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迎来2009年的人类，不仅没有盼来摆脱上年就已呈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曙光，甚至还处于更加不乐观的日益恶化之中。但是，这场已被确认为百年一遇并尚在加重的危机，似乎并没有使人类的狂妄、自负和愚蠢有所收敛，反而更趋相互分割、指责、仇视，以邻为壑，甚至屠戮！
看看吧。在新年的第一缕阳光里，人们不但没有看到索马里海域海盗的止步，却看到了中东战火毫无顾忌的肆虐，看到了大量普通生命的消失。还看到了多年未遇的严寒冰冻天气里，最需要的天然气供应却仅仅因为相互不合作而发生的中断。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人们不愿看到的，但最为野蛮的战火却仍在扩大。
我不能确认人类是否有原罪，但我敢断定，越来越多的灾难属于人祸，以至决不能以天灾的名义来逃避人类自身的责任。如果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起，就播下了人间磨难的种子，那只能说明禁不住诱惑的贪婪是这一切的源头。
所谓文明，不仅仅是指物质条件的改善，更主要是指出现矛盾或纠纷时，不再有动物世界那样诉诸武力撕斗的野蛮，而是通过相互谈判的政治手段加以解决。政治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妥协和均衡。但光有合作和妥协，未见得就是政治。动物世界里，在捕获猎物时，也一样有着分工与合作。只有那种不仅在实现目标时相互合作，并且在分享成果时也有的合作和妥协，才是人类的政治。但并非所有的政治方式都有利于合作，以便达到个体权益和群体权益的均衡。诸如独裁和专制，也是一种政治方式与制度，却只能有利于确保和增进少数人的权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权益。只有在平等辩论中寻求利益妥协和大体均衡的框架，并在此框架中确保所有成员的选择权利，才是一种政治文明。这便是民主的集中体现。
不管是经济事务，还是精神层次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最为明智也属最高文明层次的，是通过民主政治协商来解决矛盾和纠纷，并以此集中更广泛的人类智慧和力量，实现整体进步和发展。最愚蠢最落后最野蛮也最无能的方式，是诉诸武力。无论你采取多么高科技的先进武器，凡是武力和战争，其实质都同最原始的动物撕斗没有任何区别，而不管是谁取得了所谓胜利。实际上，一旦陷入武力，就已无真正胜利可言。
只要人类还不能通过平等交换的自由市场机制完成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所有需要，就还有政治机制存在的必要，就会有种各种样的政治组织，就有政治领导者。凡是那些企图通过武力来避免矛盾和纠纷，借助战争来解决冲突的政治组织和领导人，不管有着何种正义宣扬，都是最蹩脚最不称职最无能也最该被人们抛弃的。
在人类历史上，所遇到的很多看似天灾，实则也是人祸。比如，随着人们对江河的不断拦截筑坝，对河流的人为改道或者对水域的强制调谴，都极大地破坏着成千上万年已呈自然循环的流域规律，恐怕谁也很难证明这不是导致一些貌似重大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更不能让人接受的，是一些被人为归属天灾的人祸。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饥荒”，导致了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的正常年景里成千上万人饿死。不仅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一前所未有的惨剧完全是人为的，也实实在在地深深存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所有中国人的记忆里。
当前人类又一次面临着全球范围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威胁，更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协商，以寻求抑制危机恶化和尽快新生的渠道与措施。这首先要求人们放下各类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摘下已经习惯了的种种有色眼镜，真正以开放和平等协商的态度，尽可能集中更多才智，方才是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真正应当秉持的原则和智慧所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首先检视自身的不足，以及对危机抑制所可能做出的努力。而不是相互指责，改变开放和自由贸易的道路，走向保守与封闭。特别是发达国家，不管是作为其俱乐部的“北约”，还是OECD，更应该扩大视野，以平等的姿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协商寻求共同受益的对策。现在看来，这场危机的发生，至少意味着已经难以避免对全球金融与经济秩序进行改革和重建。但如果那些在过去和现在有着主导话语权的发达国家，还是囿于传统的狭小范围，仅是对现有多边国际金融与经济组织进行微调，还想通过这些组织，居高临下地对发展国家采取差异和非对等态度，则不但不利于发达国家问题的解决，也无益于全球金融和经济秩序的尽快恢复，还可能使未来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大。
其次是，不能以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漫延的过程及其破坏性影响为理由，来缩小市场范围，甚至指责市场功能。尽管必要的监管需要改进和加强，但市场机制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寻求到的组织生产经营、实现自我权益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机制。尤其是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化国家，更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此，现有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的下述一段话值得重视：“经济危机应被视作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狂妄自大的政客们玩弄市场的结果，因此是我们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这些政治家们试图将一切归咎于市场，而毫不自责，这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必须予以坚决抵制。捷克政府将——满怀希望地——不会把全世界和欧洲推向更加严厉的监管、国有化、去自由化和保护主义。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强有力的前车之鉴。”
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人寻求的是这次危机过后市场机制的更加完善和健康，而不是行政管制的林立和森严，更不是行政管制基础上极少数人对经济运行机制和人们生活的操控，以及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独享。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和教训都一再显示了克劳斯的断言：“我们所需要的总是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的代价更大。”否则，人类将深陷人祸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
作为最大的转轨新兴市场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应当看到这场危机所昭示出来的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缺陷，尤其是市场机制、民主政治发展得短暂和滞后，从而更加努力地继续扩展和深化一系列改革，在市场机制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加快步伐。因为，值得我们自豪和大书特书的过去30年的改革，相对于我们要穿越的2000多年“迷雾”，实在是太短暂了。30年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多少2000多年沉淀郁积的非市场和政治理性问题的。毕竟，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类而言，不管是当前还是今后，最应该防的还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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