋附张遣藩的权势，而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有一次（大概1934年底）老师画室失窃，有一幅临摹西欧名家的〈牧牛图》（油画），被我和养辉发现在一位中大手工科毕业的学生家里，要求收回而被拒绝。徐老师理直气壮向法院告了一状。开庭那天，被告缺席，我们反受法官审问。在—一问明我们的职位后，宣称“被告的画未必就是原告所有。物证不足。人证都是师生关系，不合法律规定。本案碍难受理。”就这样草草了结，使我们懂得国民党的法律原来并不是真理。 我们雇马车返校，老师却爬到马夫座位，一路上和马车工人肩并肩地攀谈起车夫生涯来。更使我觉得老师的气度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可敬。 1935年7月的一个早晨，我们班同学周希杰在镇江举行画展，邀我同去请求老师书写标题。便道过教室，发现教室被暴徒捣乱痕迹，地上还写了些粉笔字，作恶发泄。我俩大为惊骇，当即奔告老师，老师却为惜事宁人，叫我马上回教室整理，擦去粉笔字。同学们都义愤填席，但不知作恶者为谁。 就在那几天，徐老师突然找我、陈晓南和黄养辉到北门桥中华楼吃晚餐，席间拿出一张《朝报〉（当时南京的小报），上面也有恶意诽谤老师的文章。当时徐老师很气愤，意欲反击。大家劝说：国民党时代，御用记者都流氓成性，无所不为，是碰不得的无冕皇帝。这种文章无非是惹事生非，敲诈勒索，司空见惯，不足为道。若一反击，正中流氓下怀，大为不必。老师颔然作罢。 1935年，我们班级即届毕业之际，徐老师计划带我们到苏联作毕业参观。苏联使馆表示欢迎，并同意人员进入苏境后，一切费用概由苏联负担。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整装待发，但因遭国民党的阻挠与破坏而未果。这对追求进步的徐老师来说，无疑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1936年徐老师迁居桂林，原因就是如此。 七七声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日本侵略军很快窜向上海，不久淤沪沦陷。国民党当局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败，不败而退。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从前线溃下来，我只得踉跄携眷逃至汉口。徐老师得知我流亡在汉口，立即汇来五十块钱让我奔赴重庆。徐老师对我这次沿途流亡遭难的情况表示深切同情。特别在听到我申述他过去曾赐予我若干手迹的不幸被劫丢失时，宽慰我说：“人能闯出死亡线，就是大幸，何必再去斤斤计较身外之物呢？”他边说边画“马”一幅见赠，以慰我失物伤感之情。这幅画，幸免浩劫，保存至今，成为我唯一的珍贵纪念品。每当我面对遗作，便会勾起无限的孺慕之情。 我在重庆初住左营街中大建筑系主任虞炳烈同乡处，继迁到渝简马路郭有守家。徐老师喜欢吃我家的红豆稀饭，常到黄君壁、谢稚柳、谢寿康兄弟等处相过从。谈论国事，交流绘画经验，感情非常融合。有一次徐老师带来硬质柿子，我对于它毫无兴趣，从不沾唇，可是他说。“你还没有发现其中的滋味。”强迫我吃，我尝一口，味道却很美。他就含笑说：“由于对事物的偏见会失去很多的好机会，凡事甜酸苦辣，都必亲口尝一尝，才能得到真理。”这一席话，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金玉良言。 1938年老师去前线，临行时嘱咐我照顾在七星岩托儿所或小学的伯阳和丽丽以及他侄子徐焕如。此后他又辗转国外，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地举行画展，为祖国募捐救灾，后来又应诗人泰戈尔之邀，到了印度。他的《泰戈尔象》、〈印度车〉、《愚公移山》等作品，就是在印度创作的。 1942年暑假，徐老师回到重庆。这时我在重庆磐溪国立艺专教书，他招我去石家花园同住。老师作画还是勤奋不懈，有每晨四、五点钟起身作画的习惯。〈会师东京》等幅就是在这 一时期里完成的。他将抗战必胜的信念形之笔墨，引起我学习国画的兴趣。在我晚上作画的时候，老师常把他所用的电石灯和我所用的桐油灯对调，自始至终鼓励着我。此后，我在被日机炸伤、艺专解聘以及家庭的变故等相继的逆运中，他又给我以臂助。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1944年暑假，前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去职，我也随之而解聘。在旧社会里，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失业对我这个子女成行家累重重的人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徐老师正卧病在床，得知我失业的消息，十分焦虑。一时又无法为我另谋工作。使交给我致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和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函各一封，申请辞去他在中大的职，并推荐我补缺。顾毓秀表示可由斯百考虑报来，结果斯百的朋友顶替。事后，吕夭人亲临寒舍作了一番解释：“某人的油画不能卖钱，而你还能作国画，可不急。斯百会给你设法解决的，请放心。” 徐老师为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而肯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源，尤其当时系在病中。这种深如海的崇高感情，使我铭感终身，没齿难忘。 徐老师的爱国立场，愈来愈鲜明。记得在抗战结束前，重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在石家花园闲谈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有人提出：“一个国家能否有两种军队？”他即表示：“现在中国，如果没有延安的军队的话，哪来人民发言的权利？” 重庆校场口事件发生后，郭沫若携《文艺界对时局进言》书来石家花园征求意见，老师毅然在《进言》书上签了名。此后，国民党不断威胁恫吓，要求老师声明退出，并且逼迫在国民党所拟的《反进言》书上签字。老师始终理直气壮，断然予以拒绝。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傅作义召集名人座谈，听说徐老师在会上首先发言，大声疾呼：“立即和平，解放北平！”他心向着中国共产党，渴望中国人民早日解放。 解放以后，徐老师看到新社会的巨大变化，非常高兴。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示下，他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为工农兵模范人物画象，投入新的创作活动。他带病忘我地工作，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亲身实践的经验鼓励我们前进。 徐老师逝世即将卅年了。文艺创作不断在发展。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创作空前昌盛。徐老师的艺术业绩，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和赞颂，并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为国内外人民瞻仰。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