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老婆说起（之二）--- 进化论
朱雨心
二 进化论
孙膑助田忌赛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马分上，中，下三等。那么，这三等马，尤其是上等马，是从哪儿来的？上等马是上等公马与上等母马生的，中等马是中等公马与中等母马生的，下等马是下等公马与下等母马生的。再细分起来，上等马与上等马生的是上上等马，上等马与中等马生的是上中等马，上等马与下等马生的是中等马，中等马与下等马生的是中下等马，下等马与下等马生的是下下等马。这是统计意义上的结果，并非说：下等马与下等马绝对生不出上上等马，只是其可能性要比上等马与上等马的小的多罢了。同样，上等马与上等马也可能生出下下等马，只是其可能性比较小罢了。另外，还有一个变化范围的不同。譬如，中等马与中等马生出来的大都是集中在中等马这个级别上，出现上等马的可能与出现下等马的可能都很小。而上等马配下等马，虽然生的大都也是中等马，但是可能还有许多下等马和上等马。
考察马的问题，大致可得出这么几条认识：
第一，马的总数取决于母马的数量.
第二，上上等马的数量主要取决于上等母马的数量。
第三，尽量用上等公马配种才能获得最可能多的上等马。
第四，尽量不用中等公马和下等公马配种。
其结果必然是一匹上等公马配许多母马，理想的次序是：优先配上等母马，然后配中等母马和下等母马。
这是就人使驭马匹的愿望而言。其实，自然界物种生存竞争产生的大致上也是这么几条，所不同的是：其优劣是按物种生存竞争能力，而不是按人们的使驭需要，譬如，奔跑速度，排定的。就人的需要而言，若并不追求马匹的数量的最多，则不但中等，下等的公马不用于繁殖，甚至中等，下等的母马也不需要参与繁殖。就自然界的物种生存竞争的需要而言，所有的母马，哪怕是下等的母马，都是宝贵的。而公马，只有上等的才是有用的。下等的公马，不但对沿续种族的生命没有用处，而且，简直就是败坏种族生命力的基因污染源。生存竞争需要将下等公马排斥在繁殖之外。
生存竞争淘汰种族劣等基因方式大致分两类。一是外部的生存竞争。譬如，狼追来了，每次都是将跑的最慢的鹿吃掉，而这些鹿，都是体质相对较弱的。没有了狼，鹿就会退化。另一类是种族内部的生存竞争，主要体现在繁殖上。
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争雌习性就是为了扩张优秀基因的传播，而将劣等雄性排斥在繁殖之外：雄性彼此争斗，雌性在一旁观看，谁赢了，雌性就接受和谁交配。败落的雄性，按定义，就是劣等雄性，通常是落荒而走，没有雌性愿意跟随，没有交配的机会。那些没有争雌习性的物种，因为生存竞争力不强，早就绝种了。生存下来的，都有这样的习性。
争雌习性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一夫多妻”。胜出的雄性，也就是按定义优秀的雄性，必须与众多的雌性交配。而雌性必定“共夫”。不愿“共夫”的雌性必定只能与劣等雄性交配，她的后代将没有生存竞争力，不愿“共夫”的基因自然也就失传了。这种“一夫多妻”是比“一夫一妻”更有生存竞争优势的繁殖方式，结果，“一夫一妻”的物种，因为生存竞争力不强，早就绝种了。生存下来的，都有“一夫多妻”的习性。对优秀的雄性而言，这“一夫多妻”与其说是一种享受不如说是一种义务，一种维持种族生存竞争力的义务。大概可以说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
其实，人类也是从那样的生存竞争中过来的。生存竞争造就了今天的人和人性。人类的男女关系深深地带着生存竞争的烙印。生存竞争除了造就了争雌，以及男人多“妻”，女人共“夫”的习性外，还造就了男人对于女人的全面优势。男人在体力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而男人在智力上的优势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是统计意义上的比较，不是说任何一个男人都比任何一个女人更聪明，也不排除有许多女人的智力高于许多男人，甚至也不排除某个时刻最聪明的人是女人。
用进化论来解释，男优女劣，比“男女都一样”和男劣女优，更有生存竞争的优势。因为女人的繁殖能力所限，女优男劣没有生存竞争的上的意义。女人的能力再强，能控制的优秀男人再多，并不能因此繁殖更多的优秀后代，恰恰相反，反而妨碍优秀基因的传播。而男人的能力越强，控制的女人越多，因此而繁殖的优秀后代也就越多。也就是说：男人主导男女关系，要比女人主导男女关系，有更强的生存竞争优势。没有这种习性的种族，因为没有生存竞争能力，早就绝种了；生存下来的，都有这种习性。每个男人，每个女人的每一个细胞都烙上了这样的习性，可谓：渗透到灵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这就是人性，也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 “嫁夫从夫”等等意识的物质基础。这是许多万年的生存竞争造成的，不论我们今天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那样。
男人喜爱女人，从进化论的角度讲，本是一件很有积极意义的事，是人类进化的动力之一。对“多妻”没有兴趣的男人和性欲不强的男人，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优秀男人。而男人的好色，使漂亮的女人有了优先繁殖的机会。这有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漂亮的女人有更多的机会优先得到优秀的基因，因此，她的后代有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其二，漂亮的女人有更多的交配机会，从而繁殖更多的后代。结果，因为男人好色，人类才变得漂亮起来。
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讲，性欲强的女人，未必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优秀女人。因为，争雌习性的结果是：优秀的男人拥有一群“妻”“妾”，而“妻”“妾”群体的大小却是取决于那个男人的性能力，并且，不论那个男人的性能力强弱，通常都要使用到极限以维持尽可能大的“妻”“妾”群。可以想象，优秀男人的“妻”“妾”的交配机会不会多。而闲着没事干的是劣等男人。性欲强的女人有很大的危险会与劣等男人交配，从而断送自己的后代。
女人找老公，几乎各个都希望能找个能力比自己强的男人。女人的最大悲哀就是嫁了能力甚至比自己还要差的男人。那些女人整天地觉的浑身不舒服，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那是她细胞中的DNA作怪，因为DNA要求的男优女劣的自然次序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实现。反到是男人对男优女劣不怎么敏感，既没有非要娶个能力比自己强的老婆才舒服，也没有非要娶个能力比自己差的老婆才舒服的习性。这从前面所述的生存竞争的一般规律也能推断出来。从人性上讲，“男尊女卑”等等，与其说是男人的愿望，不如说是女人的愿望。女人比男人更希望“男尊女卑”等等得到实现。
男人和女人的所有的不一样，归根结底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原因：雄性的繁殖能力远远大于雌性。如此而已。
文明了的人类的婚配方式，是原始争雌习性的延续。人类的文明不过一万年。一万年不足以使DNA产生显著的变化。DNA不变，人性就不会变。女人愿意与优秀男人婚配的习性一如既往，只不过优秀的定义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争斗的方式变的更多样化而已。科举时代，男人的优秀与否是由功名来判定的。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说的就是男人在科场上胜出后，自有女人归附的现象，这与文明前的争雌情形没有什么不同。而没有考取功名的，按定义，就是相对劣等的男人，自然，“颜如玉”也就没了。现在，优秀的定义更多样化，或是以官位级别定高低，或是以财富多寡分上下，或是以名气大小论优劣，不论具体的内容怎样，最终取决于智力和体力。文明前，主要取决于体力，文明后主要取决于智力。不论怎样变化，女人希望与优秀的男人婚配却是始终不变的。从进化论的角度讲，这也是一件很有积极意义的事，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之一。
不过，文明还是造成了一种与当年DNA定型时很不同的环境。野蛮时代的争雌，直截了当，胜负一目了然。文明时代很少有直截了当的争雌，优劣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比武招亲，或是开赛诗会招女婿之类，当场决出胜负的，毕竟不多。而且，这种形式只适合特别出色的女人，否则，来比赛的人寥寥无几，岂不尴尬？另外，野蛮时代的男女关系是建立在单纯生理需要的基础上的，而文明后的男女关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共同需要的基础上的。
还是猴子的时候，当然无所谓“老公”“老婆”。男女猴子，自由恋爱，两性相悦，便爱上几把，然后各奔东西，无牵无挂，何等潇洒自在？不过，那时既不知避孕之法，又没有堕胎之术，女猴子难免大腹便便，拖儿带女，狮子、老虎追来了，也只好自个儿跑，怎能跑的过那一身轻松的男猴子呢？
也许纯属基因偶然变异，男猴子忽生怜香惜玉之心，奋不顾身，虎口救美，于是，这样的猴群，相对与其它猴群，有了生存竞争的优势，猴丁兴旺，从而进一步诱导基因向这个方向变异，经过了许多万年，终于在分子的水平上将这一习性（相对）固定了下来。然而，尽管如此，对狮子、老虎的恐惧也是体现在分子水平上的习性（凡带有对狮子、老虎不恐惧的基因的，早就被狮子、老虎吃到肚里了，那样的基因自然也就失传了），若与女猴子毫无关系，怜香惜玉之心便不足以克服对狮子、老虎的恐惧之心，女猴子仍然难逃虎口。因此，爱过几把后，男女猴子彼此有所依恋的，女猴子得到保护的机会便大于那自由恋爱，无牵无挂的，因此，有了生存竞争的优势，猴丁兴旺，从而进一步诱导基因向这个方向变异，又经过了许多万年，中间大致上经历了公社，合作社，互助组几个阶段，最后发现，还就是长期承包到户、单干，最好。于是，才有了“老公”“老婆”。
女人在野蛮时代，尽管没有婚姻的“束缚”，仍然要承受大腹便便，拖儿带女的“束缚”。反到是男人，在野蛮时代，什么“束缚”都没有；拥有“妻”“妾”成群，却不用管她们的饭；只干轻松快乐的播种活，其余的一概不管；狮子、老虎追来了，男人管自己跑了就是。婚姻对于女人无非是增加了一项“嫁夫从夫”的“束缚”，而婚姻对于男人的“束缚”，从无到有，远甚于女人，重活，累活，危险活，都是男人承担。要什么“解放”的话，那也应该，而且实际上也必定是：“解放”男人，然后才有女人的“解放”。婚姻，本是为满足保护女人的需要，而在对男人加以“束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谓“妇女解放”之类，基本上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
真正“解放”女人的，不是一两句蛊惑人心的口号，而是避孕药和堕胎术。这些才是“解放”女人自然生理“束缚”的物质基础。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同与以往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了蒸汽机，也不是因为有了计算机，而是因为有了避孕药和堕胎术。迄今为止，所有其它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比不过避孕药和堕胎术。今后大概也只有生物科技能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譬如，胚胎培养机（相当于机器子宫）的出现，可以用工业生产的方式大规模地生产任意数量的婴儿（这样的机器，开始必定是为了繁殖家畜，然而，从繁殖家畜到繁殖人类，中间没有任何技术障碍）。而胚胎既可以来源于“有性繁殖”，即由卵子与精子结合，也可以来源于“无性繁殖”，即，由体细胞直接培养。那时，人类就不必再将男女关系与繁殖联系在一起。可是，人类难道会更快乐吗？
如果男女关系不与繁殖联系在一起，那么，各种各样的男女关系也就不能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评判。“一夫一妻制”，没有门第观念的杂乱婚姻，无夫无妻养姘头，无夫无妻自愿姘居，以及什么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组成的“合法”“夫妻”等等，也就无所谓谁优，谁劣。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与繁殖不相干的男女关系，毫无意义，而有这样的习性的物种，是要绝种的。
生存竞争，一些种族生存了，一些种族灭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万年的进化史。用这样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样的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
上等人才，尤其是上上等人才，是上等男人与上等女人生出来的，不是什么大学，小学培养出来的。人的智力取决于两部分：硬件和软件。硬件包括处理器，存储器的速度，数量，以及彼此联接的方式，这部分主要是大脑。而人的五官是输入输出接口。硬件还包括电源，散热器等，即，向头部和大脑持续充分供血的能力，这些取决于人的整体的健康水平。大概没有人怀疑：硬件是遗传的。系统的引导程序必须是固化在硬件里的，当然也是遗传的。那么，其它的系统软件呢，基本应用软件呢，甚至一些基本数据库呢？是否也会固化在硬件里而遗传呢？大学，小学的训练，无非是装载应用软件和数据库而已。天生智力不足的人，在学校里呆的时间再长都没有用。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门当户对地娶大老婆，大致上保证了上等女子能嫁给上等男子，以产生上上等的后代。而再纳小老婆，使上等基因更多地传播，小老婆也因此有了更优秀，更有生存竞争力的后代。因此，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加小老婆的婚姻方式，是在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下，最有生存竞争力的婚姻方式。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就是。人口本身的生存竞争力的可持续是所有其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口本身的生存竞争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生存竞争对于维持种族的生命力，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缺陷，恰恰在于其要消除生存竞争。其结果，即使没有其他任何附加的问题，譬如，什么滥用职权啦，也就是说：即使搞成了真正理想的共产主义，也还是必然会使国家，民族失去活力，从而在与其它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全人类同时搞成了真正理想的共产主义，那也必定是全人类全面退化的开始。
富家大户，由门当户对的婚姻，维持其基因优势，并由纳小老婆，再吸收门第之外的优秀基因。而穷家小户，无力迎娶才貌出众的女子，无法获得优秀基因。用农业的术语，仿佛是：一方是一代一代地提纯复壮，而另一方却是一代一代地退化。一时的差别，自然不足以论，但是，倘若一家是五代书香门第的富家大户，另一家是五代贫下中农的穷家小户，便足以形成基因的优劣。富家大户子弟，不但天生有好基因，后天还有好教育。而穷家小户子弟，不但天资就差了些，还无法享受教育。久而久之，结果自然是：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
战乱之时，贵贱相杂，良莠难分，那是有的。可是，反过来的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却是从来没有的，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蛊惑人心的鬼话。不但如此，因为漂亮女子总是优先嫁往富家大户，结果还有：高贵者最美丽，卑贱者最丑陋。
人们是应该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扶持弱势族群。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讲，弱势族群本是应该淘汰的，否则，种族就会越来越衰弱，直到灭种。工业革命后，人类一天天地走下坡路。本来应该病死，饿死，被老虎，狮子吃掉的弱势族群，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还繁殖后代。更有甚者，西风渐进后，上等女子不生小孩，反到是下等女子以生小孩为职业，以此向政府索要救济，赖以为生，滥用他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倘若做人小老婆，这些下等女子还可能接受些优秀基因，她们的后代翻身的机会也大些。可是，在“一夫一妻制”下，她们大都只能与下等男人婚配，其实，许多人根本就找不到老公，因为，许多下等男人根本就没有力量和意愿养老婆，孩子，也就只好无夫无妻姘居，过一天算一天，生下一大堆劣等后代，更本就没有生存竞争能力，全赖政府供养，也就是全赖他人供养，一代一代恶性循环，永无出头之日。国家的优秀基因比例下降，劣等基因比例上升。这是亡国，灭种之路，绝不可效仿。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没有一个进化论意义上的选优汰劣的机制，那是必定要亡国，灭种的。然而，进化论意义上的选优汰劣，绝大多数是与人道主义精神不相容的，唯有传统的一夫一妻养小老婆，符合人性，符合人道主义，又能有效利用优秀基因，繁殖更多的优秀后代。
另一方面，藏族人民的“一妻多夫”非常适合弱势族群，兼顾了人道主义和种族的生存。几个下等男人合娶一个老婆，抑制了劣等基因的传播。经济上，男人的负担比每个男人自立门户大大减轻，几个男人合力供养一个女人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他们的子女的生活都会比这些男人一夫一妻的好。这些男人和那个女人，一样能享受家庭生活的快乐，一样能享受后代的香火。而在“一夫一妻制”下，这些男人或是无力娶老婆，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或是勉强娶了个老婆，结果，男人，女人，子女，生活都过的很苦，生了一大堆劣等后代，对国家，民族也没有什么好处。“一夫一妻制”既不是有生存竞争力的婚姻方式，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既不符合个人利益，也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 既不能满足富人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穷人的需要。
中华文明，有许多特点，在政治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搞，也不主张搞政教合一。中国历来是世俗社会。老百姓过日子，怎么方便就怎么过。拜神也是灵则拜，不灵则不拜（唯一不论灵不灵都拜的，是各家自己的祖先）。而政教合一，是所有其它主要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洋文明的基本特征。政教合一，政府用国家机器，强制有各种各样不同需要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去满足某一种“标准”意识形态和“标准”生活方式的需要。政教合一，往往是反人道主义的，侵犯人权的，尽管常常可能是“民主”的。政教合一，是西洋文明的主要糟粕，也是近代中国遭受的最主要的西方政治污染。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在经过约三十年的政教合一后，不是去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政教合一社会，而是提供了一个摆脱政教合一，回归传统世俗社会的契机。可是，中国还没有走出旧的政教合一的阴影，而且，还有种种建立新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倾向。“一夫一妻制”，是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强制老百姓遵照执行一种“标准”的意识形态和一种“标准”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必须废除。
朱雨心于2004年六月十九日。（未完待续：第三讲资本论，第四讲相对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