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金融危机时代难题
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必须以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依托。中国经营周边是取与予的辨证施治，若想取得周边的信任与尊重，需要给予周边稳定与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解决领土边界问题，1997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普遍认可，中国地区大国地位得以确立。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美国忙于全球反恐战争，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及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巩固了地区大国地位。可以说，中国是在解决周边难题的过程中获取大国地位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大调整、大转型，由此带来安全困境、发展瓶颈、治理失灵等三重困境相互交织，构成“后金融危机时代难题”，加剧周边的信任赤字、合作障碍、发展制约和安全威胁。世界与周边对中国的期望和要求更高，中国如能引领周边国家克服这一难题，则意味着全球大国地位的确立。但中国经营周边刚刚起步，自身既是克服难题的主要力量，也是难题的一部分，机遇与挑战相伴共生，需要引导周边国家对周边难题进行综合治理。
(一)中国是维护周边和平的主要力量，但也成为美国和周边国家的主要防范对象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周边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回归，各方都感觉不安全了。中国的周边环境有所趋紧，中美战略较量上升，中日对抗升级，朝核、南海、东海、巴阿问题升温，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等。党的十八大前学术界激烈辩论“战略机遇期是否依然存在”。十八大报告则延续了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以及我国发展仍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但“内涵和条件发生变化”。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强调既坚持和平发展，又强调底线思维，坚决捍卫主权、发展与安全。周边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
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甚至是美国的战略心态发生逆转。一方面，“中国从周边环境现状的被动维护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呈现百年来最长的和平稳定时期……以中国弱势低调为基础的亚太既有秩序不复存在。”其他国家主动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周边国家根据“国强必霸”的逻辑，反而担心会受到强大中国的威胁。这些国家以中国军费开支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军备更新加快与能力不断增强、坚决维护钓鱼岛、黄岩岛等主权等为借口，加之西方媒体和舆论不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国防战略从防御转向进攻。多数地区国家对中国将如何运用强大军事实力心里没底，尤其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与中国存在海上主权争端的国家，纷纷增强军事实力与前沿部署和军事合作。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力平衡2013》报告称，2012年周边军费开支在现代史上首超欧洲，已出现军备竞赛迹象。美国为维护地区军事霸权，顶住国内削减军费预算的压力，积极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巩固亚太同盟体系。到2020年，亚太将集中部署美本土外海空军力量的60％。美军还开发出针对中国的“海空一体战”新概念，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威慑。
(二)中国是周边经济增长引擎，但受到多方制约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贸易额由1000多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中国与周边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加速全球经贸重心东移。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周边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中国“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决定扩大内需，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市场。周边工作座谈会强调“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及具体方案。比如，“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要不断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等。
但中国带动周边共同发展也面临不少制约：一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竭力摆脱危机，争搞金融量宽、贸易保护、能源革命乃至货币战和汇率战，主导地区自贸区规则谈判，把持基础技术，牵制中国主导周边战略转型。二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尼、越南等周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调整更为艰难。三是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竞争加剧，印度、越南等国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逐渐赶超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在中高端产业链与中国竞争加剧，特别是在钢铁、造船、机电产品等领域。四是中国企业和资本迅速“走出去”带来一系列问题和风险。不少项目忽视回馈当地社会，破坏环境，导致当地民众对华负面情绪蔓延，对吸引中国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并设置一些投资障碍。
(三)中国模式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周边治理挑战日益严峻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最大共同点之一就是不断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精神，其发展模式的逐步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化时代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模式在周边影响力上升，不少周边国家学习和效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⑨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周边国家转型加速，结构性矛盾突出，不确定性上升，进入风险高发期。一是从政治转型看，威权体制难抵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和“民主化诱惑”，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维护政治稳定。泰国形成政局周期性动荡。缅甸政治多元化进程引发国内多种矛盾。越南“政改”加剧党内矛盾，改革风险上升。柬埔寨王权式微，政治格局由一党主导、三足鼎立向两强相争、朝野分立演变。尼泊尔改变王权国体，议会民主引发政治动荡。蒙古亲美的民主党逐步掌控总统、政府和议会。普京支持率下降，中亚国家面临新一轮权力交接。
二是从社会转型看，公民社会、跨国公司、民间团体、虚拟空间、宗教势力、人口移民等影响力上升不容忽视，社会阶级、认同、组织基础变化，各类思潮蔓延，深刻影响国家转型，管控难度极大。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失灵，政府公信力、有效性、合法性下降，社会危机、混乱、动荡不断，既侵蚀中国影响力和战略利益，又对中国边疆地区乃至国内稳定产生传导效应，影响政权安全和社会安全。
三是从地区治理看，周边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中国压力上升。周边发展中国家进入能源需求增长期。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净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至58％。根据2013年9月27日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在过去20年发生了深刻改变，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化石燃料消费量成为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和印度的碳排放估计至2025年前后才能达到峰值，而发达国家排放量已基本稳定并有所下降。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治·科尔表示，中印等亚太新兴大国将决定“地球的未来”。研究报告显示，喜马拉雅山冰川加速融化将影响下游诸国水资源分布，导致严重洪灾、干旱，季节性融雪减少将影响河流水量。跨境河流水资源利用争端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敏感变量，未来青藏高原将成为全球水安全领域关注的中心，涉及水权的冲突将危及地区安全。目前全球尚未出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水规则，政府间合作缺失。随着水危机加剧，各国围绕国际和地区水法和水规则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由此可见，中国实力虽然显著上升，但尚难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独自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周边难题的能力，只能加强自身的改革开放，发挥主力作用，引导周边国家实施综合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质上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由内向外的延伸，其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其含义有三：一是全面发展。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五位一体”思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可以相应转化为周边综合治理的“五位一体”思路，即注重地区安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系统、整体和协同发展。二是各司其职。各国一律平等，但由于力量大小不同、责任大小不同，因此需要确保大小国家在平等参与地区事务的同时，也承担相应责任。中美应率先垂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意，应是能否协调共进，为周边的时代难题提供可信赖的、多样性的公共产品。这样，其他周边国家才能积极回应，顺势调整。三是开放合作。周边国家既要保持独立自主与团结互助，又要对外开放。中美和周边国家应充分用好各种地区合作组织和架构，培育共同治理意识，丰富共同治理手段，建立各方相容相通的地区发展模式、相互包容的地区价值观。
二、中国与周边的相互塑造问题
中国成为周边事实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并带动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向周边转移。中国与周边、周边与世界在频密剧烈的互动中相互塑造。这就需要中国在推进周边战略时，刚柔并济，走“适应性共赢”之路。黄石公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一)中国力量迅速由周边向全球辐射，但也遭遇强大的地缘反制
本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美国忙于全球反恐战争，为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展提供了条件。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传统四大周边区块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大洋洲、西亚、中东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所谓的“大周边”。中国的海上利益也从传统的西太平洋扩展到太平洋、印度洋、南极，并随着北冰洋航线的开通延伸至北冰洋。中国不仅成为连接亚欧大陆和亚太板块的重心，而且在周边的深海、太空、网络空间的利益和实力快速发展，形成“海陆空天网”的新型立体地缘形态。由此，有学者提出“邻距离”、“天涯若比邻”等新概念以反映周边内涵的变化。(12)周边工作座谈会称“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13)
与此同时，周边及美国等对中国地缘影响力的反制也如影随形，不断升级。21世纪初的几年，美国小布什总统实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无奈困于中东无暇他顾。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极为敏感。日本在2003年前后即在东亚合作的“10+3”框架中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并于2005年主导促成与“10+3”并行的“10+6”框架。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一直呼吁美国重返亚太，制衡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力量失衡。2008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举办奥运会等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加快向周边转移，中国的影响力和自信心进一步提升。美国及不少周边国家的战略恐慌加剧，普遍认为如果再不对中国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压制，时间就真的在中国一方了。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不管中国承认与否，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中国是“世界老二”，炒作中美关系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是历史地位逆转的结构性矛盾。
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牵制成为美国、日本和主要周边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还发现，中国的影响力由周边拓展至全球，对中国的战略压制也必须超越周边，在全球展开。周边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前沿。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整体战略中，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东战略是一体联动的。日本安倍首相更是加速国家整体右倾，与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周边展开全方位较量。俄罗斯在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推进欧亚联盟建设以防范中国通过上合组织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印度将“东进战略”演进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加大经营环印度洋力度，以防范中国的“两洋战略”。澳大利亚则在稳固南太传统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拓展“印—太战略”，既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又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加大对中国周边的战略投入提升了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中小国家的地位，激发了这些中小国家操作大国平衡战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比如，东盟与大国加强双边合作，主导东亚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创建并扩大东亚峰会，确立了地区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从而可以利用中、美、日、俄、印等大国矛盾借力打力搞平衡，而中国只是这个大国平衡架构中的一环，受到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的牵制。由此来看，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周边战略的推进与世界体系的变革同步。
(二)中国积极推进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但面临多重制约
中国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在周边地区，中国先后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创建上合组织，推进东亚合作，创立了六方会谈，日益融入地区，成为周边制度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实力的快速提升使中国对地区机制的影响力也大幅上升，利益的迅速扩展扩大了中国对地区机制的需求，周边国家也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发挥更大的地区责任。因此，中国不断加大对地区制度建设的投入。周边工作座谈会在提出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措施后，专门列举了周边国家普遍关注的地区安全合作措施，“要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我国同周边国家毗邻而居，开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不过，地区合作既是利益合作平台，又是制度建设平台，更是权力竞争的平台，中国推动地区机制建设面临不少限制：一是经济合作受安全因素的制约。美国主导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含有拆解东亚合作的战略意图，防止被东亚合作隔离在太平洋之外，从而失去东亚主导权。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东北亚安全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艰难推进，必然遭遇各种安全问题的干扰。中日关系的恶化直接阻滞谈判进程，美国更是对中国与其两个亚洲盟国谈判自贸区疑虑重重。二是全球、地区和国内进程不一致。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受阻，但WTO是中国面向全球展开自由贸易的最好机制。亚太和东亚地区自贸区方兴未艾，但东亚各种自贸协定的程度相对较低，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就低于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而RCEP又大大低于TPP。中国之所以不加入TPP，原因之一是TPP的标准太高，中国无法企及。三种并存机制的进程不一致将是长期现象。三是主导与限制的矛盾。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国国家利益迅速向周边拓展，客观上要求大力推进地区合作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多属被需求和危机催生的被动反应型。如2001年中老缅泰实现湄公河自由通航，但由于缺乏相关机制，中国难以走出国门与他国共保河运安全，直至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四国巡航机制才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之下得以建立。第二种是由于中国在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中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上升，即便主观上无意主导地区合作机制，但客观上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容易被周边国家视为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比如，尽管中国支持东盟地区合作主导权，但东盟还是担心中国削弱其主导地位，先是借助日本在“10+3”框架内形成中日竞争局面，后又将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等国拉入东亚峰会制约中国。第三种情况是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安全对话与合作，倡导建立区域安全架构，但地区合作机制是共同规范，难以动态地根据国家实力消长及时修改规则。同时，中国还不习惯被多边机制约束，更不愿意接受与中国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在地区多边框架内讨论，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而是更愿意推进敏感度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三)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但道义形象并未同步上升
强大的综合国力与良好的国际形象是成熟大国的标志。中国环球舆情调查中心2013年12月7日公布的2013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报告指出，受访民众(下同)认为，中国是经济体量强国，文化影响弱者，中国最突出的国际形象是“自信”。周边国家中25.4％的民众表示喜欢中国，22.0％不喜欢中国；而非周边国家受访者中有36.0％表示喜欢中国，11.6％不喜欢中国。可见中国在周边的形象低于非周边。印度等国民众肯定中国“自信”形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肯定中国的“合作”形象，但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崇尚军事”、“傲慢”等。总体而言，中国在周边既不是发展中国家形象，也不是发达国家形象，形象总体偏低甚至失真，甚至在有些国家较为负面。导致这一失真形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国原有的反霸不称霸的道义形象有所削弱。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不称霸等，符合本地区的特殊历史经历，一度成为中国地区道义的制高点。邓小平既反对别国搞霸权，也反对自己搞霸权。当美苏有条件搞霸权时，中国反对。事实上美苏的霸权在周边也没有成功，是前车之鉴。而当中国有条件搞霸权时，更应反对。霸权之路既是帝国主义的老路，又是误入歧途的邪路。但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强硬行动迭出，多数媒体为赢得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而迎合民族主义情绪，释放好战立场，民间情绪从前几年的失败主义迅速转为“胜利主义”。2012年9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华前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不易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
道义形象关乎中国对周边的政治感召力。外媒强调中国孤独而没有盟友，钱多了，但朋友少了。政治感召力此消彼长，中国就不得不与美西方去拼自身并不擅长的普世价值。二是当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周边国家中更有市场。尽管西方普世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在金融危机后遭受质疑，但随着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步入复苏进程，重新加大对周边的软实力投入，支持周边国家搞民主转型甚至是“颜色革命”，同时抹黑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周边国家虽然对中国长期稳定与发展模式很感兴趣，但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模式能在本国发挥作用。而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尤其是媒体国际影响力难与西方抗衡。三是周边怀疑中国将来能否发挥建设性作用。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费开支均居周边第一、世界第二，但尚未提供与国力相匹配的地区公共产品。
由此可见，中国是塑造周边的主要力量，但周边不可能按照中国的意志发展，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国历届领导人均不断丰富和发展睦邻外交。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有意识地丰富和发展睦邻外交的内涵，周边座谈会在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等方针的同时，强调中国梦“同周边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身体力行“亲、诚、惠、容”等理念并将其推广“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总体而言，睦邻方针的继承和创新可以用“适应性共赢”来概括。主要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整体优化。各国都是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整体适应。如果整体不佳，个体必受牵连，“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比如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周边国家的外部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趋紧。如果个体损人利己，结果也只能是于整体不利，于己不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不利于新兴国家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其次是变通适应。世界的变化是常态，需要各方不断顺势而为，进行阶段性调整，变通政策和做法，在相互适应和学习中走向合作共赢。如美国在软硬实力下降的时候就采用巧实力，取得变通之效；但如果美国继续抱持绝对安全的教条，一意孤行，可能走向穷兵黩武的死胡同。如果中国不根据实力和地位的变化实施新的安邻政策，则会引起邻国和美国的不满与疑虑。三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各方互动的原理是合作共赢，推进国际社会的进化。在命运共同体内，各国只有相互尊重，相互适应，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共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中美邻良性互动框架构建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构成一个宽泛的中美邻互动框架。随着中国崛起，中美邻之间的互动趋于频密复杂。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中美邻互动框架既有平衡已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中美邻互动进入相互适应调整，战略利益再平衡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互动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崛起有助于周边发展，但引起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猜疑与担忧。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不利于周边发展，但受到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期待与倚重。中美邻尚未形成发展与安全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之道，难以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应以“修己安人”为核心理念，促进中美邻良性互动，实现“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地区框架。
(一)中国的战略手段不平衡问题
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认为，造成中国周边环境趋紧的原因是战略手段的不平衡，中国过于注重以经济手段促进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即所谓“以经促政”。客观地看，2003年前后，中国的战略手段相对平衡，既重视经济合作，又重视安全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充分利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势，主推“以经促政”，借助多领域、深层次、高频度经济合作，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安全关系稳步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继建立；高层互访逐步制度化；领土边境争端得以缓解，确保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需的有利外部环境。如从2001到2003年，中国与东盟先后谈判自贸区、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这四大政策中的后三项均属于政治和安全领域。2003—2008年，中国对周边的政治和安全手段相对较少，显然没有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GDP总量坐二望一，俄罗斯、印度、东盟、澳大利亚等GDP总量均不到中国四分之一，突破美邻心理极限，对华利益捆绑与战略疑虑同步上升，对华战略从分享“中国红利”转向防范“中国挑战”。
以经促政面临瓶颈，在现阶段有某种必然性。理论上，在国际关系中，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并未导致政治互信增强的事例屡见不鲜。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的核心是政治与安全。经济与政治往往互为手段和目的。但当经济与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问题发生矛盾时，经济问题总要让位于政治与安全问题。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政治与安全仍然是各国的首要关切。“以经促政”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实践上，中邻关系“只谈经济不讲政治”的阶段基本结束。“以经促政”成效显著，前提条件是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机遇，却不危及其政治与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周边国家对华政治安全担忧已开始超越对华经济利益考虑。中国继续强推“以经促政”，难免事倍功半甚或适得其反。随着周边国家对华安全担忧日增，中邻关系进入政治安全议题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重视与实施“以政促政”、“综合施策”，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的客观需要。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周边外交比较注重战略手段的平衡使用，软硬结合、刚柔结合，政经结合。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不对抗、不挑战”实际上提出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底线问题。中国一方面加强捍卫南海权益，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2013年10月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倡议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条约”，推进地区安全架构建设，谈判南海行为宣言。周边工作座谈会指出“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也表达了外交战略手段要跟上经济合作水平的深意，“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
(二)美邻对冲战略的长期性
美国和周边国家针对中国崛起的对冲战略主要是指，美国和周边国家假定中国未来行为不确定，并且认为中国仍然以发展作为经营周边的主要战略手段，因而采取经济合作与安全防范并行的政策，既获取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又抵消中国崛起的安全风险。换位思考，这是美国和周边国家的长期合理选择。美对华实施“接触和遏制”战略，一方面推行接触融合政策，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维护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强化同盟体系和军事部署，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与围堵。不少周边国家既依靠中国带动经济发展，也支持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据此，美国和周边国家在具有零和博弈性质利益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或防范，在具有正和博弈性质利益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不少周边国家希望中美保持适度紧张，以获得最大利益。因此，不能忽略中小国家在中美关系中的能动作用。中美邻战略对冲的结果是三方经济关系显著加深，但在安全领域未能实现实质性谅解和深度合作。中美邻互动失衡，各方磨合适应进入拉锯式较量的关键期，核心利益碰撞尤为激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方仍难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却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以及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的二元格局，二者并不相互兼容。
尽管中美邻关系失衡带来的风险很大，但不至于失控。一是中美邻互动的底线边界日渐清晰。中美虽缺乏战略互信，但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防止武力对抗方面高度默契；日本明显右倾，但不敢与中国摊牌；周边中小国家更不愿做遏华马前卒，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二是地区合作共赢思想仍居主流，美邻与中国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引擎发展良好关系，才是脱困正道。三是各方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地区合作机制的需求更加迫切。四是美邻联手防华不会变，但也认识到对华遏制行不通，试图绑架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讹诈难奏效，进而会反思调整，对华战略将更趋灵活、务实、趋利、避害，有可能形成“斗而不破”局面。
(三)中美邻关系的认知偏差
中国周边的问题，是中美的问题，也是中国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周边大国的问题，而核心是中美的问题。因为美国主导着亚太安全体系，这个边缘与中国主导的经济圈边缘重叠，周边大国都在其中。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政策或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美博弈塑造的。(20)当前不少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有其合理性。更符合现实的说法是，周边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既要靠美国，也要靠中国。一方面，周边经济发展依然靠美国。美国的衰弱仅仅体现为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的衰弱，而不是绝对实力的衰弱。美国的市场能力没有削弱。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GDP增长30倍，美国GDP增长5倍，日本依旧保持着1990年的水平。1990年到2010年世界GDP增长2倍，美国也是2倍，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没有变化。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周边国家出口和投资依靠美国的势头再起。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的安全也要靠中国。既要看到中美邻之间的传统安全矛盾，也要看到中美邻之间的非传统安全依赖。比如，随着人民币迅速周边化和国际化，人民币就成为重大的安全问题。中国市场关乎东盟的经济安全。中国的能源战略关乎中亚的国家安全，更关乎印巴的地缘战略。中国经济战略的任何变动都直接牵动“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同时，中美邻互动框架也在动态调整，并非对中国不利。比如，菲律宾和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实施更为大胆的对冲战略，甚至夸大或挑起与中国的安全矛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它们认为只要不引起军事冲突，将会从中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从美国得到更多的安全好处。但这种策略的危险在于，它迫使中国加强军事和非军事的维权行动，将经济资源投入更愿意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与美国形成“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双输”。而如果这些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则会改善“双输”境地。比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合作态度，同意与中国开展海上、陆上和金融合作，经济和安全收益自然改善。未来亚太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超想象，推动地区平稳转型、和谐相处，不仅需要基辛格所倡议的“中美共同演进”，更应是“中美邻共同演进”。
未来，如何界定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安全体系和中国与周边的经济合作体系的界限，如何兼容协调、互不挑战，是中美邻关系的难点。在这方面，中国也在探索尝试，如周边座谈会将和平发展道路具体化为三个“着力”：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三方面相结合，体现的是中国“修己安人”的思想。修己安人来自《论语》，意思是修身以做表率，建立权威，使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力。把此意扩展开来，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大意如下：“己”是中国。“人”泛指包括周边国家、美国等。“修己”，指中国继续保持合乎道义的发展势头，提升崛起质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安人”，指保持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力。修己的同时达致安人，是经营周边的一体两面。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合理有度的修己，设身处地的安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趋向共赢。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自我约束。由于国家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一国的安全外交政策必须自我克制，同时还必须接受其行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被其他国家所约束，即接受约束。安全合作、国际组织、国际条约都是国家接受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手段。大国小国都要自我克制，大国既不能走地区霸权道路欺压小国，小国也不能因为大国的自我克制而挑衅大国。对中国而言，就是“体仁行义”，“修己安人”；对美国而言，就是放弃绝对安全、弱化霸权行为；对于小国而言，就是慎用矛盾、少走边缘。其次是矛盾管理。中国的和谐思想并不回避矛盾，是在整体共存中接受矛盾、转化矛盾，化解矛盾。这就为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道路找到了理论依据，即矛盾管理、危机管理、冲突管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和平发展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和平发展不是不使用武力，当冲突管理失败后，战争和武力手段是最后的政策选项；和平发展强调处于矛盾或纠纷中的各方必须找到共同认可的方式、机制和规范。因此，建立信任措施，推进预防性外交、实施战略再保障、完善合理的竞争规则，以及设置必要的冲突及危机管理机制，势在必行。第三是共同责任。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建设和平、繁荣和开放的周边是各方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
来源：《国际展望》2014-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