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救国论 [蔡逸儒]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到了极点，当政者厚颜无耻、打死不退、自以为是的心态和作风，不但裹胁群众，操弄族群，掌控国家机器，居然还敢口口声声说要以最高道德标准来自我要求。

　　台湾各界精英及一般民众气得头顶冒烟，不断要陈水扁下台，但他不是充耳不闻，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碰到这种人，笔者其实并不全然排斥交互运用体制内外的力量，来追求最起码的社会公理正义，但又能奈他如何？退而求其次，既然陈水扁僚气十足，咱们就来个全民皆“刁”，以为反制，因为唤醒群众确为当务之急。

政府成为剥削阶级

　　过去，笔者曾经相当自豪地觉得，自己一方面受了传统儒家的教育，知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道理，愿意为国家、社会、同胞贡献一些心力；但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的训练，深知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用纳税钱聘来为民服务的公仆，只要民众尽到应尽的义务（如当兵、纳税、受教育等），做好一个公民，就有权利要求一个公平、合理、有尊严的生活。政府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的合理要求，人民有权依照一定的程序，将政府或个人赶下台去。像笔者这样东西兼备的“完人”哪里去找？有够臭屁吧？

　　话说笔者最近前往中国大陆开会，碰到一位熟识多年的学者，两人痛心疾首地交换对当前两岸政权贪污腐败的看法。他突然表示，两岸或许应该都要多一些像笔者一样的“刁民”，一方面仍然有些中国传统的理想与抱负，另一方面又相当坚持某些基本的民主信念和权利与义务，并说或许唯有这样，两岸中国人才有前途。

　　这就让人回想到前几年，笔者一直引用毛泽东“矫枉就一定要过正”的说法，常说自己不但是台湾的历史及现行反革命，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标准“刁民”。笔者对此“刁民”的称号其实还是相当引以为傲的。

　　说到“刁民”救国一事，其中有两个核心观念，首先在于人民要有权，但必须奠基在权利与义务均等的基础上，人民只要善尽义务，就应享有合理的权利，人民如果对政府心存善意，知道国事繁杂，难以事事尽如人意，但这是出于体谅，而不是必要；其次则是政府要有能，必须竭尽所能为民服务，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成了剥削阶级。就过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人民确实要随时拿根棍子跟在政府后面，三不五时敲它一棍，免得政府官员忘了自己仆人的身份。

体制外抗争不可少

　　讲到善意，这里笔者可以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人民积欠政府税钱，想要政府表现一点善意，或和政府谈条件要少缴一点，大家可以想想政府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大概过不了几个月就会透过司法程序，不是要限制出境或查封财产什么的，就是大刑侍候，它才没有什么善意与体谅可言。既然政府对人民都是如此，那身为主人的我们，怎么可以矫情式地滥用温情主义，以犬儒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官僚系统？

　　越多的“刁民”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勇于挑战陈水扁政权的不当权威，懂得据理力争，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制度才会越为完善。大家要永远记得，不当或盲目地服从，只会助长官僚作风，默尔而息可能成了助纣为虐的罪恶。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共产党人指出，鼓励人们要温顺忍让的宗教是个鸦片，这也不是完全说不通的。

　　体制内的抗争可以是“刁民”，体制外的斗争可能就成了“暴民”。但直到目前为止，笔者至少还没公然鼓励任何人成为暴民，这是合该一并说明强调的。过去大家一直错误地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可以维护公理与正义，话是没错，但也并不全对。

　　法律是门极其专业的学问，其实在法律实务上，我们更该理解，法律并不保障不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如果大家都是个刁民，了解自己在现代社会，体制内的权利与义务，懂得保护自己，强力监督政府，我们倒要看看哪个政府还能够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而不垮台的？这个道理既然适用于陈水扁，当然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地区的任何政府和政党。对吧？

　　有兴趣的人，合乎兴来，咱们一起来鼓吹“刁民救国”的理论，从事“刁民救国”的勾当，打倒一切的压迫阶级，还我社会公道与正义。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本名蔡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