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5）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向四川方向走，经西康、过金沙江到昌都，然后踏上通往拉萨的官道；另一条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黄河、经玉树南下，也可以到达昌都。前者要过川军的地盘、后者要经“青马”的势力范围。
按照仪仗队的设想，在出发之前应该通报刘文辉或者马步芳、请求地方大员的支援。可是，直到动身，蔡智明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行进路线，当然也就无法与四川、青海方面取得联系。
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随行人员的规模。
从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随班禅的队伍应该越精干越好。可大师本人却不这样想，为了营造声势，他公开宣布启程的日期、还鼓励信徒们跟着他一起走。藏传佛教的教徒们本来就有到拉萨参拜的习俗，这么一来，男女老少都不顾一切地加入进藏的行列，使得护卫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曾铁衷和班禅行辕商讨了几次，不得要领。最后只能叹气道：“这是政治，不是军事，没有办法”
自从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军需官余展鹏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从没有去过西藏的队伍，临出发前居然不确定要走哪条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里有补给点——这种事情摊在老军需的头上也麻烦，更何况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需官的责任。余军需急得在屋子里嚷嚷着要“自裁殉职”，蔡智明弄不清这小子是说真的还是吓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紧张。
折腾了一两天，余展鹏又突然兴高采烈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班禅大师帮他把难题解决了——九世班禅说了，仪仗队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资运输也由行辕负责！
这下子，军需官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开心得连蹦带跳：“班禅真是个好人、班禅大师真是个好活佛。菩萨保佑班禅大人长命百岁、永远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禅活佛可是个黑胖子”
“咦？我怎么觉得班禅比以前白净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返藏的队伍离开了拉卜楞寺。
走在队列前头的是高举旗帜和招牌的喇嘛，接着是乐队。奏乐的喇嘛抬着丈把长的大喇叭，“呜噜哇啦”吹得怪热闹。不过，他们再热闹也比不上仪仗队的动静大，三中队用迫击炮打了二十四响礼炮，“轰轰隆隆”，震得好多牛马都受了惊，没命地四处乱跑。
班禅出发时带着三顶轿子。最大的一顶是骡轿，前后都用骡子驮着，骡子的头上戴着红绒球、前胸和脖子上挂着红须子，鞍具上的配饰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禅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轿，轿身宽大、可以在里面睡觉；另外还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是预备走山路时用的——这三顶轿子的外面都蒙着黄色的绸缎，金光灿烂。
据说班禅大师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蒙着黄绸子。可惜丢在内地不能带回西藏了。
班禅大师坐在八抬大轿里，轿子前面是他最信任的几个神职“堪布”。轿子旁边围着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炉、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着灯具和茶具，还有几个人扛着四棱见方的大铜，搞不懂是兵器还是礼器。
行辕的人马走在八抬大轿的后面，紧挨着班禅的是“大师卫队”。
说起来，蔡智明他们这个仪仗大队只能算是班禅行辕的“外围护卫”，因为九世班禅有一个完全由藏族人组成的卫队，那才是他的“内卫”。
大师卫队有两个分队、二百人左右，服装不统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虽然看上去怪模怪样，却对班禅绝对忠诚。据说这些年青人都来自于班禅的家乡，从小在班禅的身边长大，他们在北平学习军事、学习文化，还学过修理机器和开汽车……是班禅返藏之后的栋梁之才。
仪仗大队的一部分人在前面开道，另一部分在后面押运辎重。
队伍的末尾，和辎重队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随班禅进藏的信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四五万人，走着走着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转头回家了。
仪仗队的行李装了一千五百付担子，而班禅行辕的物资就更多了，多到连他们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只能估计着说“大概有两三万驮”。好在没人敢偷活佛的东西，护卫人员不必担心行辕物资的安全，只要管好自己的军需品就行了。
负责运输行李的人叫“乌拉”，藏语“差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自带粮食、义务干活的。班禅大师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打发个叫“格筹”的官员到沿途的村子里吼叫一通，大家听了，立刻自动到供养保护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一会儿就可以把“乌拉”凑齐，实在方便得很。
“乌拉”来的时候大多带着牦牛，牦牛的个头比内地的水牛小一点，能爬雪山、过草地，力量很大。“乌拉”队伍走一段换一拨人，始终保持着庞大的数量，无论是搭桥探路还是装卸鞍驮，个个任劳任怨、不用别人操心。
行进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只见漫无际涯的旷野上，一队队骡马、驮牛和“乌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着一定的间距，各队人马插着不同的旗幡，陆续跟进、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场面真是壮观极了。
队伍虽然壮观，可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班禅活佛坐着八抬大轿，一路吹吹打打、鼓号喧天，一天能走个三四十里就算不错了。
刚开始，队伍向着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听说过不了金沙江，只好逆江而上、绕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险峻，一侧是高耸的绝壁、另一侧是湍急的江水，遇到塌陷、滑坡的地段，刚踏上路面，泥沙和石块就往悬崖下滚，让人胆战心惊。江边随处可见人马的枯骨以及摔烂的驮鞍木箱，大家都不敢骑马了，有的人甚至吓得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要用绳子拴着才能拽过去。
这段冤枉路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大队人马直到深秋时节才进入草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蔡智明沿途经过的地方大都是藏语地名，他弄不清应该怎么写，但他知道自己曾经渡过黄河、通天河，曾经爬过阿尼玛卿山（玛吉雪山）和巴颜喀拉山，还走过许多荒原和沼泽。
草地连绵数百里，每穿越一片无人区就需要八九天甚至十多天的时间。深秋，高原旷野上狂风肆虐，西北风从凌晨四点刮到上午十点，中午停息片刻，下午三四点钟又接着刮，人马在湿地里顶风行走，真是苦不堪言。
进入冬季，气候更加寒冷，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晚上宿营时也只好把帐篷搭在积雪上。给帐篷的四角固定桩钉是件很困难的事，钉子打浅了，一阵风就能把帐篷掀走，打得深了，钉子又会被冻土咬住，第二天用十字镐都挖不出来。
睡觉之前用油毡把帐篷的缝隙遮盖得严严实实，可到了夜晚，寒霜照样能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在被褥上撒满一片雪白。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冻得生痛，呵出的水气在眼眉处结成了冰，稍不注意就会被冰凌子刮伤了脸。
在草地行军，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候只能吃一顿，这不是因为缺粮食，而是为了节约燃料。虽说是在大草原行军，其实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烧火只能使用干牛粪，不省着点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气稀薄，生炉子的时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乡，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气，可在这里却使用“鼓风机”。那玩意实际上就是一个掏空了内里的羊皮囊，羊头的部位扎了根铁管子，生火的时候把铁管的前端插进炉子里，两个人抓着羊的前后脚，一压一抬地来回推拉，鼓捣出来的风力还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仪仗队的粮食是由班禅行辕提供的，需要的时候就派人去领。食物的数量管够，可那些东西却实在不合汉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制成的炒面。
草地上没有磨子，可他们却挺能想办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装进一个皮口袋，再往袋子里放进一些干净的石块，然后扎紧袋口，三两个人围着它坐下、你踹过来我踹过去。等到把自己折腾暖和了，袋子里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饭的时候，先把炒面放在碗里、倒入酥油，然后一手托着饭碗旋转、另一手在碗里捏，捏着捏着，揪下一坨“糌粑”抛进嘴里、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时的饭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干净，可汉族人就差劲了，不仅口味不习惯，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面末子，简直一塌糊涂。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过于“抓羊肉”配“杂碎汤”。大块羊肉和着肠肝肚肺用大铁锅乱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不用碗，左手抓着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着把锋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来送进嘴里，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试着吃了几回，那味道说是“腥”也可以、说是“鲜”也不错，见仁见智。可就是不能仔细观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里血水淋漓，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并且那些肉块上都还带着羊毛，用刀子刮不掉，只好稀哩糊涂地吞下去。
大家开玩笑说：“象这样吃上一年半载，肚皮里的羊毛可以织几件毛衣了”。
吃不惯藏族的伙食，于是就自己想办法。仪仗队的库存里还有几十斤粉条，原本是准备到西藏以后再吃的，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伙军官支起炉子就开煮。
周围的藏民看着锅里的粉条直纳闷：“咦？怎么煮虫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葱当佐料，人们瞧见以后更是惊叫起来：“哇咔！他们还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过草地难，爬雪山更难。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终年积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时值冬季、寒风刺骨，白茫茫的山巅让人望而生畏。可班禅大师一定要抢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山势陡峭，登山的时候不仅不能骑马、反而还要牵着马走。有的地方积雪很深，一脚踩上去就陷到了膝盖，让人迈不开步子；有的地方又冻得坚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头能溜出去两三丈远。蔡智明一手护着枪械、一手抓着马缰绳，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气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觉得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呼吸困难、直想呕吐。可即便是这样，班禅大师和高级僧官们依然安坐在轿子里，一顶顶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暖轿在雪峰间飘然而上，让人实在佩服轿夫们的毅力、也让人实在羡慕活佛们的福气。
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禅的乐队不吹喇叭了，人们埋头攀登。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十几头牦牛，据说牦牛懂得判断险情、可以避开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认为让牦牛担任探路的工兵，总比让活人在前面冒险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仪仗队也被翻倒的驮牛压死了一个士兵。用喇嘛的话说，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山顶上冷极了，所有人的须发都成了白色，军装上覆盖了厚厚的霜雪，帽檐上的水气结成了冰帘。曾队长再三提醒部下：“千万不能随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须，一摸就会掉、再也长不出来了”。大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可谁也不敢较真尝试一下。
二中队的少尉文书是个很壮实的小伙，一路拽着军马走。那马儿被扯得总是张着嘴，结果舌头就和衔铁冻在了一起。到了山顶上，小伙子使劲一拉，马舌头居然被扯成了两截，那匹可怜的马儿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还在山脚下的时候，喇嘛们就告诉随行的信徒：班禅活佛已经向神灵祈福，山神表示欢迎大家、并且为活佛准备了供品……等人们爬到山顶，果然看见茫茫的积雪中耸立着一处险峻的石壁，石缝中没有冰雪、却夹着几只白色的绵羊。
虔诚的藏民们顿时激动地趴在地上使劲磕头。蔡智明虽然明白这是班禅预先弄下的玄虚，但还是觉得很提精神。
在背风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员煮糖开水给大家取暖。
山顶上的气压低，锅盖上的冰还没有化、锅里的水就已经沸腾了。“开水”就和温水一样没多少温度，一杯水喝了没两口又冻上了，只好又放回锅里再加温。
蔡智明忽然有了个想法：“活佛的神通广大，要是请他作法，在这里蒸一笼包子给我们吃，那就太圆满了”。
大家都说：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过通天河。
队伍在此之前两次渡过黄河。过黄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只干整羊皮，充足了气，绑在横捆竖扎的木棍上，一只筏子能坐二十多个人。牛马牲畜是游水过河的，过黄河的时候，仪仗队的军马没有遇到问题，老百姓的牲口却被冲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面上已经结冰了。涉冰过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行军途中不时能听到哄笑的声音，那肯定是又有谁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这一段蜿蜒曲折，有时候一天要渡几次河。这里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面冰层很厚，有的地方却很薄，冰层破裂的地方经常有鱼蹦出来，七八寸长的活鱼在冰面上乱跳，引得官兵们纷纷去抓。
绝大多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他们认为鱼类滑溜腥臭、吃了会得麻风病。可汉族人却不在乎这些，逮到鱼之后又煎又炸、大快朵颐。
河水深浅难以预料，有的冰层坚固牢实，有的地段冰面就比较复杂。
临到玉树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队长走在一起。因为被人马踩踏过的地方比较不滑，所以蔡文书就专拣有缝隙的地方走，结果走着走着，冰面突然破裂，他和曾铁衷同时掉进冰冷刺骨的水里，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得浑身发青、说不出话了。
同伴们赶紧替他俩搓揉身体、换上干衣服，然后送到“窝子”上去。这“窝子”其实就是个小帐篷，下面是张行军床、顶上有个布罩子、两头由“乌拉”抬着走。属于比较高级的待遇。
蔡智明觉得躺在“窝子”里面挺舒服的，可曾铁衷却很不满意。他在行军床上气得直骂：“老子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一天反而被人抬着走。蔡智明！你小子坏了我的名节”
蔡文书只好在被窝里捂住耳朵，假装睡着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到达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当地的数千民众冒着大雪出来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仪式。
九世班禅的行宫设在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
在这里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6）
结古（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乡”的美称，它坐落于海拔近4000米的河谷中，四周尽是5000米以上的山峰。通天河在这里“落入凡间”、改名为金沙江，并折而向南奔入西藏、云南和四川，最终成为长江。
“结古”的藏语意思是“堆放货物”，这里不仅是青海、康定、西藏三地间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路口。镇子里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但经常有汉族、回族的商人到集市上交易，也时常会有各地的马帮从这里经过，所以本地人对外界并不陌生。
还在路上的时候，行辕的翻译指着通天河畔的石壁，一会儿说这里是“唐僧的晒经台”、一会儿又说那里是“沙和尚的歇脚凳”，还吹嘘结古镇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庄”，这让仪仗队的官兵们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庄”，蔡智明没有找到猪八戒老婆的娘家，却听说结古镇的东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庙”。
藏民们对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来，“公主庙”的香火延续不断、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曾大队长得知藏区民众居然把内地的公主尊为菩萨，感慨万千，随即下令：无论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须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烧香叩拜、向前辈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却没有来得及拜谒公主庙。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达结古镇的第二天，行辕的无线电台刚开机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仪仗队的官兵听说蒋孝先少将死难、蒋委员长生死未卜，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惟恐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九世班禅特意做了一场“祈福法事”。据行辕的僧官介绍：班禅活佛与蒋委员长和张少帅都有交情，由他来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话虽这么说，可仪仗队的官兵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对大师的能耐不大放心。
这时候，在玉树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曾铁衷大队长。他无法预料西安事变将会给“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知道“护送专使行署”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仪仗队自己没有电台，而许多问题又不方便通过班禅行辕发报询问，只好采取密信的方式与中央政府联系。
曾铁衷接连召集了三次紧急会议，又连夜和蔡智明起草文书，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当前的情况，并且就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咨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个皮囊里，曾大队长命令蔡智明：即刻赶往西宁，向行署的负责官员递交报告。
这项任务意味着，蔡智明将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过通天河和黄河。
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说，蔡智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险境。曾铁衷告诉他：“给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后接不到西宁的电报，我就报告你殉职了”。
对于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进藏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精力写日记。我们只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从结古出发的第三十八天，他到达了青海的省会——西宁。
行署“参赞”马鹤天先生此时正好在西宁，他告诉蔡智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没有变化。新任“特派护送专使”赵守钰已经走马上任，正在做一些筹备工作，不日将赴玉树陪伴班禅大师……
蔡智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马先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大雪封山，一时无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宁各处瞧瞧热闹吧”
在当时，西宁最热闹的事情是“祝捷庆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接连遭受青马集团的沉重打击，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历经高台、倪家营、梨园口之战，终于全军覆没。马步芳得意地宣称：“以二师之力全歼三军之众”（青马的主力是一百师和骑五师，而西路军为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
西宁的大街上张贴着国民政府的嘉奖令、张贴着董振堂等红军阵亡将领的照片，《河西日报》还发布消息说“匪首徐向前已死于乱军之中”……
战胜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虏，可是，青海的军队有杀俘的习惯。
在前线将领发回来的捷报中，通常先是宣布擒获了某师长、团长、政委……然后接着就是一句“仍行处决，以快人心”，《青海日报》《河西日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也全文照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在西安达成协议，工农红军已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此明目张胆虐杀红军战俘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迫于压力，公开训斥马步芳，责令他将战俘交由兰州国军（孔令恂部97师）改编遣散，不得擅自处置。
这么一来，马步芳才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却失了分。于是赶紧在西宁的东校场举行了一个“祝捷献俘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到场观摩。
“献俘”的代表是青马旅长马炳臣（马彪）、马禄和团长马步銮，这几个“功臣”佩带着刚刚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披红挂彩、神气十足。
广场的北面集合着一千多红军俘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脸和手都被冻裂了，由于没有鞋子穿，脚上裹着的麻布已经渗出了血迹。寒风中，俘虏们蜷着腰、抱着胳膊、瑟瑟发抖，在手持军刀的青马骑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怜。
可是，当大会开始，随着一声口令，这群可怜的败兵立刻抬起头、步伐一致地走进了会场。他们口号整齐、歌声响亮，疲倦的容颜上也显出了几分精神。
马鹤天先生评价说：“此乃国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认为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只要“施以精神训练、灌输三民主义，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为良好国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马麟，当时到麦加朝觐去了）发表讲话，大致是说“本军长怜惜国家骨血，不忍伤害大好青年”。他劝导红军战俘们迷途知返，并承诺挑选身体健壮者到“乐家湾军营”（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明马步芳主席的言之凿凿，当即就有一群人拿着衣服和鞋帽在现场发放。给男性俘虏的是蓝制服，给女战俘的桃红色的棉袄。
队列前面，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在讲话。据说她原先也是红军的干部，现在被任命为“军人医院”的主任，要挑选部分女俘虏到卫生队去做看护，其他的则安排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会场的侧面站着一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其中有红五军十五师的参谋长年鸿才，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们，不要当叛徒！”，其他人也跟着鼓噪起来：“不要上敌人的当，都到我们这边来！”。
结果，真的就有几个人丢下衣服、向年鸿才他们跑去。
负责发放衣服的老“阿訇”连忙拦住一个小孩，规劝他说：“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要乱跑了”，他是不想让这孩子去死。
可是，这个体形消瘦、面色潮红的农家少年却努力挣脱了阿訇的手，带着几分激动和喜悦、倔强地奔向了自己的伙伴。
跑过去的战士都属于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九连。他们就这样和连长马光国一起，放弃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死亡。
为了追剿红军，张掖、临泽、山丹、民乐各县都临时组建了保安团。现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团也就应当解散，否则将会贻误春耕、增加社会负担。
可是，遣散民团是需要费用的，马步芳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借着“祝捷”的机会向社会各界募捐。
许多民间团体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贡献了一个月的军饷。不过，捐钱最多的还要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儿寺。
塔儿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位于青海省的湟中县，距离省会西宁26公里。在六大寺中，塔儿寺最靠近内地城市，所以门徒众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况下，和尚们要钱的胃口大、给钱的时候却是很小气的。而塔儿寺这一次能够如此豪爽，原因是他们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说法，也就是“报身”、“法身”和“化身”。
“报身”时隐时现、“法身”完全不现，只有“化身”最高级，可以随意显现、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看过《西游记》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较高的菩萨妖怪都擅长“化身”——脑袋冒青烟，元神就不见了。
据说，藏传佛教的活佛们也会“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哪位高僧坐在路边发呆、或者闭着眼睛不言语，大家就认为他“化身”了，说他的“真身”正在什么地方济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时候可以灵魂出窍，那么圆寂之后转而复生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活佛们都能够“转世”，而且是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这个本领。
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个活佛、塔儿寺有八十多个、西藏四大寺的活佛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种活佛恐怕有好几千。这么多的灵魂你转世来我转世去，搞得藏区的父母们生孩子的时候都要揣测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飞到我家里来了？
活佛虽然多，待遇却不一样。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资格坐八抬大轿只有寺主“嘉木祥胡图克图”，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以坐四抬小轿，其他的侧室活佛不但没轿子坐、就连仆人也没有，每天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混得还不如有钱的僧官。
这些小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里，基本上不超过本寺的势力范围，就好似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转世就不一样了，法力高强、神通广大，满世界乱飞，不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还真没办法找到他们。第四世达赖就曾经飞到蒙古去，还当了“和硕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纳闷：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个族的，凭什么跑到别人亲王的家里去了？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达赖是想请蒙古军队来打仗，帮助黄教夺取藏区的统治权。
大活佛在圆寂之前，并不说明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号让大家猜谜，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国的喇嘛捉迷藏。
达赖和班禅这个级别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没个三五年的时间，你根本别想找到他。不过，这个时候，摄政的喇嘛通常并不着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找。六世达赖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发了脾气，这才找到的。
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2月份圆寂，到这时才三年多，按道理还有得是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达赖不见了，班禅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这个大佛又和达赖的老部下不合脾气。眼看他马上就要进藏了，这就迫使拉萨的摄政活佛急于找到达赖的“化身”，时间紧一点、达赖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噶厦府只要有个达赖的名号就能够和班禅抗衡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班禅大师急于进藏的原因。
于是，塔儿寺很快就宣称他们在青海省湟中县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个出生在“当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顿珠”的小男孩，就是现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杰尊强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
因为达赖的事情关系到“蒙藏事务”，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这位小“胡图克图”（活佛的尊称）。
他倒是觉得这小孩子挺可爱的，可又对喇嘛们介绍的种种“神迹”半信半疑，于是就询问马鹤天先生：“您对活佛转世的事情怎么看？”
马鹤天笑了笑：“现在的活佛转世制度，包括金瓶掣签都是由乾隆皇帝制订的。而乾隆本人写过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御碑上，其中有这么一句：‘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这就说明连乾隆自己也不相信有活佛转世，这一切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罢了”。
蔡智明又问：“你觉得，这些喇嘛自己真的相信转世之说么？”
马鹤天没有正面回答：“达赖转世灵童尚未确定之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安多、在青海。因为，从历史上看，西藏强大、局势稳定的时期，灵童就出在藏卫，反之就在境外。现在藏区周边谁最强？是马步芳，他把噶厦府打怕了。所以灵童必出于西宁，这是一个请求联盟的姿态”。
“那么，马军长又将如何处理此事？”
“看着吧，马子香又不是傻瓜”
马子香不傻，但是挺会装傻。
他不停地赞扬小达赖，一边“盛情挽留”灵童、一边向西藏要钱。
塔儿寺给了十万元遣散费，他不放人，噶厦政府又给了三十万大洋，他还是不放。一直拖到39年的8月，中央政府发话了，他才派出一个团的骑兵，敲锣打鼓地把拉木顿珠小达赖送到了那曲草原。
其实，马步芳要钱只是个幌子，他是在表态——既不和西藏方面闹翻，也不惹中央政府的怀疑。
1937年4月中旬，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到达西宁。这时候，冰雪融化，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可以通行了。于是，蔡智明陪同着行署的官员，踏上了前往结古镇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