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中国新转折的亮光 (ZT)

　——答《今日焦点》导刊主编问　　编者按：日前，《今日焦点》导刊主编李晶龙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你幸福吗？”的报道引起网上热议，专访了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先生。　　为什么感到意外、唐突？　　李晶龙：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从9月29日起连续9天播出了国庆假日特别调查“你幸福吗？”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褒贬不一，批评、嘲讽、挖苦的不少，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徐景安：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不太为民众所关注，更多的是被调侃。据说，今年有一篇被判为零分的高考作文写道：“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领导个个都是时代先锋，群众人人都是道德模范……”。可是这次报道不同，引起了社会民众的热烈反响，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李晶龙：“你幸福吗？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 在网上迅速流传，被当作笑料。有些被采访的人，显得很疑感、惶恐，有的不作答，或者答非所问。　　徐景安：这次报道有三个特点，一是被采访的大都是社会低层人群，像退休职工、劳务工、烤红薯的、卖肉的、小摊主、拣破烂的，还有学生、普通游客等；二是随机采访，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三是保留了采访的原貌，以致“我姓曾” 这样的“神回复”也照搬了屏幕。这一反央视新闻的报道风格，真实地反映了“小人物”的神态与心声，从而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李晶龙：不少人对发起这个话题感到意外，以前从来没有被问过幸福这个问题，觉得很唐突，也有说很滑稽的。　　徐景安：这就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传统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党、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人民的利益是由党代表的，从来没有问、也不需要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现在这祥提出，当然会感到意外、唐突，甚至是滑稽。那个杂货店老板被问到后十分不理解，反问记者“你什么意思？”这一辈子，他的个人感受从来没有被上面关注过。　　李晶龙：可以说，中国几千来都是仰望上面的，革命成功后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似乎也没有改变。　　徐景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大问题。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幸福是个人的、个体的感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搞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所以，不能离开民众的个体幸福，谈所谓党、国家、人民的利益；幸福也不是谁能代表的，必须由民众自己说。党和政府的责职是为民众的幸福创造条件。因此，央视记者问一下老百姓“你幸福吗？”，就很正常了。对此，人们感觉意外、唐突、滑稽，这说明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逻辑、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与改革。以为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以为不正常的，其实是很正常的。　　李晶龙：央视记者采访73岁捡破烂的老者，问他：“你老人家出来捡破烂，还有政府每月650元的低保，觉得幸福吗？”引起网上热议。一位网友说：“作为高智商行业的工作者，来个換位思考，扪心问下自己：如果你活到了70多岁时，靠捡空瓶子度日，你这样的日子会幸福吗？何必会出现如此弱智的提问！”您怎么看？　　徐景安：央视记者能把镜头对向捡破烂的老者，并问他“你幸福吗？”，这很值得赞许。在这位网友看来，这样的人还用问吗？肯定不幸福。这值得商榷，即使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就不能、不该让他自己表达吗？不幸福也可代表吗？让不幸福的人讲出来，可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对他本人而言，倾诉能使情绪得到渲泄，这是件好事。可惜这位老者耳朵不好，听不见，没有回答。　　李晶龙：不少网友认为：“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太虚，很不过瘾，不如问得实一点，比如“您觉得生活中还有哪点让您觉得不幸福？”　　徐景安：我很理解，今天的中国百姓有太多话要说，太多抱怨要发泄，我国反映民意、民心、民情的渠道太少，网络也就成为最主要的平台，但并没有成为与政府构通的正常渠道，所以表现为情绪化发泄的多，理性的意见建议少。央视应该把幸福调查深入下去，可以针对青年、老人、妇女、教师、员工、农民、老板等各个群体进行专访，对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深入报道。这当然不是新闻节目了，而是关于幸福的深度报道。　　提幸福问题是乱咋呼吗？　　李晶龙：可有的网友说：“要让中国人幸福，不能靠央视的记者到处乱咋呼，而是要让国家和政府真正的努力，去消灭各种差别、各种特权、各种政治寻租行为、各种腐败。到时候，老百姓不用问，你一定知道他们是幸福的！”　　徐景安：这位网友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意，希望政府尽快解决让民众不幸福的诸多问题，拿出痛快、过瘾、解渴的措施与方案，至于提幸福不幸福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不着调、乱咋呼、瞎糊弄。有的学者认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权利，哪来幸福？不把争民主、自由、权利放在第一位，幸福就是‘精神鸦片’。”我提出了“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有的学者却责问“ 不解决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拔除贪污腐败的根子，不革除官老爷作风而大谈‘幸福中国’，只能是一厢情愿，‘白日做梦’！”确实，中国的问题很多，如一堆乱麻，从哪儿解开，不仅需要决心，还需要智慧与方法。　　李晶龙：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您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重塑价值理念、价值目标，您提出以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2012年3月17日，您又发起并举行了《幸福中国论坛》第一次会议，发表了题为“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的主题论文。其中许多会议，我都参加了。您是将幸福问题作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切入点。　　改革需要幸福旗　　徐景安：很多人认为，中国问题一是制度改革，强化对权力的约束；二是利益调整，打破既得利益格局。这很正确，但当今中国不缺少正确的、深刻的见解，缺少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我提出了改革三原则，一是共识原则，二是有序原则，三是普惠原则。　　李晶龙：愿闻其详。　　徐景安：改革是需要旗帜的，以凝聚人心，集聚力量，这就需要具有正义性、神圣性、不可辩驳性，前二条是前提，第三条是更不可少的。如果改革提出的口号，立马引起纷争，甚至成为被批判、咒骂的对象，就不可行。比如自由、民主、人权，这在西方具有正义与神圣性，可拿来我国就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由此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结果不了了之。以幸福中国为口号与目标，既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又具有普世价值，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想反对的人也反对不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前提！　　李晶龙：没错，谁也不能说，我们就是要不幸福！　　徐景安：今天，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推出了“你幸福吗？”的连续报道，但敢推出“你自由吗？”、“你民主吗”？、“你人权吗？”　　李晶龙：没有这个胆！　　徐景安：那么，一个企图启动中国改革的领导人能提出这个口号吗？　　李晶龙：估计也不敢。　　徐景安：当年，梁山泊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绿林好汉需要一面旗帜。今天，我们搞改革也需要一面旗帜，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需要一面能号令广大民众、引导改革方向的旗帜。　　李晶龙：与改革主流派有所不同，您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改革与重建，这就可以理解您为什么从创建中国新文化入手了。　　下决心解决民生问题　　徐景安：改革必须有序、可控，这是我国改革面临的很大难题。现在谁都清楚，中国百姓怨气很大，一改就炸锅乱套，局面失控，这不仅是当局不愿看到的，而且对民众也是灾难。民主化改革迟迟不动，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个按扭按下去，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李晶龙：以幸福中国作为改革旗帜，就可以做到有序、可控吗？　　徐景安：以幸福中国为旗帜，不言而喻，民众幸福就是目标、总纲、中心，那就要从与民众幸福关系最密切、关联度最高的地方改起。当前，影响民众幸福最主要的是民生问题，肉铺店老板说：“幸福就是生活有保障，没有后顾之忧”。一位网友说：“如果，我们身边还有这样那样的入学难、看病难、办事难等民生难题受到‘阻滞’，还得为了这些日常‘大事’而焦头烂额，那么，我们何谈幸福之有？”　　李晶龙：民生问题提了多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徐景安：关键是发展第一的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没有变，对各级政府来说，头等大事是保增长、保GDP。2009年为了刺激经济，从中央到地方拿出20几万亿。政府为发展舍得花钱，民生总是摆在最后，结果问题越积越多。如果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是民众幸福，保障与改善民生就会放在第一位，中国的民生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李晶龙：怎么解决？　　徐景安：一是把发展与民生的关系摆正，发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保障与改善民生才是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能离开民生，甚至损害民生去追求发展。二是制定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远规划，目标化、制度化、系统化来解决民生，改变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的做法。三是增加民生投入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万亿上交50%、政府土地出让金2.7万亿拿出30%、政府三公消费1万亿减少20%，加在一起就是2万亿，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四是调整民生支出不合理结构，减少以至消除特殊群体对民生资源的侵占，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说，中国民生问题不解决，是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按中国的财力，建立普惠全民的福利保障制度已具备条件了。该下决心做这件事了，不要再说好听话来糊弄老百姓了。　　李晶龙：确实，民众的怨气已积聚到临界点了。　　徐景安：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投资与出口拉动已到顶了，只有靠扩大内需，解决民生就是扩大内需的最佳途径。教育、医疗、住房有保障了，自然会增加对消费需求的投入。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解决民生已刻不容缓。　　李晶龙：看来，您的观点不是就民生来谈民生，而是将其放在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大格局中，并且已形成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完整思路。　　要看紧大家的钱袋子　　徐景安：民生问题的根子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我国财政收入从1995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20%以上，大大超过经济增长。这可是全国人民的钱袋子啊！首先，起码要做到公开、透明，钱花到哪里了？谁花了？可是至今依旧遮遮掩掩，让大家看不清，看不懂。其次，钱怎么花的？预算总得批准吧！可我们往往是先斩后奏，每年各级人大开会审议预算时，钱已经花了。第三，钱花了，该审计吧！审计权却不在人大。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已达10万亿，还不算预算外收入，这么大一笔钱，无人监督，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自然要出大问题，政府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了钱先给自己长工资、买车子、盖大楼，再加公款接待、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还有免费医疗，退休了有超过其他群体的养老、医保等等福利待遇。领导干部更有各种特权享受终生保障。公务员人数越多，财政开支就越大。而编制权又在政府手里，加不进行政编制，就搞事业编制，或者聘用合同工，总之财政供养人员越来越多。辽宁省铁岭市与河南省新乡市的市级领导人数分别是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的7.2倍和6.1倍。所以中国有9个大盖帽管1个破草帽之称。　　李晶龙：我国公务员人数多、行政开支大，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景安：为什么要政府？是因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政府开支是公共服务的成本，当然就要尽可能地降低和减少成本，包括控制公务员人数、控制行政开支，以尽可能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可是，要多少公务员？要多少开支？政府自己说了算，还不让看帐本，或者让你看不懂，说是要求保密。这样不讲法、不讲理的“仆人”，怎么让“主人”不生气、不抱怨、不愤怒？中国的民生问题，说到底是政府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名，侵占了公共服务资源。　　李晶龙：中国的奇特现象是，越市场化改革，公务员越吃香，报名公务员的越多，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徐景安：中国政府官员权力大、待遇高、油水多、无制约，当然成了香饽饽。尤其是当首长的，每年做报告，不用检讨上一年度的承诺有没有兑现，钱怎么花的，审议也是走过场，所以中国的官太好做了。权力腐败有两类，一是制度性腐败，二是个人腐败，前者是合法腐败，后者是非法腐败。政府为什么喜欢发展？发展带来经济增长，可支配财力增加，有制度性的好处；项目带来可支配的资源增加，有个人的好处。这两个好处加在一起，当然是发展第一不动摇了。相反，搞民生，两个好处就都没有了，谁还有兴趣呢？　　李晶龙：制度性腐败与个人腐败要一起反，尤其是制度性腐败问题更为严重。　　徐景安：政治改革的的首要问题是看紧钱袋子。民主国家议会开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审议、批准政府预算。美国某镇议会开7天，其中5天是审议预算，包括警察局买车与增加编制。我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维护、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恰恰是最关系公共利益的财政不透明、不监督，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怎么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不是看养鸡场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看收上来的鸡蛋是不是公平分配！建设社会主义60多年了，不把大家的钱袋子看好，还在争公有还是私有，真叫丢了西瓜拣芝麻。　　李晶龙：财政体制改革要先行，对吗？　　徐景安：对，这首先需要强化人大的职能，人大开会应提前审议年度预算，预算调整也必须经人大批准，编制、审计应隶属于人大。　　李晶龙：这就进入政治改革的范畴了。　　政治改革从易做起求突破　　徐景安：政治改革怎么搞，争议、变数最大。我的观点是不求彻底，求渐进；不求过瘾，求可控；从易入手，求突破。一是立即实行网络民主。网络已经基本做到言论自由了，但是管理不规范，随意封闭网站、屏蔽言论时有发生，应制订网络管理法，对于色情暴力、颠覆政权、分裂国家、制造谣言、人身攻击、传播病毒等言论、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除法律禁止之外，要有言论自由，不得干涉，妨碍、侵犯言论自由的，按违法处置。县级以上政府都要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政令出台前应征求民意。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国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要允许批评。二是党政领导人从基层到中央应逐步实行差额选举，一搞差额就不一样了，候选人得发表施政纲领，光念稿子、说空话就不行了。选上了，下一屆开会就得述职是否兑现，没有得到多数票的就下台，落选的可任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监督党政一把手，发现违法乱纪查处后，他们可以经选举后替补，这就改变了党政一把手无人监督的局面。　　李晶龙：政治改革叫了那么多年，一直没见起色，不起步，从容易的做起，这是一条可行的思路。　　法治与宪政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难点　　徐景安：对于中国来说，法治更为重要。法治的口号早就提出，我们也出台了不少法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讲法治，腐败越烈。什么是法治？法治的本质是限制权力，意思是掌权的不能乱来，得依法治理。可我们的法治大都是治老百姓的，这样办事越来越难。怎么办呢？找当官的通融一下，什么都好办，权力腐败也就越来越严重。实行法治，一是立法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充分征求民意，由人大审议通过。二是司法、监察独立，前面讲的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监督党政一把手，也就是这个意思。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对一把手负责的体制必须彻底改变。　　李晶龙：中国讲的是情理法，法在最后，法治没有传统，法律面前人人能平等得起来吗？　　徐景安：中国实行宪政的路会更长。宪政是什么意思？任何组织、个人都不能超越宪法、法律，没有特权，我们的宪法中就写了这一条。但是，大家都不执行，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很好地遵守，我们搞改革的也是违宪。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10年在全国经营性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达27%与73%。国务院先后两次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条例，这就被批判为“违背宪法”，“对国家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叛卖”。　　因此，这就必须修宪。可直到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说不清，怎么坚持社会主义呢？连宪法是作什么用的这么一个常识问题现在都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我说中国改革一直是处在一个违宪、护宪、修宪的过程。宪政是中国改革的结果，而不是起点。　　幸福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论　　李晶龙：明白了，您的意思是以幸福为旗帜，先解决民生，再搞财政改革，然后再是民主政治、法治宪政。　　徐景安：解决民生，普惠民众，消除怨气，就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与基础，而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就需要推进财政改革、政治改革。以民众幸福为旗帜与目标，就确定了改革的重点、措施、步骤、程序，改革的路线图也就清晰了。现在，谈改革的意愿、理念、目标、方向多，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改革的路径。幸福中国，不只是改革的一面旗，还是改革的方法论。　　李晶龙：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方法，解决由此岸向彼岸的桥，应该说这是研究改革所欠缺的。　　徐景安：幸福中国，还是价值论，是为社会提供共同遵循的价值尺度、价值标准，这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政府为发展而不顾一切，民众为赚钱而不择手段，将财富占有作为价值尺度、价值标准，带来全社会行为扭曲。今天的中国腐败已经泛化了，只要有一点权力，甚至社会分工的不同，都想腐败。恨别人腐败，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中华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提出以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　　李晶龙：将幸福作为价值目标，很多人不理解，幸福没有统一标准，张三的幸福与李四的幸福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不同时候的幸福也不一祥，这能成为共同遵循的目标、尺度、标准吗？　　徐景安：幸福的魅力，就在于各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要把财富作为唯一的目标，从物欲洪流中分流。中国13亿人都把金钱作为价值尺度与标准，官员忘了自己的责职是维护公共利益，医生忘了自己的责职是治病救人，教师忘了自己的责职是为人师表，都想要宝马、别墅，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和谐吗？　　李晶龙：这样也会带来为了自己的所谓幸福而损害他人的后果。　　徐景安：有位大学教授给我来函说：“有人认为吃摇头丸后的性行为很快感幸福，有人认为鸡奸、乱伦、兽奸的刺激很幸福，性虐待狂在发疯地虐待受虐对象时很刺激很幸福，小偷偷到一笔巨款或珍宝时很快乐很幸福，……如此等等的‘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和社会的终极目的吗？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吗？”　　把快乐等同于幸福，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快乐来自感官一时的满足或刺激，这位教授举的例子都是寻求感官刺激得到的快乐感。吃了一顿美餐、跳了一场舞、打了一场球，都会有快乐的感觉，但这不等于幸福。　　快乐与幸福的最大区别是，快乐来自感官本能的反映，不需要理性思维，很有可能为了一时的快乐而危害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抽烟、酗酒、网迷、吸毒、滥交以至谋财害命，都是跟着感觉走而坠落误区的。幸福既来自感官，更来自情感、精神，幸福是智慧、知识、学问、科学、方法、艺术、大度、豁达、宽容……幸福是需要学习、感悟、体验的。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幸福最大化，幸福有长度，即一生的幸福，不是一时的痛快；幸福有深度，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还有情感、精神层面的；幸福更有宽度，不只是自己幸福，还有他人、大家的幸福。　　这样讲，幸福是不是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自己幸福并能给他人带来幸福，这个人就一定是幸福的。　　李晶龙：为了追求幸福而损害他人，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最终一定是不幸福的。　　幸福还具有终极的意义　　徐景安：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正义等美好的价值，都是为了幸福，或者说是服从于幸福的。　　李晶龙：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人的终极目的，人的本质就是自由。　　徐景安：我认为人的本质恰恰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人一方面要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受到各种约束，包括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制度的约束以及家庭关系的约束。自由也不是人的终极的目标，如果自由是终极目标，你去荒山野岭好了，那多自由啊！人一方面追求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时也在让渡自己的自由，这个度怎么把握？取决于一个人的幸福观。我要追求物质的幸福，就要去打工，听从老板的支配。那我去当老板，老板受到更多的约束，来自市场、资本、客户的种种约束而身不由己。你要追求家庭的幸福，就要听老婆的唠叨，晚上就得早回家。你要追求精神的幸福，去当和尚，那更没有自由了，天天念经，连妄想都不许。只有幸福才是终极目的，自由是实现幸福的条件，自由的可贵就在于人不自由就不会有幸福，当自由不能带来幸福的时候，这个自由就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没饭吃，没工作，他宁愿坐牢。作为社会、国家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为人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须制定规范限制人的自由，这个度怎么把握？还是幸福。　　李晶龙：那么平等呢？　　徐景安：平等一直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说，是从不平等逐步走向平等的过程。过去奴才给皇上敬茶要低头哈腰，今天给总统倒茶，还要说声谢谢！但人与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的，平等解释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具有相等地位，享有相等待遇”，也就是权利的平等。这无疑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然而，权利的平等是相对的，就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说，富人请得起律师，穷人可能连诉讼费都交不起。真正平等的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尽管财富、地位、境遇、出身不同，但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权利是讲平等的，而责任是不讲平等的。一个强调责任、不讲权利的社会是压抑的，而一个强调权利、不讲责任的社会更可怕。范跑跑就是借口生命权利平等，而拒绝在面临生命危险时救学生与母亲。目前，我们在人权保障上有很多缺陷，所以要强调维护人的权利，但在讲权利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责任。今天我们吃的食品几乎都有可能加毒，甚至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忘记了每一个公民都应对社会要负有责任。一个以幸福为终极目的的人，是既勇于追求权利，又自觉承担责任的人。　　李晶龙：对，拥有权利是一种幸福，承担责任也是一种幸福，能够对社会担当责任的，应该是幸福的。　　徐景安：正义解释为公正、正当、正确、合理。那究竟什么是正义？这取决于社会遵循的价值规范。奴隶社会买卖奴隶就是正当、合理的。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以至砸烂狗头都是正义的举动。对正义的判别标准，就是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文化大革命带来无数人尊严以至生命的丧失，无论如何是违反正义的。我们曾经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加上一个限制词，能否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就看是否给社会成员带来幸福？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全面专政的学说，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与痛苦，就应该抛弃与否定。对敌人也不应该专政吗？对，不能！敌人是政治概念，不符合法律规范；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对罪犯也只能给以法律制裁，而不能采取暴力。我们称之为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的，哪些对？哪些错？哪些要坚持？哪些要修正？都只能以幸福来作筛选与裁定。　　李晶龙：所谓人心所向，就是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一切学说、理论、政党、派别，最后的兴衰存亡都决定于此。　　新转折还有待于日后的验证　　徐景安：总结起来说，幸福具有方法论、价值论、终极论的意义，应该宣传、普及，在更大意义上是启蒙。对共产党来说，经历了30年革命、30年斗争、30年发展，应该感悟，让所有社会成员幸福，才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真谛。当前，要完成以发展为目标向幸福为目标的新转折。对社会组织来说，包括企业、学校、社区、团体的宗旨，就是造福于服务对象，企业就是给股东、员工、顾客造福；学校就是给教师、学生造福；社区就是给居民造福；团体就是给成员造福。对每一个人来说，工作、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幸福，赚钱是手段，不能把赚钱当作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幸福，要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工作、善待自然，也就是为了幸福，要讲道德。　　李晶龙：这么说来，幸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了？　　徐景安：没错。央视新闻播出“你幸福吗？”的报道，引起社会反响，是起了宣传、普及的作用，发生争议是正常的，我称之为“中国新转折的亮光”。这一丝亮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国已经连续数年举行了中国幸福感城市调查，2011年“幸福广东”的提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至许多电视连续剧都以幸福命名，什么“幸福来敲门”、“老大的幸福”、“幸福象花儿一样”、“ 你是我的幸福”……幸福的词语迅速窜红。但应该说，对幸福的认知以至实践，还只是序幕拉开了一角，这一丝亮光能否预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转折，还有待于日后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