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埋没的碎片

十多年前，在兰州和治沙专家郭普先生聊天，无意间说到了反右时期甘肃省最大的右派劳改农场——酒泉夹边沟农场。先生感慨不已：“数千名右派在那里劳动改造，仅三年光景就死了一多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大都平反了，可从来没见过人写夹边沟的事情。这是右派的不幸，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郭普先生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系，抗战时辍学返回兰州，与寄居兰州的史学家顾颉刚等先生创办民刊《老百姓》，呼吁抗日，被当局视为“异党铁证”，严令停刊。抗战胜利，郭普在其故乡甘肃天水创办农研所，继而被任命为甘肃省张掖农校校长。王震将军挥师西进路经张掖，郭普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在欢迎大会上致词，并组织学生夹道欢送解放军。建国后，郭普继续担任张掖农校校长职务，他怀着对党和新社会的满腔热情，整肃校纪，谏言献策，忠实地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职责。1957年，郭普被同行“挖”了出来，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曾任命他为张掖农校校长。次年春，甘肃的右派纷纷受命赶赴酒泉夹边沟集中劳改，郭普也是一分子。到了夹边沟，沉重的精神压力，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不足裹腹的食物致使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连拿铁锨的力气都没有。管教干部看到郭普弱不禁风，便动了恻隐之心，令其到食堂帮灶。郭普在食堂里拣菜、烧火，才免于饿死。逃得了性命的郭普于1962年被遣至甘肃民勤县，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的治沙试验站里埋头科研。此后二十年,郭普在治沙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主持建造了亚洲第一座沙生植物园——民勤县沙生植物园，带领科研人员推广粘土沙障，开发沙生资源，得到了国内外治沙界的极高赞誉。倘若当年走不出夹边沟，后来的这一切便徒有想象了。

    受了郭普先生的启示，我曾寻访过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几位幸存右派，其中一位是我中学的语文教师。谈及夹边沟，老师老泪纵横，激愤溢于言表：“简直是人间地狱！几千条人命在那里猪狗不如！”老师进夹边沟之前在一村校当校长，饱读诗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少年不知苦滋味，看到报纸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鼓励，就大胆地献上了一些关于教育改革的设想。他根本没想到反右“阳谋”会毁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去夹边沟那年，他18岁。和他同行的，还有民勤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几十人。1961年回来时，只剩两三个人了。
    老师这样叙述他在夹边沟的遭遇：刚到夹边沟时，正是春天，几十个人睡在一间潮湿的地窝子里。一天劳动16个小时，干的是苦活累活，吃的是能照见人的清汤。不过一月，身体开始浮肿，眼睛眯成一条细缝。晚上睡觉，铺着一层薄草的地铺挤满了人，大家只好侧着身子睡。喝的清汤都变成了尿，一两个小时就得上一次厕所。上厕所回来的人蹲在墙角，等到下一个人上厕所时，赶快挤到空出的草铺上。吃不好，人就不行了。指头摁到肌肉上，塌陷下去的地方久久不能复原。人饿急了，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春种开始了，我发现附近的农民们偷吃麦种(他们也饿啊！)，于是抽空到拉屎的地方逡巡。见四周无人，拿一根木棍在屎堆里找麦粒。找到几颗便欣喜若狂，用手搓干塞进嘴里。麦子种到了地里，人粪里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我开始找骡粪、马粪、驴粪，从中拨弄出大牲畜没有消化掉的豆渣。好多人都如法炮制，但粪总是有限的。没办法，我打上了已经埋到地里的种子的主意。晚上独自溜出去，扒开土层找麦粒。一块地的两端，牲口犁地时转头次数多，播耧遗漏的麦粒也多。虽然麦种里拌了“666”粉，吃了就发晕、拉稀，但为了活命，不吃也得吃，能挣扎一分钟就是一分钟啊！

    194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加入共产党的汪彦山先生，打成右派送夹边沟前在甘肃教育厅任中教科长。他在不同场合说起过夹边沟的经历：我饿得连喝水的力气也没有了，就托人捎信给在民勤老家务农的妻子，让她想办法救救我。妻子变卖了家里的房产，买了小麦，炒熟，用石臼捣碎，装进布袋送到夹边沟。一见我瘫在地上的样子，妻子就放声大哭。她用水把捣碎的麦粒搅成糊糊,一勺一勺地喂进我的嘴里。没有她，我的命就没有了。
    汪先生还说：好多右派都在地窝子顶棚的椽子上拴了根草绳，起床时抓住绳子才能挣扎起来。一些人抓住绳子却无力坐起，眼睁睁地饿死在草铺上。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教授对我谈起夹边沟旧事，连连大摇其头：“什么叫磬竹难书，夹边沟就是！”
    进夹边沟前，教授所在的大学鼓励学生给党提意见，他的同学杨某便给系党总支书记提了一条，建议不要和女生乱搞男女关系。孰料总支书记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当场指令：光天化日之下杨某竟敢攻击伟大的党，是彻头彻尾的右派！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怎么会乱搞男女关系！杨某即刻被定为右派押往夹边沟。出发那天，杨某咬掉了自己的舌头，满嘴鲜血淋漓。咬了舌头也不行，还得去夹边沟。到了农场没多久，杨某就死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甘肃省委研究室供职的孙民先生，曾任甘肃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编辑、评论员。1997年，离休后的孙民写出了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盛世幽明》。书中写到了甘肃某报社记者“汪超”被打成右派后“魂归夹石沟”。明眼人可以看出，夹石沟即夹边沟。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夹边沟右派遭遇的文字。孙民描写了右派夹边沟劳改者的伙食标准和饥饿情形：每顿饭不到三两全粉，不能蒸馍，只好掺上些碱蒿籽磨成的面擀成面条，下些萝卜条煮成一锅稀汤面，一人两杓，吃罢一泡尿就又饿了。长期的饥饿，使大多数人的脸庞和两腿反渐胀大。原来人们都得了浮肿，因为碱蒿籽里不知道含有什么成份，人们的皮肤由黄渐渐变得青绿，有的人的脑袋像个冬瓜，青绿的皮肤上还粘着一层白黄色的细沙，有的人肿得仿佛透明，人见了互相低头而过，不忍从难友身上看到自己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将要变成的尊容。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焚书坑儒”。春天“百花齐放”、“引蛇出洞”；继而百家争鸣，沸翻盈天；严冬来临，黑云压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得到了“致命的打击”，“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得以实现。官方统计资料上的55万(另一说法为100万)右派分子在这一年里尝尽了苦头，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赔尽青春、搭上性命，成为被世人唾弃的异类。
    地处西北的甘肃省，1957年全省总人口约1200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50。令人难以料想的是右派分子竟有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1／10。1958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张仲良的发言赢得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甘肃的反右成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称赞，张仲良也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反右和冒进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所谓1958年－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殍遍野，民怨载道，震惊朝野。1960年1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帮助甘肃省委改正严重错误，调整了甘肃省委领导班子，呼吁“紧急动员起来抢救人命”，对历次政治斗争中受到错误处理的4万多干部和24万多名工人、农民、学生陆续甄别平反，并摘掉了5378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即使如此，“极左”的流毒仍在急剧蔓延。 “文革”中的甘肃深受“左祸”重灾，与1957年的反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反右期间的夹边沟，是甘肃知识分子的天哭劫数。如果将视点放散到全国，就不难看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巨大背景。在无数个案背后，隐藏着血泪交织的悲剧。遗落在夹边沟的尸骨，像风沙埋没的碎片，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