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ald Tsai, Jr. (图)

When Gerald Tsai, Jr., graduated from BU in 1949, one of the buildings on its new Charles River Campus held “a huge and grim lecture hall with a level floor that made generations of Boston University students crane their necks upward in the hope of catching sight of the lecturer,” reads the citation to Tsai’s honorary degree. “Today, through your farsighted generosity, this space houses The Tsai Performance Center, a concert hall with superb state-of-the-art acoustics. The Tsai Center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venue not merely for the University but the larger community. Musicians and their audiences for decades to come will be in your debt for this imaginative work of philanthropy.”

A native of Shanghai, China, Tsai (CAS’49, GRS’49) attended St. John’s Middle School and St. John’s University there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7. After a semester at Wesleyan University, he transferred to BU, where at the age of 20 he earned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economics. He began his distinguished investment career in 1951 as a security analyst at Bache & Company. A year later, he joined Boston’s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ompany, Inc., as a security analyst, ascending to director, and in 1963, to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He subsequently held executive positions in several of the nation’s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day Tsai is chairman of his own management and consulting firm, Tsai Management, Inc., and chairman of the philanthropic Gerald Tsai Foundation. His reputation as a businessman is rivaled only by his reputation as a humanitarian. In addition to funding the Tsai Performance Center, his family has given generously to BU’s John Hancock Student Village, recognized by the recent naming of the Nancy and Gerald Tsai, Jr., Fitness Center.

Tsai serves as well as a trustee of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Hospitals Center,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ounda- tion, and the Norton Museum of Art in Palm Beach, which recently opened the Nancy and Gerald Tsai Atrium.

An Associate Founder of BU, Tsai was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s Board of Trustees from 1967 to 1977 and from 1988 to 2002; currently he is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board. “A creator of wealth for investors, yourself included, you have recognized that philanthropy is no less an opportunity than an obligation,” reads his citation. “Your gifts are as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imagination as for their opulence.”
富达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将从约翰逊第一次遇见小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Jr.）开始。

　　这次见面源于1952年初，约翰逊接到斯卡德惺返傥乃剐克拉克投资咨询公司（Scudder，Stevens and Clark）一个朋友的电话。“我这儿有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我们好像暂时无法安排他。”这位朋友说，“你能帮上忙吗？”约翰逊告诉朋友让这个年轻人过来。当蔡出现时，约翰逊很喜欢他的样子，当场就雇他当初级股票分析师。

　　这名当时24岁的年轻人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后来成为福特汽车公司上海区的经理。1947年，战争终于结束了，年轻的蔡被送往美国上大学。他先就读于韦斯利恩大学。由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市的土气令喜欢上海灯红酒绿的他不适应，他转学到波士顿大学。在那里，他感到生活自如，于是非常勤奋地学习，提前6个月完成了经济学本科课程，将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用来撰写一篇题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的硕士论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连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纽约的证券业巨头巴奇公司（Bache and Company）工作了约一年，其间娶了一名美籍华人女孩。然后，他回到波士顿，已经下定决心从事股票投资的他拜访了约翰逊，进入富达。“我喜欢股市，”他几年后说,“我感到作为外国人我在那里没有竞争劣势，但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如果你以40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而它涨到50美元，不论你是东方人、韩国人还是佛教徒都不会有什么不同。”读者很容易注意到蔡喜欢股市的原因与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十分相似，他曾说“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一个是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一个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却同样欣赏股市冷酷的客观性，这让他们两人有机会逃过偏见的束缚。而不同的偏见千差万别，实际上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一点则无关紧要了。
　蔡现在已经将他的手法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场环境。同时，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也获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拥有约翰逊的投资管理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20%的股份，相当于爱德华·约翰逊持有的一半。此时他开始将自己看做约翰逊的接班人。富达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一再上涨，最终，在1965年这个股市获得丰收的年份，基金增长率达到近50%，转手率120%。

 
 
 
　　沸腾岁月到来了，对此，杰拉尔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突然间，他全国闻名。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样，他既喜欢出名，又害怕出名。富达从未聘请过公共关系公司，当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争先恐后地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既惊讶又局促。当《纽约客》的一名记者要求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专访，好登在该杂志的“城市闲谈”栏目上的时候，他让他的秘书回复：“蔡先生从不允许报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论怎样，媒体还是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谈论，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个疯狂的秋天，他已经成为股市毫无疑问的金童。曾经，三十多年前，约翰逊眼中的英雄杰西·利弗莫尔也充当过同样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希望借他发财的追捧者研究。曾经，“杰西·利弗莫尔在买入！”是人们疯狂抢购一只股票的信号，现在，它变成了“杰里·蔡在买入！”与利弗莫尔一样，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预言开始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的传奇获得了自我延续的魔力，他买入或卖出一只股票的举动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几小时内增加或减少数亿美元。利弗莫尔未曾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困扰，但现在，该法明确禁止股票操纵。但证券法能拿蔡怎么样呢？所有人都要跟着他下注难道是他的错吗？虽然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个股票操纵者。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巨星，他为监管制造了全新的问题，而华盛顿的监管者起初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爱德华·约翰逊，虽然他将杰西·利弗莫尔视为炮战中的海军司令，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另一个利弗莫尔，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顿化了。但现在，显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培养了一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蔡的种族和国籍对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贡献，又有怎样的道德含义？华尔街从未有过一位非白人的领导人，实际上，连不是纯粹盎格鲁腥隹搜费?车男陆掏蕉己苌佟Ｏ衷冢??辛艘桓觥；蛐恚??梢宰晕野参康匾孕鼗彻憷?跃印５?媸钦庋?穑课鞣缴缁嵩缫鸭?豆??饺说挠跋炝?土钊艘苫蟮牡赖铝α浚凰?遣祭堤亍す?乇氏录永?Ｄ嵫翘越鹑戎幸煜绲闹泄?耍?蛘呃系缬爸械谋说谩ぢ澹≈eter Lorre）①，或者新电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 Hayakawa）②：文雅沉着、举止礼貌、智慧过人，骨子里却非常西化，能够本能地觉察和追逐划算的买卖。一个不迂腐的波士顿受托人慧眼识珠，发现了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东方天才，并放任他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急切地追随蔡进入冒险游戏的华尔街人，以及蜂拥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并不是受到了高涨的社会情绪的指引。他们是在追随一位他们认为会让他们变富的金钱魔术师，一位他们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个人交往的胜利者。

　　3

　　1965年，蔡在富达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岔路口。老约翰逊现在已经年过65岁，很快就可能退休。谁会是他的继承人？蔡，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儿子内德？小约翰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英俊而富有才干，本身也拥有非凡的投机眼光。他有非常无聊的幽默感。他会对父亲说：“对于你的指挥台和试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些人有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约翰逊会开心地笑一笑。确实，作为一对父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地融洽。对杰里·蔡，内德·约翰逊很少说话，除了偶尔在会议室里与他就某只股票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东西似乎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要多。蔡现在有着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号召全美国的影响力，他再也不会在富达的会议上默默无闻了。最终，他直接向约翰逊提出了继承问题。那一定是一个对两者都很艰难的时刻，但约翰逊坦然地面对了它，没有逃避。他只是说，内德是他的儿子，他希望内德最后能够继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个永远做二把手的未来。当年晚些时候，他辞职了，将他手中的富达股份以220万美元卖给了公司，然后取道纽约，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动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管理投资资金的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的风潮。随着共同基金资产价值的上升，新的资金不断涌进来。蔡和他的同类人似乎为那些有几百或几千美元拿来投资的人发明了一种造钱机器。大约有300万人持有标准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们在这些基金里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当然，为了让蔡或他的同类人管理他们的投资资金，他们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愤怒地判定这样的佣金过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经济繁荣的刺目阳光下会枯萎，直到1965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仍然沉默无语。对此，客户们也无话可说，毫无疑问。据《韦星伯格报告》（Wiesenberger Reports）公布，这一年，29家“业绩”最好的基金资产价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蓝筹股，如AT&T、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宝丽来和施乐这样的时下热股组成的道琼斯指数，只迟钝地上涨了15%。现在，新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好像只要随意挑一只基金，你就能在一年里赚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后放松享受那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前提是道琼斯指数每年增值15%左右，而绩优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当时的所有人确实是这样预想的。这样的假设只有在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1965年，当阿尔弗雷德·琼斯的名字和“对冲基金”这一表达不当的名词，在经过了长期小心的私密保护之后，进入华尔街的通用词汇时，他的基金5年增长率为325%，10年增长率则为这一数字的两倍还多。10年间，他的合伙人的投资几乎增长为原来的6倍，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才勉强翻番。琼斯基金的平均个人投资上升至近5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自然已经成为富人或准富人，毫无例外地都比原来富有多了。人们纷纷请求加入。一个竞争的对冲基金“产业”即将出现，从事它的主要是A·W·琼斯公司的老雇员。琼斯的两个主要对冲基      金竞争者，城市联合基金（City Associates）和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 Partners），都是由琼斯原来的合伙人经营的。 　　琼斯既不反对竞争，也不喜欢惹人注目。专有性和保密性从一开始对对冲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在对冲基金，尤其是琼斯的对冲基金里，基金成员就像一个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成为一名会员既能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又能显出他的精明。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会员身份，在那些注重关系的圈子里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请者不断在他的门口哀求，琼斯几乎不需要担心竞争。如果太惹人注目，就只能带来坏处。确实，对冲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到目前为止依然如此。但这样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聚集了私人资本，不需要在公开报告中披露经营状况，难道不会（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利用内部信息，操纵市场，损害其他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赚取利润吗？同样，它难道一点也不违反《证券交易法》吗？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中期，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开始“委婉致电”各家对冲基金的办公室，但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尽管相对于那些象征和代表华尔街民主的声势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来说，1965年的对冲基金是旁门左道，但它却是神秘感、专有权和特权在华尔街最后的堡垒。它是新的特快列车中的豪华专列。再恰当不过的是，它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半路出家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个优雅的业余选手，一个在追逐利润之外和之上，更喜欢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的人。阿尔弗雷德·琼斯在65岁左右已经从A·W·琼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赚够了钱，现在他可以尽情做他喜欢做的事了。他在布罗德街的办公室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贫困的梦想。认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现严重的贫困是一项国耻的他，建立了一个私人基金，用来推广社会生活技能，抵御贫困。他有时会长时间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给合伙人。他开始写一本书（一直没有完成），希望它能够充当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国贫困之作《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的续篇。一些华尔街人，或许出于妒嫉，称他为金融嬉皮士。只要他的基金能够每年为他少数几个走运的合伙人赚取75%~80%的利润，这样的指责便不可能长久。琼斯现在完全可以过贵族的生活，把赚钱当做一项太过简单而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把尽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润上，而是放在慈善事业上。不过，虽然对冲基金数量稀少，而且高高凌驾于市场厮杀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过华尔街的普遍原则：它也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5 　　1965年末，在半梦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达的办公桌，向爱德华·约翰逊深感遗憾地说了声再见，又向内德冷冷地漫不经心地道了别，便动身前往纽约，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他在丽晶酒店要了一个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号租了一套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面铺着哔叽呢地毯，空调总是调到12摄氏度，好让里面的人保持头脑清醒，最主要的装饰物是一件公牛形状的硕大的皮革制品。他开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为新公司的初始资本，并为他赢得一些能够让他再次表演投资魔术的资产。当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术，曼哈顿基金真正的初始资产就是蔡在投资技巧上的声望。作为自己的老板，他冷静、沉着而果断。经过长期的历练，他从13年前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那个毫无经验却有潜质的年轻人走到了现在。他虽然仍然害怕名声，却已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忍受，实际上，对于名声，他有着同许多金融家一样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烫火炉”的矛盾心理。现在，他会开心而轻松地与媒体争吵，表现出明显的乐趣。那年早些时候，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总是买入宝丽来、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 Camera）这样的股票，而从来不买美国钢铁这样的权威股票。“这个，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东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说。为了保护他和家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电话号码甚至对办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顿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启动之前，到底能卖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设定的保守目标是2 500万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对公众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相信，除了对蔡过去记录的理性评价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国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义只是特权和暴力的伪善掩护；即使存在救赎，那也是蕴藏在东方更加直觉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中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许曼哈顿基金的许多初始投资者，尽管有意识地对这种思想表示蔑视，却在决定将积蓄，进而他们的部分未来托付给蔡时，无意识地对之做出了反应。无论如何，支票向曼哈顿基金潮水般地涌来。那么，基金正式启动时的总数到底将是多少呢？不是2 500万，而是1亿？或者，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1.5亿？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顿基金聘请的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在派因街沉静的办公室里，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国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负责曼哈顿基金股份发行的经纪公司总裁哈罗德·L·巴奇（Harold L. Bache），交给蔡一张代表股份销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资产的支票。支票上记录的金额是2.47亿美元。按照标准的0.5%的管理费计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 Management and Research），一开始的年总收入就将达到125万美元。       　　他已经起跑了，并将独自跑下去。正如《机构投资者》（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后来报道的， 　　他像建立富达资本基金那样建立了曼哈顿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满了它。为了便于扩大版图，他精心装备了一间交易室，里面配备了一台TransJets牌收报机，一个Quotron牌电子板，上面显示着所有相关证券的价格，还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页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关于他持有头寸的股票的点线图和其他技术指标。交易室隔壁是一个“信息中心”，里面到处是不断变换的各种图表，就像五角大楼的战争指挥室。三名雇员全职维护数百种股票平均价格、比率、振荡幅度和指数等信息，从“价格上涨和下跌差额的10日震荡分析”，到多种政府债券的相关图表，到道琼斯指数的25、65和150日的移动平均数。“我们什么都有”，前美林分析师和信息中心老板沃尔特·迪默（Walter Deemer）说，他的图表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园艺专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某张图一次，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在这里找到。” 　　讽刺无时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过去的业绩如同一个棒球手的击球率一样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这一切在蔡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男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谋求出路的时候，都是对蔡有利的因素，而现在变成了对他不利的因素。他在这里，在全美国投资者众目睽睽之下，背负着一年为客户盈利50%的期望。低于这一水平就是失败，喜怒无常的公众将把他们的英雄一夜之间贬为乞丐。而这一状况所处的时机又无可救药地糟糕，大盘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蔡办公室里供奉的皮革公牛并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个牛派，因此他需要一个上涨的市场才能不断盈利。但最大的讽刺是，他恰好在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一个再也不会达到的峰值—结束几周之后启动了自己的基金。 　　就这样，蔡在1966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失败之路，他的崇拜者则走向了幻灭。 　　6 　　形势急转直下。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将燃尽。但凭借机智灵活的投资手法，蔡还是能如愿以偿。 　　在最初两年，曼哈顿基金以及蔡自立门户后经营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资者欢迎，尽管它们根本不值得这样追捧。没有了约翰逊慈父一样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选股眼光。继1967年表现可圈可点之后，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复杂市场环境下遭受打击。这年的头7个月，曼哈顿基金的每股资产价值下降了6.6%，在阿瑟·里普经纪公司（Arthur 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较的305只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时期，冒险之王走向错误的方向。尽管这样的业绩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资资金时丝毫不减。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资产已增至5亿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的年总管理费收入超过200万美元。他是否能够通过业绩挣到这笔管理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说蔡不再清楚何时应该将他为别人所做的投资变现的话，他却知道何时为自己变现。1968年8月，他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卖给了一家保险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 Financial Corporation），以换取C.N.A.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价值约3 000万美元的C.N.A.股票。 　　这样，蔡及时并且一击即中地跻身美国富豪行列。作为C.N.A.的执行副总裁和最大的个人股东，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专心投入C.N.A.的收购计划。作为基金经理，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美国公司的大股东，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他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拥有乡村别墅；他有一个信托基金，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一生享有丰厚的收入。 　　这名来自上海的移民，有着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投资家身上的最简单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来的人一样，在黄金海岸隐约光芒的吸引下，从遥远的外国城市来到这里。不过，在他通过他所选择的行业成为富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将变为非法。1971年6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兰德里（Henry J. 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的任何利润，不属于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属于基金的股东。这一判决是对传统理念（我们看到，爱德华·约翰逊早在1943年收购富达基金的时候就从中受益）的回归，那就是，受托人不能变卖受托物。假如这项新判决在1968年生效的话，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没有关系。弗兰德里的判决没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许多其他出售了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允许保留所得。现在，蔡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批评，因为他过早地失去了投资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正好赶在赌场大门被封之前兑现筹码的人。尽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顶峰时期，这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天才仍然是华尔街的第一位东方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