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徐才厚死了。他的罪行没有一笔勾销，但至少不会再起诉了。一个人死了，就不再起诉；一支军队，是否在战场上彻底败了、散了，也就不再追究责任了？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吹毛求疵，但仔细想想其实不无道理。因为按照徐才厚这样的军中高官肆意妄为下去，解放军纵有再尖端的武器，在未来的战场上打败仗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想想：凡是用钱买来的将军和各级军官，有谁会提着脑袋上前线？
“要上前线，何必买官？”
徐才厚被揭露后，有朋友说：他到了这个位置，要这么多钱干吗？也有朋友说：军人保家卫国，居然买官卖官，也不害臊？
曾经有个副厅级干部包了13个情人。有人问他“累不累”，他的回答是：“不多包几个情人，这副厅还有什么好干的？”照此逻辑推演，凡是军中买官升迁的军官，战事临近，他的第一反应必是：“要我提着脑袋上前线，我还花这么多钱买官干什么？”
在贪腐的笼罩下，这显然是一支不能打胜仗的部队，即便它有再多尖端的武器。
所有这一切，与清末的买官卖官何其相似？
军魂何时丢失？
这支军队的创始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因素第一。想当年，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800万正规军，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更准确地说，靠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装备。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追求民主的政党，因此她才吸引了那么多知识精英和有为青年；那时候的解放军，是一支有军魂的部队，因此她的士兵即便穿着草鞋，扛着步枪，却依然勇猛无比。
但不知什么开始，军魂丢失了。早就听说部队里买官盛行，早就听说军车横行不法，但大家总会安慰自己；“这是少数现象。”直到今天，我依然善良地相信，这是少数现象。
但是有两个现象却提醒人们，不能再做“鸵鸟”：
一、买官的位阶之高，让人触目惊心；须知，徐才厚当年是军中的第二把手。
二、解放军的法宝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但今天揭露出来的军中贪官，绝大多数是政委级的军中政工干部。军魂本来该由他们塑造，但这些人却最早丢了军魂，而且把一支好端端的军队给糟蹋了。
很显然，军魂丢失的背后，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自从商业大潮、市场经济开启，军魂就开始丢失；也有人说，这些军官受到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按照这样的逻辑，下面该做的工作就是：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那么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政委们都已出问题，那后面的政委讲话，其可信度究竟还有多少？
荣誉和责任：军人的灵魂
其实，将军魂丢失的责任推给市场经济或西方，似是而非，实质完全不对。理由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西方，其军队并未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质变。相反，每一支军队，都有其独特的军魂。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空军一名少尉飞行员，将心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同僚，叮嘱道：“请把这块表交给我的母亲，告诉她我将不再回来。”然后，这名少尉便驾机冲向蓝天，与日军决战，最后在蓝天白云间爆炸身亡。
在那个绝望的日子里，先后有70多位美军飞行员起飞迎战日军。面对有备而来的日军，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得不到任何增援。但担任守卫珍珠港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中尉说：“既然美利坚已经把珍珠港的天空交给了我们，那我们就保卫它，直到最后一人。”
美军的这些军官和士兵，都没有“政委们”耳提面命式的政治思想教育，但他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相反会一往无前；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用钱去买官，因为若用钱买，就不当军人了，相反会感到深深的耻辱。
导致他们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到底是什么？一句话：军人的荣誉和责任。
从古代开始，荣誉和责任，在西方的词典里就是两个至高无上的词汇。那不但是对一个英雄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一个普通男人、丈夫、父亲和绅士的要求。我们常说的“英雄气概”或“绅士风度”，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注解。
回忆一下，电影《铁塔尼号》里的场景：当“铁塔尼号”徐徐下沉，甲班上的乐队依然在演奏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多少男人站在浸水的甲班上向他们的妻儿挥别，其中不乏当时的百万富翁。
……
空洞的政治教育为什么不行？
有人说，我们当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当年的“雷锋精神”，也曾教育出了一代勇猛的军队和善良的人民。
但问题是：为什么一遇到商业大潮，这些思想工作和“雷锋精神”就如沙漠上的大厦，无风自倒？
多年前，我在解放军一个高级军官家里见到这样一幕：午饭时分，负责接送家属的司机战士还没吃饭，围绕着是否留战士在家吃饭，家中儿女与父亲产生了争执；作为高级军官的父亲这样说：“我教育你们多少次了，要爱学习，爱劳动，要热爱劳动人民，他们一点都不比我们笨！”
今天90后的年轻人听了这话，一定会冒出一句：我靠！我晕！
但是，你从中嗅出了什么？嗅出了与时代的脱节？嗅出了空洞无力的政治说教？嗅出了缺乏人性的力量？除此之外，你是否还嗅出了一丝丝的高傲？
这就难怪，这样的教育，从来就不会在人的心灵深处扎根、开花、结出人性的果实。
在这样的教育下，再多的说教，留下的依然是一片荒芜的心灵土地。这片长期荒芜的心灵土地上，杂草丛生，久旱缺灌，害虫肆虐，谁见了都躲避三分。
执政党转型：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
必须承认，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共历史上，在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上，确实起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时代变了。无论是否承认，革命时代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已不再适合市场经济已经实施20多年、产权结构已经相当多元的中国社会。
过去的执政党，夺取政权前，其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公有制，依赖的对象是无产者，实施的手段是暴力革命。但在市场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产权结构结构已极度多元，无产者的群体正在消亡之中；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让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拥有私有财产（包括农民拥有土地），同时以法治的手段保障私有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社会治理的思路，都须有根本的转变，必须由暴力（包括思想暴力、语言暴力和治理手段暴力）向利益博弈和妥协的方向，必须以独立的法治建立和保障利益博弈的平台。
只有这样，执政党期待的的长治久安才能达到实现，而人民也才能对未来具有长远的安全感。
这一切，要求执政党勇敢开启自我转型的进程，或至少具有自我转型的意识和勇气，并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逐步铺排自我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所谓执政党转型，就是首先果断放弃一些陈旧的价值观，拥抱一些全新的核心价值观。只有这样，落实在策略层面，这个党才会方向明确，目标清晰，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手段才更为人性，更符合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这种转型，有点类似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宣布，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上面这些话很抽象，也许看得大家一头雾水。大家要问：这和解放军的重塑军魂有联系吗？
回答是：有。试想，当执政党对自我转型依然方向不明，仍在艰难摸索之中，怎么能要求这个党领导下的军队具有既符合人性，又能说服人心，更能让人勇往直前的军魂？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做法，就只能继续捡回革命时代的传统，用已经与现时代完全脱节的逻辑，来解释和解决一个市场经济已相对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的问题。
如果这样，那么多年前我在一个高级军官家里见到的一幕，未来就可能继续重复不断地上演。
当然，谁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要开启执政党的自我转型，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全部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执政党的转型能否开启，以及这一转型能否成功。
只要执政党转型不开启，那么中国所有的问题就都是“头痛治头足痛治足”。
召唤：职业精神的精髓
但这样说，也绝不意味着现阶段的中国，就一切都无所事事。
记得五年前，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学者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没有政委的美军如何做政工：职业精神激励军官》。大家可以在网上搜搜，从中也许可受到到一点启发。
其实，说到职业精神，这是市场经济的众多精髓之一，也是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那片荒芜的心灵土地上最缺乏的东西。
10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者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发现，表面上看，宗教的清心寡欲与资本主义的追求物质似乎格格不入，但当时美国的大多数成功企业家都是新教教徒。于是他继而发现：新教伦理产生的敬业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继而写道：“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韦伯是德国人。德语中的“职业”一词是“Beruf”，它来自另一个词“Berufung”（召唤）；这在英语中常常用“calling”（职业、神召）来表述，形象地表达了一个宗教的概念，即：上帝安排的任务。
20多年前我在德国留学时，我的德国房东、一位当时6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对我说：“人不但要把工作看成Beruf（职业），更要看成Berufung（召唤）。”
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人不但要把工作看成职业，更要看成事业。但“事业”一词与“召唤”相比，无论如何都少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缺乏神圣感：连职业道德都没有
由于缺乏神圣的色彩，所谓的职业精神，在中文的语义里，被简化成“职业道德”。
但即便是这么简化后的职业道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于是，我们知道，原来军官是可以买卖的，教授是可以抄袭的，校长是可以开房的，食品是可以有毒的，官员是可以“乱作为”的，记者是可以拿“红包”的，原来每一个行业或职业都是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利的。
而每一个行业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荣誉和责任，在这么一个氛围下是荡然无存的。
冷战时期，前东德谍报机关在西德政府内埋下了大量的“内线”，其中有许多是高级人物的女秘书。这全有赖于前东德谍报首脑马库斯·沃尔夫的足智多谋。
德国统一后，西方谍报机关试图以重金相诱，要求沃尔夫及其多年下属抖出埋在西德政府里的“内线”。有下属问沃尔夫怎么办，沃尔夫的回答是：“每个行业都有规范，我们也不例外。保守秘密到死，让所有的秘密都跟着我们进入坟墓。”
须知，那个时候，沃尔夫曾为之奋斗的政权早已消亡，他当年埋下的这些“内线”已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沃尔夫，由于东德的消亡，没有任何的退休金，生活拮据，极需要金钱……
2006年的一年，沃尔夫在睡梦中离世，真正把所有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也由此保护了当年为他工作和冒险的许多“内线”，让她们至少能安度晚年。
我忽发奇想：如果是徐才厚遇到这一切，他会怎么做？……
……
让每一个军人从做男人开始
如果说，从古到今，在西方的词典里，荣誉和责任对一个男人（更遑论军人）而言高于生命，那么荣誉和责任对我们这里的男人而言，似乎是天方夜谭。
这不是一个出英雄的氛围，这是一个出流寇的氛围。这不是一个出绅士或君子的氛围，这是一个小人出没、小人得势的氛围。
徐才厚在世的时候，他的心里肯定没有“召唤”的概念，不然他怎么可能收得下那么多烫手的“礼金”？
向徐才厚“进贡”的大大小小的军官们，一定也没有“召唤”的概念，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对上拿得出那么多“礼金”，对下又能收下那么多的“礼金”？
荣誉和责任感对这样的军官而言，是奢侈的。但如果由这些大大小小军官们组成的一支军队，都没有荣誉和责任感，那么这支军队是让人极度担忧的，而这与武器准备没有任何关系。
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人而言，是奢侈的。但如果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社会，都没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那么这个社会也是极度可怕的，而这与我们的经济总量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的军队能否重塑军魂？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重塑军魂，不要再喊空洞的政治口号，因为时代变了。
但有一样东西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让所有的军人都先成为一个男人，让荣誉和责任永远深植于他们的心灵深处。
------作者: 邱震海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吹毛求疵，但仔细想想其实不无道理。因为按照徐才厚这样的军中高官肆意妄为下去，解放军纵有再尖端的武器，在未来的战场上打败仗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想想：凡是用钱买来的将军和各级军官，有谁会提着脑袋上前线？
“要上前线，何必买官？”
徐才厚被揭露后，有朋友说：他到了这个位置，要这么多钱干吗？也有朋友说：军人保家卫国，居然买官卖官，也不害臊？
曾经有个副厅级干部包了13个情人。有人问他“累不累”，他的回答是：“不多包几个情人，这副厅还有什么好干的？”照此逻辑推演，凡是军中买官升迁的军官，战事临近，他的第一反应必是：“要我提着脑袋上前线，我还花这么多钱买官干什么？”
在贪腐的笼罩下，这显然是一支不能打胜仗的部队，即便它有再多尖端的武器。
所有这一切，与清末的买官卖官何其相似？
军魂何时丢失？
这支军队的创始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因素第一。想当年，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800万正规军，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更准确地说，靠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装备。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追求民主的政党，因此她才吸引了那么多知识精英和有为青年；那时候的解放军，是一支有军魂的部队，因此她的士兵即便穿着草鞋，扛着步枪，却依然勇猛无比。
但不知什么开始，军魂丢失了。早就听说部队里买官盛行，早就听说军车横行不法，但大家总会安慰自己；“这是少数现象。”直到今天，我依然善良地相信，这是少数现象。
但是有两个现象却提醒人们，不能再做“鸵鸟”：
一、买官的位阶之高，让人触目惊心；须知，徐才厚当年是军中的第二把手。
二、解放军的法宝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但今天揭露出来的军中贪官，绝大多数是政委级的军中政工干部。军魂本来该由他们塑造，但这些人却最早丢了军魂，而且把一支好端端的军队给糟蹋了。
很显然，军魂丢失的背后，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自从商业大潮、市场经济开启，军魂就开始丢失；也有人说，这些军官受到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按照这样的逻辑，下面该做的工作就是：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那么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政委们都已出问题，那后面的政委讲话，其可信度究竟还有多少？
荣誉和责任：军人的灵魂
其实，将军魂丢失的责任推给市场经济或西方，似是而非，实质完全不对。理由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西方，其军队并未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质变。相反，每一支军队，都有其独特的军魂。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空军一名少尉飞行员，将心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同僚，叮嘱道：“请把这块表交给我的母亲，告诉她我将不再回来。”然后，这名少尉便驾机冲向蓝天，与日军决战，最后在蓝天白云间爆炸身亡。
在那个绝望的日子里，先后有70多位美军飞行员起飞迎战日军。面对有备而来的日军，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得不到任何增援。但担任守卫珍珠港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中尉说：“既然美利坚已经把珍珠港的天空交给了我们，那我们就保卫它，直到最后一人。”
美军的这些军官和士兵，都没有“政委们”耳提面命式的政治思想教育，但他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相反会一往无前；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用钱去买官，因为若用钱买，就不当军人了，相反会感到深深的耻辱。
导致他们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到底是什么？一句话：军人的荣誉和责任。
从古代开始，荣誉和责任，在西方的词典里就是两个至高无上的词汇。那不但是对一个英雄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一个普通男人、丈夫、父亲和绅士的要求。我们常说的“英雄气概”或“绅士风度”，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注解。
回忆一下，电影《铁塔尼号》里的场景：当“铁塔尼号”徐徐下沉，甲班上的乐队依然在演奏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多少男人站在浸水的甲班上向他们的妻儿挥别，其中不乏当时的百万富翁。
……
空洞的政治教育为什么不行？
有人说，我们当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当年的“雷锋精神”，也曾教育出了一代勇猛的军队和善良的人民。
但问题是：为什么一遇到商业大潮，这些思想工作和“雷锋精神”就如沙漠上的大厦，无风自倒？
多年前，我在解放军一个高级军官家里见到这样一幕：午饭时分，负责接送家属的司机战士还没吃饭，围绕着是否留战士在家吃饭，家中儿女与父亲产生了争执；作为高级军官的父亲这样说：“我教育你们多少次了，要爱学习，爱劳动，要热爱劳动人民，他们一点都不比我们笨！”
今天90后的年轻人听了这话，一定会冒出一句：我靠！我晕！
但是，你从中嗅出了什么？嗅出了与时代的脱节？嗅出了空洞无力的政治说教？嗅出了缺乏人性的力量？除此之外，你是否还嗅出了一丝丝的高傲？
这就难怪，这样的教育，从来就不会在人的心灵深处扎根、开花、结出人性的果实。
在这样的教育下，再多的说教，留下的依然是一片荒芜的心灵土地。这片长期荒芜的心灵土地上，杂草丛生，久旱缺灌，害虫肆虐，谁见了都躲避三分。
执政党转型：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
必须承认，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共历史上，在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上，确实起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时代变了。无论是否承认，革命时代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已不再适合市场经济已经实施20多年、产权结构已经相当多元的中国社会。
过去的执政党，夺取政权前，其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公有制，依赖的对象是无产者，实施的手段是暴力革命。但在市场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产权结构结构已极度多元，无产者的群体正在消亡之中；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让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拥有私有财产（包括农民拥有土地），同时以法治的手段保障私有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社会治理的思路，都须有根本的转变，必须由暴力（包括思想暴力、语言暴力和治理手段暴力）向利益博弈和妥协的方向，必须以独立的法治建立和保障利益博弈的平台。
只有这样，执政党期待的的长治久安才能达到实现，而人民也才能对未来具有长远的安全感。
这一切，要求执政党勇敢开启自我转型的进程，或至少具有自我转型的意识和勇气，并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逐步铺排自我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所谓执政党转型，就是首先果断放弃一些陈旧的价值观，拥抱一些全新的核心价值观。只有这样，落实在策略层面，这个党才会方向明确，目标清晰，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手段才更为人性，更符合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这种转型，有点类似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宣布，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上面这些话很抽象，也许看得大家一头雾水。大家要问：这和解放军的重塑军魂有联系吗？
回答是：有。试想，当执政党对自我转型依然方向不明，仍在艰难摸索之中，怎么能要求这个党领导下的军队具有既符合人性，又能说服人心，更能让人勇往直前的军魂？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做法，就只能继续捡回革命时代的传统，用已经与现时代完全脱节的逻辑，来解释和解决一个市场经济已相对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的问题。
如果这样，那么多年前我在一个高级军官家里见到的一幕，未来就可能继续重复不断地上演。
当然，谁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要开启执政党的自我转型，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全部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执政党的转型能否开启，以及这一转型能否成功。
只要执政党转型不开启，那么中国所有的问题就都是“头痛治头足痛治足”。
召唤：职业精神的精髓
但这样说，也绝不意味着现阶段的中国，就一切都无所事事。
记得五年前，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学者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没有政委的美军如何做政工：职业精神激励军官》。大家可以在网上搜搜，从中也许可受到到一点启发。
其实，说到职业精神，这是市场经济的众多精髓之一，也是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那片荒芜的心灵土地上最缺乏的东西。
10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者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发现，表面上看，宗教的清心寡欲与资本主义的追求物质似乎格格不入，但当时美国的大多数成功企业家都是新教教徒。于是他继而发现：新教伦理产生的敬业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继而写道：“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韦伯是德国人。德语中的“职业”一词是“Beruf”，它来自另一个词“Berufung”（召唤）；这在英语中常常用“calling”（职业、神召）来表述，形象地表达了一个宗教的概念，即：上帝安排的任务。
20多年前我在德国留学时，我的德国房东、一位当时6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对我说：“人不但要把工作看成Beruf（职业），更要看成Berufung（召唤）。”
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人不但要把工作看成职业，更要看成事业。但“事业”一词与“召唤”相比，无论如何都少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缺乏神圣感：连职业道德都没有
由于缺乏神圣的色彩，所谓的职业精神，在中文的语义里，被简化成“职业道德”。
但即便是这么简化后的职业道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于是，我们知道，原来军官是可以买卖的，教授是可以抄袭的，校长是可以开房的，食品是可以有毒的，官员是可以“乱作为”的，记者是可以拿“红包”的，原来每一个行业或职业都是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利的。
而每一个行业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荣誉和责任，在这么一个氛围下是荡然无存的。
冷战时期，前东德谍报机关在西德政府内埋下了大量的“内线”，其中有许多是高级人物的女秘书。这全有赖于前东德谍报首脑马库斯·沃尔夫的足智多谋。
德国统一后，西方谍报机关试图以重金相诱，要求沃尔夫及其多年下属抖出埋在西德政府里的“内线”。有下属问沃尔夫怎么办，沃尔夫的回答是：“每个行业都有规范，我们也不例外。保守秘密到死，让所有的秘密都跟着我们进入坟墓。”
须知，那个时候，沃尔夫曾为之奋斗的政权早已消亡，他当年埋下的这些“内线”已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沃尔夫，由于东德的消亡，没有任何的退休金，生活拮据，极需要金钱……
2006年的一年，沃尔夫在睡梦中离世，真正把所有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也由此保护了当年为他工作和冒险的许多“内线”，让她们至少能安度晚年。
我忽发奇想：如果是徐才厚遇到这一切，他会怎么做？……
……
让每一个军人从做男人开始
如果说，从古到今，在西方的词典里，荣誉和责任对一个男人（更遑论军人）而言高于生命，那么荣誉和责任对我们这里的男人而言，似乎是天方夜谭。
这不是一个出英雄的氛围，这是一个出流寇的氛围。这不是一个出绅士或君子的氛围，这是一个小人出没、小人得势的氛围。
徐才厚在世的时候，他的心里肯定没有“召唤”的概念，不然他怎么可能收得下那么多烫手的“礼金”？
向徐才厚“进贡”的大大小小的军官们，一定也没有“召唤”的概念，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对上拿得出那么多“礼金”，对下又能收下那么多的“礼金”？
荣誉和责任感对这样的军官而言，是奢侈的。但如果由这些大大小小军官们组成的一支军队，都没有荣誉和责任感，那么这支军队是让人极度担忧的，而这与武器准备没有任何关系。
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人而言，是奢侈的。但如果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社会，都没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那么这个社会也是极度可怕的，而这与我们的经济总量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的军队能否重塑军魂？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重塑军魂，不要再喊空洞的政治口号，因为时代变了。
但有一样东西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让所有的军人都先成为一个男人，让荣誉和责任永远深植于他们的心灵深处。
------作者: 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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