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第一座核电站上马的决策过程（二）“走资派”的描述

大陆第一座核电站上马的决策过程（二）“走资派”（官方正统）的描述 （ZT整理）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使得中国的国防力量明显增强，国防地位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和平利用原子能来发展核电，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上了共和国的议事日程。

一、728工程上马

由于“文化大革命”所致，全国一片混乱。煤炭供应十分紧张，1969年入冬以后，机车用煤库存三季度末的80多万吨降到了年底的44万吨（ZT者评论：从时间上看，年底是冬季供暖烧煤高峰，库存下降是正常情况，不应政治化）。东北、京津唐、兰州、郑州等五大电网因煤炭供应不足已影响了正常生产运行与生活。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上海市缺电情况汇报时说：“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搞原子能发电”。发展核电，势在必行。由此，未来的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最早便被命名为了“728工程”。
1970年7月15日下午，中央专委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周恩来入座后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
彭士禄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答到：“在！”
周恩来转身轻声地问身边的叶剑英元帅：“你认识他吧？”
“认识”！
周恩来说：“对，他就是澎湃同志的儿子。”
黄永胜插嘴说：“澎湃的母亲在海丰县成了慈禧太后了！”被周恩来瞪了一眼后，再不吱声了。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周恩来一一询问核潜艇陆上模式推动力工程的每个环节，从反应堆的设计、设备生产，到设备的安装、调试；从燃料元件、压力壳的质量试验，到蒸汽发生器和主机的运转；从控制棒的可靠程度到试验车中的各项安全措施等，问得即详细而又透彻。
7月16日上午继续听取汇报，二机部副部长李莹、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以及朱光亚、李水清、陈绍昆、伊文等应召到会。周恩来问：“你们还请了别的专家去参加试验没有？”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回答：“原来想请一些专家去，后来二机部怕别人说是专家路线没有请。”
周恩来气愤地说：什么专家路线，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专家，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专家。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要以搞好为胜，搞不好就不一定要在7.18启堆提升功率。首先要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这是第一。第二要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要搞三结合。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彭士禄说：酒精会燃烧，啤酒会燃烧吗？艇用反应堆装的铀是低浓度的铀，好比啤酒，而原子弹装的铀是高浓度的铀，好比酒精。所以我们这个反应堆是不会像原子弹那样发生爆炸的。它的危险只在于泄露造成放射性污染，而这我们是采取了多层防护措施，是有充分保障的。这些参试人员都知道，务请放心。
周恩来笑了：我相信彭士禄等专家们的结论，不会发生核爆炸，世界上也没有启堆提升功率发生核爆炸的嘛。同志们不要为这个问题担心，放大胆子，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们的。
散会时，周恩来安排他的专机送工程办主任陈右铭和副总设计师彭士禄等去四川。周恩来握着彭士禄的手，关切地问：“你的祖母，她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彭士禄忧虑万分哽咽地说：“她已经85岁了，总理，我担心她拖不下来……。”
周恩来说：“我想办法，她不是慈禧太后，她是革命的母亲。彭士禄，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道那里，你都要记住你是海丰人，你是澎湃的儿子，永远不要改名换姓，记住了吗？”
“记住了，总理，我记住了！我一定要把这次试验搞好，请总理放心。”
彭士禄是烈士遗孤，他的母亲蔡素屏，是广东海丰妇女解放协会主任，1928年9月21日被枪杀，临终高呼：农会万岁。澎湃烈士生前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英勇就义。未满4岁的彭士禄在亲友掩护下，隐名埋姓，东躲西藏，1940年底到了延安，1948年被分配到石家庄焦化厂当技术员，1951年赴苏留学，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 1958年改修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又留过苏，还是农运大王澎湃的儿子，彭士禄随时都有被往死里整的危险。他象济公一样不修边幅，蓬头乱发，邋里邋塌；他借酒浇愁，眼泪噙着直往肚里咽；他以酒壮胆，自栩高阳酒徒，在核动力试验上，直抒己见，号称“彭拍板”。他说：“在科学上不冒一点风险，将一事无成。你总工程师都不敢担风险，那还要你这个老总干什么呢？吃饱了饭晾一边去！”。
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亮着，周恩来通宵达旦地关注着核反应堆的启动情况，彭士禄在核动力启堆第一线冲锋陷阵42个日夜。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指挥长何潜宣布：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我们成功拉！成功啦！”大厅内外顿时欢声一片。
中央军委、国防科委、二机部、六机部来电致贺后，锣鼓声、鞭炮声顿时又响成了一片。此时，造反派正忙着攻城掠地，两派武斗的枪跑声不断，炮声隆隆。

核电站筹备处设在上海交通大学。270教研室里拥有不少懂得核技术的专门人才。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癫狂时期，中国乱，四川乱，上海更乱。核电站筹备处的领导极又为“四人帮”的爪牙和小兄弟们所把持。
王、张、江、姚把持下的马天水等辈，既不懂得核电工程的复杂性，又把人的因素夸大到可笑的程度，时间上不切实际地唱高调，高喊：“革命加措施，三个月完成设计。”堆型选择上，不顾国情与经济实力，在反对崇洋媚外、反对在外国人后面爬行的号召下，对国外建核电站普遍采用的压水堆技术不屑于顾，而要选用勉为其难的“熔盐增殖堆”（尚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用于工程建设）。马天水等狗仗人势地说：“我们的方案得到中央文革江青同志 的支持……”。白白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耗费了大量资金，弯路实在走不下去了。（ZT者评：如此大的工程，技术论证两年是正常的，不应政治化。彭士禄回忆说：核工业部当时抽调核二院欧阳予总工到728工程主持技术工作。时值“文革”期间，该工程由“工宣队”主管。在技术方案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12.5万KW熔盐堆方案，一是以欧阳总为代表的压水堆方案。但熔盐堆方案得到“工宣队”的支持，把力量都集中到熔盐堆上。1972年秋我到上海出差，顺便听取了他们方案讨论。在会上我发表意见，认为溶盐堆技术参数很先进，热效率也高，但该堆建成后，很难操纵运行，特别是难做到在役检查、难维修、更难进行设备更换、启动，停堆都麻烦。目前我国还没有这种水平进行建造。建议改为30万KW压水堆方案，国外参考资料也较多，我国核潜艇资料也可供参考。我提的意见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得到热烈鼓掌。会后统一了方案，放弃熔盐堆，改为压水堆。）。

1972年3月23日，728工程总设计师欧阳矛、七院副院长兼武汉核动力研究所所长彭士禄等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断然向中央建议，改变原堆型设计计划。1974年3月31日，在讨伐声讨蜗牛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力挽狂澜，主持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采用国际通用的、中国核专家们已有成功先例的压水堆技术，研制建设一座30万千瓦试验性原型堆核电站的方案。同时，为加快研制进程，1974年7月还专门成立了上海728工程设计队。压水堆方案的批准，拨正了中国核电发展的航向。然而，直到1985年3月第一座核电才正式动土开工。从728到853，前后经历了整整15个年头，中国的核电发展之路，，真是千曲百折，步履艰难。

二、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
1971年9月13日，林彪父子叛国，折戟沉沙于内蒙古温都尔汗；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覆灭，标志着十年文革动乱的结束。然而，僵化的教条，陈旧的观念，过时的思维定势，却时常作怪，不断羁绊着中国核电发展的前进步伐。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12月4日，邓小平副总理提议，中国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邓小平说：经济工作，经济问题，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四个现代化一天也不能耽误，不是量力而行，而是要尽力而行。在东南沿海至少搞两台（核电）机组。
为了扩大对外开放，1979年月17日，国务院成立进出口领导小组，由余秋里、王任重王震等任副组长。7月30日，五届十次人大会议决定，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由谷牧任主任。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资金，搞活经济，中央决心很大。然而，围绕核电站究竟建与不建，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由哪个部门牵头抓总来建等，却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与歧见。（ZT者评：四人帮“浪费”了两年时间，此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三年）

争执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发展核电。正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科技攻关、设计逐步走上轨道，国门渐开，引进国外资金设备技术刚刚起步之际，1979年3月 28日，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三浬岛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了一系列人为误操作造成的堆芯失水熔化的重大事故。三浬岛核电事故发生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核流言四起，“核掂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万一出了事故历史的责任谁来负”，“万事要小心谨慎”，恐核情绪甚至影响到了中央领导层。

焦点之二是，在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要不要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尽管1979年3月26日国务院转发了《以进养出试行办法》决定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大量增加进口，但一涉及具体问题，如“核电设备是从国外引进，还是立足于国内自己建造”，国务院有关部委之间意见不一，有关副总理也举棋不定。有的专家说：搞压水堆不如搞重水堆，用国外设备不如自力更生。主管机械工业委员会和进出口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主任余秋里说：我赞成搞核电，因为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都同意过，但经济上不一定合适，搞核电不如搞煤电，核电买外国的设备不如自己搞，反对成套进口核电站。直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建核电站半年后的1982年6月19日，北京锅炉厂一位车间主任还致信中央，慷慨激昂地控诉主张发展核电的水电部是卖国主义。

焦点之三是，核电站要建，一期工程的厂址到底设在那里好，自1973年至1982年，勘察人员跑遍了安徽、浙江、上海、江苏等地。最后，有的人倾向于在浙江沿海，有的倾向于在广东沿海。万里副总理、叶选平副省长和电力工业部长李鹏等就主张，搞核电，广东条件最好。而1981年4月22日，外国投资管委会、进出口管委会主任谷牧副总理则电话告诉李鹏：广东核电站不必再论证，要论证二机部主持的30万艇是否上马。

焦点之四是，核电站建设是由管电的水电部牵头，还是由管核的二机部会总，各说各有理，也是个扯皮的事。
年复一年，光阴似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面对各种歧见与主张，邓小平主张个不搞争论，先干起来再说。胡耀邦总书记火急火僚地批评有关部长，没有抓住时机，致使核电站至今没有上去。1980年3月26日薄一波副总理听取二机部关于发展核电的汇报后，指出，中国主要靠自己力量搞核电，依靠自己力量与引进技术相结合，反对成套进口核电站，当前首先把原型堆核电站搞上去。198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邀请王淦昌、吴仲华、鲍汉琛等专家到中南海讲述能源科学。王淦昌还在《红旗》杂志发表了文章《发展核能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出路之一》，对发展核电站的必要性、安全性、可能性作了精辟分析，倡议把发展核电列入规划，让其在四化建设中大方异彩。王淦昌指出，中国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业体系，有一定的自主能力，所欠缺的是建造大型核电站的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

1981年10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第一座30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站，1982年4月，核电站厂址被确定设在浙江海盐秦山。
决定搞核电，要对外接触，通过谈判，条件有利就干，不利就不干。
1982年8月1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座核电站728工程正式上马，前期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装机容量为电功率30万千瓦，采取压水型反应堆，各个系统的设备参数与国外同规模的核电站相当。到年底，五届五次人大会议上，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了中国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的第一座核电站728秦山核电工程，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三、起步晚了，但要迎头赶上去
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自1985年3月20日开工到1991年12月15日投产，历时81个月，工程总造价17.7亿元（其中浙江省出资1.9亿元，发改委出资7.38亿元），设备大部分国产化，技术由中国自主设计。截止2003年底，共为浙江省提供电力累计211亿千瓦时；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共为秦山二期、三期、田湾核电站、巴基斯坦恰希玛等核电站培养输送1200余名优秀人才。欧阳予总工获工程院院士称号。2003年实现税后利润 2000万元。
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中国核电建设，终于成功地实现了零的突破。

后话：
彭士禄回忆道：我在大亚湾工作时，有一天美国一位朋友问我：“彭部长，全世界能搞核潜艇的国家都能搞核电站，你们为什么要引进法国的核电站呢？”我想了想，告诉他：“中国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就是足球踢不出去。”他说：“understand”。核电厂的科研和设计，我们都能做，就是大设备国内造不出来，特别是400――500吨重的大锻件我们搞不出来，只能去买国外的或与国外合作生产。还有一些反应堆的材料，研制起来周期很长，自己搞也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