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到市属机械厂厂报道。在厂部大楼接待我的是组织部兼干部科的年轻女干事小袁。小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口整齐，白净的牙齿。对了，还有她那双闪亮的杏仁眼。总之是标致、漂亮。当时女性还不化妆。但她洁净健康的外表，让我对这座工厂，产生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当时厂里的大学毕业生不多。小袁对我充满羡慕，赞赏。谈话中知道她是部队转业干部。曾经在部队里当过通讯兵。
对了，那是80年代的夏天。
小袁说天太热，我要工作的热工车间，现在都是夜里工作，白天没人。她可以带我到那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说着带我走出大楼来到生产区。
工厂是大跃进时一批铜匠、铁匠、小炉匠被政府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几经改制变成现在的全民所有制国企。期间有一批技校、中专和大学生作为技术骨干加入，80年代时已经是市里的上交利润大户，在全国同行业中，也颇有名气。但车间厂房已经略显陈旧。特别是零落在厂房之外的车间办公室和后勤部门办公室，就是临时搭起的工棚，陈旧不说，还破烂不堪。
后来我到美国看到类似企业的生产工艺，发现和我工作过的工厂相似，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这是后话。
那早热工车间特别安静，没有人声和马达轰鸣。小袁带着我穿行在陈旧的建筑之间，更衬垫出她的举止仪表，健美阳光。到底是经历过军旅生涯，就是不同于一般老百姓。
突然，一阵刺耳的叫骂声，打破了热工车间周围的沉寂。
“张老牙，我X你妈！你生出孩子没屁眼。今天让你看看，共产党给我平反了，我活的好好的。当初你整我，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你老婆是破鞋，你老婆掰着X让我X我都不愿意。。。”接下来的话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从小生长在市井，听惯了邻居大妈间或者小痞子间的互骂，但这样直接喊出男女生殖器官的骂法还是第一次听到，听的我面红耳赤，心中慌跳。
我顺声看去，见生产区马路上有一秃顶的小老头，一双黑亮的小豆眼特别引人注意。他站在一辆后架上驮着崭新彩电包装箱的自行车旁，趾高气扬地对着路边一个挂着后勤办公室牌子的小平房厉声叫骂。颇有些还乡团回来的气势。
胡汉三回来不过如此吧！
小平房里寂寞无声。我可以想象得到里面某个角落，那个张老牙正在屏住呼吸，象躲在青纱帐里的老区人民，在躲避鬼子的扫荡。
待秃顶老头骂累了，便推着载着彩电的自行车到另一个什么办公室的小平房前，把车架好，然后又开始对着里面进行新的一轮破口大骂。除了被骂对象的名字从张老牙变成赵某某或者钱某某外，脏话几乎又是重复一遍。
我尽力显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偷眼看看身旁的小袁。她正踮脚探身从热工车间的窗户向里张望，回头对我说道：“车间里面没人。咱们先回厂部吧。”
她的表情还是像来时那么平静，那么阳光，还是那么明眸皓齿，唇红齿白。秃顶老头在破旧办公平房前肮脏的骂声似乎完全没有被她听到。
那天的情景特别怪异。宁静白净的小袁和粗野谩骂的秃顶老头，两个反差极大的影像交替混搭，投射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觉得是梦中的情景。
一周后热工车间换回白班。我成为了热工车间技术组的技术员。
约70名职工热工车间有三个行政领导，一个生产主任张忠，一个技术主任贾凯，一个支部书记龙军，当时都是30岁上下，可谓年富力强。车间有三个办公室，坐落在车间外路边的小平房里。三个管理干部，除了支书龙军有自己的单人办公室，其他两人都和自己相应的生产管理团队或者技术团队，在一个办公室里。
我自然和技术主任贾凯在一个办公室里。
那天贾凯要调整一下产品的酸洗工艺，写了工艺单让我交给酸洗工老王执行。虽然职工上班之前他曾带我在车间各个工段都走过一遍。但都是走马观花什么都没记住。我只好硬着头皮在被高温烟火熏黑的昏暗车间里找寻。最后在几乎车间尽头的酸洗间看到一个背对着我干活的工人身影。
我待他忙完手里的活计，开口道：“请问您是王师傅吗？”
那人转身盯着我：“什么事？”底气十足。
我看清那人黑亮的小豆眼面孔，不由后退半步。原来王师傅就是我刚进厂时看到过的脏嘴秃顶老头！
我很快平静下来，道：“我是新来的技术员。贾主任让我把这个工艺单给您。”说着递过工艺单。
老王看都不看。操着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说：“兄弟，我不识字。你给我讲讲怎么干吧。”
于是我把工艺尽可能用他能听懂的通俗语言解释了一遍。
他说知道了。我说：“您能跟我说一遍新工艺吗？”
他说：“兄弟你还信不过我？”于是重复了一遍工艺。
我说不是信不过您，我是怕我哪里没说清楚。然后把工艺单放在产品旁边。
后来我发现， 5~60岁的一线职工里，文盲很多。其实他们年轻时都经历过扫盲运动，但他们认定自己就是文盲，不加练习。所以认过的几百字很快便又遗忘了。
回到技术组办公室，我对贾主任说了过程。贾主任点上一支烟，眯眼笑道：“老王是抗美援朝的逃兵。”
我心中吃了一惊。又想：看来我选择来工厂来对了，这里各色人等都有，比开始分配的部机关有意思多了。
贾主任比我早毕业几年。是工农兵大学生。在上大学前曾在解放军某技术兵种服役3年。
他接着说：“别小看这个车间，也是池浅王八多。工人里文革时造反派头头就有仨。”
我还想细问，贾主任起身摔门走了。临了一句话从外面传来：“以后你就知道了。”
后来的日子一天天流逝。我熟悉工艺，熟悉职工，熟悉工厂，熟悉环境。
各个车间科室主要领导，被称为中层干部。这个级别干部基本是中专大学毕业的。中层干部外加我们这些技术干部，因为教育背景相似，大家都有些见面亲，见面相互点头。除了质量会议或者技术会议，大家聊天时也都说着相互都懂的技术术语。自然形成了特殊的阶层。
后来我知道，这个阶层里相互倾轧也是很严重的。中专生和大学生直接相互看不起。就是不同大学的毕业生，也都是相互瞧不起。
我渐渐和工厂上上下下的同事混的很熟了。言语也没什么顾忌了。
有一天秃顶老王到技术组找贾主任。办公室只有我在设计工装卡具，便陪着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现在老王比以前又神气了许多。自行车已经换成了自己在工厂捡零件材料制成的小三轮。小车前前后后油漆打理的锃亮。
我在完成的设计图上签上名字，放在贾主任的办公桌上等他校对签字。然后悠闲地点了根烟。老王是不吸烟的。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牙齿洁白整齐。便夸奖他身体好，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还不觉得冷，还问他的牙齿怎么保养的。
他说酸洗工段都是盐酸蒸汽，肯定有消炎杀菌的作用。自从他干了酸洗，就没有过发烧感冒。至于牙齿，他说他小时候一直吃粗粮，牙有劲。就是现在，剪细铁丝时不用钳子，只用牙咬。牙齿还没事。还说他儿子和我差不多岁数，是吃细粮长大的，牙齿就不如他齐。
我想起了关于他的传说，隔着烟圈漫不经心的问：“听说您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小眼睛瞪的圆圆的，说：“操。那活可不是人干的。49年我去了朝鲜。我不是志愿军，我是民工。政府挑我当民工是因为我有技术，会开车。那时候我住在哈尔滨。解放时政府把有技术的人都登了记。那边一打仗，政府就把我们这些会开车的人召集起来了。”
我诧异：“朝鲜战争不是50年开始的吗？我看报纸上说的。”
老王：“兄弟，共产党的话怎么能信。我亲历的事还错的了？朝鲜49年开打没错。”
好吧，不抬杠，我老老实实听着。
老王说：“我们开着卡车向前线运物资。出发时三百辆车，一进朝鲜，就遇到美国飞机轰炸了。美国的飞机那叫多，飞的低，像黑老喔（意思是乌鸦）似的。一片一片的来。那帮孙子把我们一通炸，炸的叫惨呀。走了一半路，还剩三辆车了，剩下的都炸飞了。我一看，操，再走下去我也得交代了。我就把车开到一个山窝里，把车一扔，撩丫子回来了。回来后没敢回哈尔滨，就跑到北京了。”
这番话，听得我瞠目结舌：老王年轻时胆够肥的。
我一直认为，当初能跨过鸭绿江的，就不是普通人。
这时贾主任回来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车间维修班有个钳工老刘，岁数近60。老刘国字脸，中等个，身材匀称结实，走路稳健挺拔，一看就像文革电影里面正面的工人阶级代表人物。
老刘是六级钳工，工资不低。别看现在是灰头土脸的维修工，文革时可是做为响当当的产业工人代表被结合进厂革委会三结合领导班子，身居厂革委会副主任一职。
那天他拿着我设计的酸洗卡具图纸找我核实具体设计数据。核实完对我说：“别嫌我啰嗦，‘技术人员一条线，工人阶级一身汗。’ 如果做错了卡具咱俩脸上都不好看。”
然后就说起酸洗操作，接着就聊到酸洗工老王了。
我说：“听老王说他49年就去参加抗美援朝了，文革时还挨了批。我看报纸说仗是50年开始的。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老刘的国字脸绽出笑容，间或还露出些坏笑：“别听老王瞎白话，他的事情我知道的再清楚不过了。仗是50年开打的没错。他没什么文化，记事没那么真。为他的事我文革时特地去东北哈尔滨做过外调。
“说起老王，你别看他现在又秃顶又难看，这是因为岁数大了。他年轻时也是英俊利落招人喜欢的样子。那时候闹日本，他也就是15~6岁时吧，满洲国溥仪手下有个副市长，那家伙是个汉奸。那个副市长看老王挺勤快，挺可爱的，就让他当了自己的勤务兵，内勤，伺候他还有他老婆。那时老王出门在外可神气了。穿着崭新的军装，头顶大壳帽，挎着个盒子炮，也人五人六的。”
老刘说到这里挤眉弄眼，一脸坏笑：“老王就一直跟着那个副市长，直到小日本战败了，那个汉奸被镇压了。解放时给老王定的成分算是伪警察吧。 ”
我问：“不算汉奸？”
老刘切了一声：“那算什么汉奸？他就是个打杂的勤务兵，没有文化，也属于被压迫阶级。
“后来抗美援朝，老王去了朝鲜，那是因为他会开车。他属于民工。结果上了朝鲜没几天，被吓的跑了回来。他不是军人，如果是军人那逃跑就是不一样性质的问题了。他是民工，他跑回来顶多算觉悟不高，档案上记上一笔，算是黑点。国家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顶多也就是以后招工提干没他什么事了。
“要说他为什么挨整，这要从他跑回来之后说起。他跑回国内，没有回哈尔滨老家，他跑到北京。在北京找到活干。那时咱们厂还没成立呢。他也就是到处打临时工。
“他当时虽然没回老家，可他老家还有个老娘呢。政府在朝鲜没找到老王，就认定他牺牲了，于是他老娘就算是烈属了。是烈属就有烈属待遇。老王的老娘每个月都收到政府的抚恤金。
“后来的争论就在这里：老王没死，那他老娘肯定就不应该拿抚恤金。这个说到哪里都是这么个理。等到文革时清理阶级队伍，发现他是从朝鲜逃回来的，可他的老娘一直拿着抚恤金。这个群众就不干了，政府也不能干呀。你活的好好的，还拿抚恤金，那怎么对得起真正牺牲的烈士？并且他这个做法恐怕有欺诈性质。政府就要把这钱收回来。但那个时候老王的老娘去世了，钱花没花没人知道，再者说，你哪里找那钱去？
“于是政府就回过头来找老王，但老王说他一直没跟他老娘通信，他老娘不知道他活着。政府发给他老娘的钱是政府和他老娘的事，跟他自己无关。你要说他真没跟他老娘通信，他老娘不知道他活着，谁也不信。但这个事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但有一节，老王有抚养他老娘的义务。老王应该给他老娘生活费。既然政府给了他老娘抚恤金，那就算政府替老王垫付了老娘的生活费。现在既然查到老王还活着，那政府就要从老王那里把垫付的钱要回来。这个道理，也说的通吧？
“老王当然不干了。但政府可不管他那套，每月从他工资里扣，扣到给他母亲抚恤金的总数还清为止。
“这个事按说到这里就了结了。但就是因为他母亲拿抚恤金的事，他被算成了坏份子。文革时工业局的领导田军被打成了走资派，每次批斗田军，都要拉上老王陪斗。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难兄难弟。老王勤快又能干，经常帮田军出些力气，干些家里维修、家务一类事。田军打心里感谢老王。
“然后就赶上文革结束，走资派平反。田军官复原职。回到任上没几天，就给老王也平了反。所有以前被扣的工资，一律退还。老王拿到给他退赔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个彩电，然后用自行车驮着电视，到所有文革时整过，也就是批判过他的人的办公室前，把人家臭骂一顿出气。”
我不由想到刚进厂时看到老王的场景。
说到这里，老刘坏笑道：“你说政治问题能说清楚吗？做为老百姓，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后来有时想，老刘外调过老王，算是整过他吗？
维修班和酸洗班距离很远，两班的员工很少同框，所以基本没看到他们两人有什么互动。
但有一年春节前车间聚餐酒足饭饱后，我看到他们两个人站在车间办公室前说话。老刘嘻嘻哈哈，明显神情轻松；老王唯唯诺诺，表情拘谨。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个老质量检查工经常说的牢骚话：“谁他妈也不行。谁他妈也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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