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224)
2009 (117)
2010 (106)
2012 (75)
2013 (117)
2014 (105)
2015 (93)
2016 (72)
2023 (100)
餐桌刚移居瑞典那几年，我有幸观看了两部有芬兰移民瑞典的电影导演所拍摄的两部电影，
这两部电影都在瑞典电影节上大放光彩并引起媒体讨论。我看完这两部电影以后，
对移居瑞典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我不仅仅看见了瑞典人的开放心胸，面对过去
历史污点的审视和思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见了现实生活里面普遍存在的狭隘，固执，操控欲，和冷漠性格。
也许是冬季太过漫长和黑暗，人群缺乏社交而导致的吧。然而，冬季不是借口...... ，瑞典文化在电影和艺术上常常同时呈现以下的情形：
对历史的自省与开放的社会讨论。
对个体身份、边缘人群、社会规范的深刻反思。
冬季漫长导致的心理体验（孤独、冷漠、内省） — 这确实是很多人感受到的北欧文化特质电影里的温度与现实中的寒意，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分工的不同。
如何
先说第一部电影：《我最好的妈妈们 / Den bästa av mödrar / Mother of Mine》 (2005)
这是一部芬兰与瑞典合拍的剧情片，由芬兰导演 Klaus Härö执导，与瑞典、芬兰文化紧密相关。 原名：Äideistä parhain（芬兰语），瑞典语译作 Den bästa av mödrar，英文名 Mother of Mine。导演：Klaus Härö（芬兰导演）。
电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芬兰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9 岁的芬兰男孩 Eero如何被送到中立的瑞典避难（这在当时是实际历史事件，约有70000多名芬兰儿童被送往瑞典）。 小男孩在瑞典家庭与养母 Signe Jönsson（由瑞典演员 Maria Lundqvist 饰演）一起生活。 起初他不愿意融入新的家庭环境，对自己的芬兰母亲 Kirsti 既牵挂又愤怒。 随着时间推移，他与瑞典家庭建立起深厚情感，但战争结束后他也面临着回去面对原生家庭的复杂情感挣扎。
这个故事深刻描绘了战争对儿童心灵、家庭关系、归属感等带来的影响，也反映了瑞典社会当时对于移民与接纳他国儿童的态度。
奖项与评价 ：芬兰电影奖 Jussi Awards 上获得多个提名与奖项，包括最佳女演员等。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包括 开罗国际电影节金金字塔奖（Golden Pyramid） 等。Screen Daily 还曾被芬兰选为 奥斯卡外国影片官方候选片。
这部电影具有深沉的历史厚重感、文化冲突与人生体验，也像我感受到的那样，不只是战争史实 —— 它更多地呈现了身份、归属、爱与成长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二部电影是《Elina: As If I Wasn’t There》（瑞典语：Elina – som om jag inte fanns）这部影片的故事：讲述一个失去父亲的小女孩在学校面对压迫性老师和语言；身份冲突。她感到孤独、痛苦； 她常去湿地（marshland）与父亲的“对话”来获得心灵慰藉；学校新来了一位老师，带来了新的教育方式和态度，打破了封闭、偏见的环境，帮助艾琳娜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从此不再去具有生命安全危险的沼泽地里与小树对话。
Klaus Härö 是芬兰出生的导演，在瑞典和芬兰都有电影作品，作品常关注： 身份、语言和文化冲突 儿童和成长题材 社会边缘群体的故事 这和你在《我最好的妈妈们》（Mother of Mine / Den bästa av mödrar）里感受到的主题也有共鸣 —— 不同身份、文化与归属之间的拉扯，以及理解与接纳；
把这两部电影放回同一条精神与历史脉络中，也回应了我最初说的——为什么它们曾让我对移民、对瑞典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时间推移后，这份希望又变得复杂。
一、这不是两部“巧合相似”的电影，而是同一位导演的核心主题 《Elina: As If I Wasn’t There》（2002）； 《我最好的妈妈们》＝《Mother of Mine / Den bästa av mödrar》（2005） 它们都出自 Klaus Härö 之手 。 他是芬兰出生、瑞典语背景、长期在瑞典工作的导演。在芬兰，他属于“瑞典语少数族裔”；在瑞典，他又始终带着“芬兰”的历史与记忆。这种双重、边缘却敏感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创作方向。 他的电影反复书写三件事： 儿童视角 权力如何在“善意”中伤人 语言、身份与归属的隐性暴力 。
二、在《Elina》中，他拍的是制度化的冷漠 我记得的几个意象非常准确： 湿地 小树 与死去父亲的对话， 压迫性的老师 ，新老师带来的“空气变化” 。
这些并不是诗意装饰，而是导演对北欧社会的精准解剖。
1：那位“坏老师”并不是反派 她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北欧权威： “我是为你好，所以你必须服从。” 她要求孩子： 说“正确”的语言 拥有“正确”的表达方式 压抑哀伤、情绪与沉默 这在当时的瑞典北部完全真实存在，尤其针对芬兰语家庭的孩子 。
2：湿地与父亲：被剥夺语言后的“私人世界” 。
艾琳娜去湿地，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 在一个不被制度监控的空间 用不被纠正的语言 保存自我完整性！
这是很多移民、少数族裔、异乡者真实的心理避难所。 我能被这部电影打动，并不偶然。
3：《我最好的妈妈们》：善意同样会留下终身裂痕 如果说《艾玛》讲的是语言与教育的暴力， 那么《Mother of Mine》讲的是人道主义的代价。
二战真实历史背景： 二战期间，约 7 万名芬兰儿童 被送往中立的瑞典家庭 初衷是保护孩子免受战争伤害。 但很多孩子, 再也没能真正回家 ！
语言断裂 ，情感认同分裂 。这是北欧历史中长期被“温柔叙述”覆盖的创伤 。
电影最残忍的一点是： 瑞典家庭几乎都是善良的。 但善良并不能消除： 被迫分离， 身份撕裂---- “我到底是谁的孩子？”
4: 为什么我“刚来瑞典时”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因为这两部电影呈现的是： 瑞典社会愿意反思自己， 愿意承认： 我们曾经做错， 我们的善意并不完美 ，制度可能伤人， 这是一个社会最动人的时刻。
我看到的不是“完美国家”， 而是一个愿意把历史污点放在桌面上讨论的国家。
5: 而我后来感受到的狭隘、固执、冷漠，并不是我的错觉。 “也许是冬季太过漫长和黑暗，人群缺乏社交而导致的吧。” Klaus Härö 的电影恰恰拍的就是： 当制度的理性，压过了对具体人的感受，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看到的冷漠，并不否定我当年的希望。 它们本来就同时存在。
6：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只看到： “瑞典很好” 或 “瑞典很冷” 而我看到的是： 希望从哪里来， 又是如何被消耗掉的。
而我，或者更多的移民，始终要面临在夹缝中如何保存温度 ？
当语言在新的餐桌上变得多余，如何携带那些无法被翻译的部分继续生活？
我有个著名女诗人朋友，她一直在提醒我：坚持用母语写作，否则你会渐渐失去母语的能力。
湿地与语言，
湿地的小树下，
父亲的影子，
还在风里摇晃 ，
我低声说着他听得懂的话 。
无人回应， 世界依旧精确而冷漠，
餐桌上，
语言变得多余
句子像雪，
落在别人的盘里，
融化前 ，
没有温度，
我学会咽下，
学会翻译，
却忘了最初的语气。
母语像一片潮湿的泥土，
藏在心底， 悄悄呼吸 。
它不问我是否完整，
不问我能否被理解 ，
我把痛苦、孤独与喜悦，
都放进这片无法被翻译的泥土里，
让它在雪夜里生根， 等风来
等春光来，
让湿地重新开出野棉花。
携带那些无法被翻译的部分继续生活”
美国版演员整容强大，请来了不少大明星：曾扮演间谍 007 的 Daniel Craig 和 Robin Wright 演那一对记者。
《音乐之声》里的 Christopher Plummer 演家族长老。
还请来了瑞典老一代演员里的领军人物 Stellan Skarsgard 演那个恶魔。（他的几个儿子都是演员。）
演主角 Lisbeth 的 Rooney Mara 出身豪门。父母两边家族是两支 NFL 橄榄球队的创始人。她是绝对不需要为挣钱拍电影的。可是她在这部片子里演美国电影里相当少见的被强奸场面，为艺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后来和《Gladiator》里演罗马皇帝的 Joaquin Phoenix 结成夫妻。
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一个步行团。走到一个比较陡的街区，导游说，那里是拍《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外景的地方。
只是可惜,女主角,瑞典版本的,的确好得多,那是因为本土演员毕竟更接近角色本质,和本土文化,这位女演员不愿意再重复一次,因为她用自己的心和灵,演绎过一次,精力消耗太大了.
它揭露了瑞典同情纳粹、残害女性的黑暗面。
一位负责青少年福利的瑞典政府官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利，强奸他负责照顾的少女。
瑞典，似乎是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很多人的落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