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一份研究简报称，日本正在摆脱持续11年的国防费用下滑趋势，军费年增长率创下多年来的纪录。分析人士认为，在审视日本这一举动对亚洲未来安全环境有何影响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国内的顶级国防合同商做一番结构剖析，以确定日本是否具备支撑其扭转长达十年的国防预算紧缩趋势的工业基础。
骨架支撑
CSIS这份日本国防工业调查报告显示，2006－2012年间，日本国防工业的骨架由十家大公司搭建而成。这十家被称为“顶级国防合同商”的公司（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日本电气、富士通、东芝、石川岛播磨、小松公司、新日本石油及能源公司、日立）多年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支撑着日本国防工业的稳定发展。国防工业网络覆盖了1377家企业和约15万从业人员，几乎什么武器都能造出来。
资料显示，日本国防工业在二战结束后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受“和平宪法”相关条款限制，日国防费用不得超过其GDP的1％，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采购资金因此非常有限，采购规模也很小。再加上1976年政府禁止本国企业向所有国家出口武器，日本国防合同商们从防卫省得到的订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合同商）仅靠金额有限的防务订单，完全无法生存下去，”日本NHK电台在一档公司调查节目中称。数据显示，日本军工生产产值只占国内工业生产总值的1／200，年度武器生产总额不超过200亿美元，仅与日本特产寿司的年产值相同。
但日本的主要军工企业并没有因局面艰难而退出。美国《武装力量月刊》刊载文章认为，日本国防工业之所以能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合同商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避免了重复研发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又保证了“家家都有饭吃”。
据称，日本武器装备的生产合同往往不是通过自由竞争方式获得，而是由防务采购部门指定多家企业轮流生产。这样一来，既能确保一旦发生战事可迅速扩大生产，也可使拥有独特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合同。通过这种形式，成本与利益都得到了均摊，保持了军工企业的生命力。
军民两用混合体
CSIS报告认为，与美英等国的防务承包商将主要精力和业务集中于军品生产不同，日本顶级国防合同商的业务呈多元化特点，每家公司获得的防务合同总额只占其年收入的一小部分。
根据CSIS报告数据，排在前三位的国防合同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三菱电机）属于三菱集团和川崎重工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年销售收入都主要依赖民用业务领域，军工产品销售只占很小比例。
以日本最大的军工生产企业三菱重工为例，其业务涵盖机械、船舶、航空航天、电力以及交通等领域，2003年销售额超过1.9万亿日元。而该公司当年从防卫厅接受的军工订货额仅2800亿日元，占公司年度总销售额不足7％。到2012年，三菱重工获得的国防合同金额为2400亿日元，占该公司当年总收入的8.5％。
2012年时，其他几家顶级国防合同商获得的军工生产合同金额也只占其年度总收入很小的份额，比例从0.2％至11.4％不等，唯有NEC公司除外。2006－2012年间，这家公司平均每年获得的国防合同额占其当年总收入的28.7％。报告认为，这也许与日本军队越来越注重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有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日本军工发展的限制不无关系。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不能设立专门进行军备生产的兵工厂。为规避国际舆论和法律约束，只能在美国扶持下采取“寓军于民、军民互换”的模式，即以合同方式委托民间企业，如三菱重工，完成武器装备的大部分研制和生产任务。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顶级国防合同商虽不以军品闻名，但同样掌握了最先进的军工技术，拥有了建造先进武器的巨大潜力。如NEC、曰立等公司，通过为消费电子产品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大量生产碳纤维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杆等途径，不断积累经验，并将这些技术延伸到军事领域，以更低的成本满足军用标准中对性能、可靠性及质量的要求。
CSIS报告还指出，多样化的产品营收及丰厚的民用品销售收入使日本顶级国防合同商具备了强大的造血能力，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令其可以放心地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军工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从而推动军工企业持续发展。
遍地开花基础雄厚
CSIS报告指出，日本国防工业与欧美等国一样，在合同商或承包商之中区分出明显的层级。但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庞大的军工寡头企业。
报告援引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十大顶级国防合同商中分为上、下两个集团。前四大合同商集体占据防卫省年度计划采办合同总额的43.1％－52.1％，形成日本最有份量的“上层国防合同商集团”；相比之下，其余六家合同商的集体合同份额只占16.1％，形成“下层集团”。在十大合同商之下，还有不少“微型合同商”，他们每年所获得的合同额相比之下则更低。
数据同样显示，日本国防合同商中虽然存在明显的层级，但并未出现可以垄断军品生产的“超级公司”。相反，国防合同排行榜首尾之间的差距还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前四名与后三名2007年所占防卫省合同份额曾存在19.1％的差距。但到2012年，这一数字却缩小至6.7％。
分析人士称，防务合同趋于平均有刻意为之的因素，是防卫省“轮换建造”政策的影响之一。比如，三菱重工虽建造了日本几乎1／2的潜艇和1／3的驱逐舰，但仍然不能垄断海上自卫队的重型装备。根据规定，潜艇必须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轮流建造，驱护舰艇的建造则由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三井造船等公司轮流承担。
CSIS报告认为，日本防卫省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合同授予方式既扶持了弱势军工企业的发展，也为军工产业打下了更宽泛的建造基础，让“几乎每一家有军工生产能力的企业都能得到锻炼，确保他们不放弃军工装备的生产”。
这种没有寡头垄断的竞争局面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东京的防务计划者拥有众多资质优秀的武器供应商可选择。他们要做的，就是了解哪家公司适合制造哪些装备，从而与最合适的企业签订最有利的军备合同以应对未来挑战，”CSIS报告写道。
---------摘自2013年11月《中国国防报》
骨架支撑
CSIS这份日本国防工业调查报告显示，2006－2012年间，日本国防工业的骨架由十家大公司搭建而成。这十家被称为“顶级国防合同商”的公司（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日本电气、富士通、东芝、石川岛播磨、小松公司、新日本石油及能源公司、日立）多年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支撑着日本国防工业的稳定发展。国防工业网络覆盖了1377家企业和约15万从业人员，几乎什么武器都能造出来。
资料显示，日本国防工业在二战结束后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受“和平宪法”相关条款限制，日国防费用不得超过其GDP的1％，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采购资金因此非常有限，采购规模也很小。再加上1976年政府禁止本国企业向所有国家出口武器，日本国防合同商们从防卫省得到的订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合同商）仅靠金额有限的防务订单，完全无法生存下去，”日本NHK电台在一档公司调查节目中称。数据显示，日本军工生产产值只占国内工业生产总值的1／200，年度武器生产总额不超过200亿美元，仅与日本特产寿司的年产值相同。
但日本的主要军工企业并没有因局面艰难而退出。美国《武装力量月刊》刊载文章认为，日本国防工业之所以能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合同商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避免了重复研发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又保证了“家家都有饭吃”。
据称，日本武器装备的生产合同往往不是通过自由竞争方式获得，而是由防务采购部门指定多家企业轮流生产。这样一来，既能确保一旦发生战事可迅速扩大生产，也可使拥有独特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合同。通过这种形式，成本与利益都得到了均摊，保持了军工企业的生命力。
军民两用混合体
CSIS报告认为，与美英等国的防务承包商将主要精力和业务集中于军品生产不同，日本顶级国防合同商的业务呈多元化特点，每家公司获得的防务合同总额只占其年收入的一小部分。
根据CSIS报告数据，排在前三位的国防合同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三菱电机）属于三菱集团和川崎重工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年销售收入都主要依赖民用业务领域，军工产品销售只占很小比例。
以日本最大的军工生产企业三菱重工为例，其业务涵盖机械、船舶、航空航天、电力以及交通等领域，2003年销售额超过1.9万亿日元。而该公司当年从防卫厅接受的军工订货额仅2800亿日元，占公司年度总销售额不足7％。到2012年，三菱重工获得的国防合同金额为2400亿日元，占该公司当年总收入的8.5％。
2012年时，其他几家顶级国防合同商获得的军工生产合同金额也只占其年度总收入很小的份额，比例从0.2％至11.4％不等，唯有NEC公司除外。2006－2012年间，这家公司平均每年获得的国防合同额占其当年总收入的28.7％。报告认为，这也许与日本军队越来越注重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有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日本军工发展的限制不无关系。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不能设立专门进行军备生产的兵工厂。为规避国际舆论和法律约束，只能在美国扶持下采取“寓军于民、军民互换”的模式，即以合同方式委托民间企业，如三菱重工，完成武器装备的大部分研制和生产任务。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顶级国防合同商虽不以军品闻名，但同样掌握了最先进的军工技术，拥有了建造先进武器的巨大潜力。如NEC、曰立等公司，通过为消费电子产品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大量生产碳纤维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杆等途径，不断积累经验，并将这些技术延伸到军事领域，以更低的成本满足军用标准中对性能、可靠性及质量的要求。
CSIS报告还指出，多样化的产品营收及丰厚的民用品销售收入使日本顶级国防合同商具备了强大的造血能力，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令其可以放心地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军工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从而推动军工企业持续发展。
遍地开花基础雄厚
CSIS报告指出，日本国防工业与欧美等国一样，在合同商或承包商之中区分出明显的层级。但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庞大的军工寡头企业。
报告援引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十大顶级国防合同商中分为上、下两个集团。前四大合同商集体占据防卫省年度计划采办合同总额的43.1％－52.1％，形成日本最有份量的“上层国防合同商集团”；相比之下，其余六家合同商的集体合同份额只占16.1％，形成“下层集团”。在十大合同商之下，还有不少“微型合同商”，他们每年所获得的合同额相比之下则更低。
数据同样显示，日本国防合同商中虽然存在明显的层级，但并未出现可以垄断军品生产的“超级公司”。相反，国防合同排行榜首尾之间的差距还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前四名与后三名2007年所占防卫省合同份额曾存在19.1％的差距。但到2012年，这一数字却缩小至6.7％。
分析人士称，防务合同趋于平均有刻意为之的因素，是防卫省“轮换建造”政策的影响之一。比如，三菱重工虽建造了日本几乎1／2的潜艇和1／3的驱逐舰，但仍然不能垄断海上自卫队的重型装备。根据规定，潜艇必须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轮流建造，驱护舰艇的建造则由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三井造船等公司轮流承担。
CSIS报告认为，日本防卫省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合同授予方式既扶持了弱势军工企业的发展，也为军工产业打下了更宽泛的建造基础，让“几乎每一家有军工生产能力的企业都能得到锻炼，确保他们不放弃军工装备的生产”。
这种没有寡头垄断的竞争局面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东京的防务计划者拥有众多资质优秀的武器供应商可选择。他们要做的，就是了解哪家公司适合制造哪些装备，从而与最合适的企业签订最有利的军备合同以应对未来挑战，”CSIS报告写道。
---------摘自2013年11月《中国国防报》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