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达微(1881～1929)，广州天河棠东村人。1895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05年创办中国第一份面向下层平民的报纸《时事画报》。1911年他和夫人陈伟庄一道，亲自参与广州庚戌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冒险埋葬七十二烈士，将“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使之成为自由的永恒祭台。1929年8月27日病逝于香港。
《尘影倥偬》潘达微摄影
《村南归佬》潘达微摄影
每个地方都有历史，但未必有传奇；每个时代都有英雄，但未必有“真人”(真正的人)。何况历史总是记住应该忘记的事，忘记应当记住的人；而英雄历来又总是比盗贼少。结果，就有人将历史当作妓女，把盗贼说成“英雄”(比如最近那部名为《英雄》的电影)。
假如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英雄，并记住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听任岁月和生活的流沙将他们吞噬，这样的情形便肯定不会发生。可悲的是，它已经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是以下的一个事实：广州的中学生都知道黄花岗，却不知道潘达微，对一个足以令这个城市永远自豪的不朽传奇一无所知。
1921年仲夏，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成立；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掀起。几乎与此同时，一个清癯的中年男子，却带着全家悄然来到号称中国“天堂”之一的杭州，在妩媚依旧的西子湖畔，L依佛门，只为彻底“断送”自己长达二十余年的光荣革命历史，并且从根本上，寻求一条“从精神上入手救世界”的道路。
八年后，这个被称之为“革命弥陀”的人病逝于香港。除了再一次使这个世界显得可疑或满怀羞愧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至于别人帮他或认为他留下了什么，已与他毫不相干。
潘达微墓
他，就是潘达微。
1881年1月15日，潘达微出生于广州沙河东圃镇的一个官宦之家。30年后，“辛亥革命”一夜问便颠覆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文明传统和社会制度。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30年恰好是旧中国划分一个“世代”的时间坐标，潘达微无疑是“应运而生”的。他在13岁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并成为革命者，只是他天性对命运作出的第一个自然选择。正如当时和此后的许多革命者那样，潘达微很早就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替自己颁发了一张终身有效的“身份证”，上面只有两个大字：自由。
为此，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为共和理想不避艰险，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参与组党、筹款，成为孙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
为此，他自觉“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孙中山语)。不仅倡立公学，组织医社，而且以笔为枪，在报纸上撰写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后更创办中国首份面对下层社会、专事启蒙的面报――
《时事画报》，使之成为广东舆论、思想、乃至艺术界的一面旗帜。
为此，他和夫人陈伟庄一道，亲自参与广州庚戌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从联络、筹款到偷弹药，直至迎来其人生最具英雄色彩的一幕。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被孙中山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黄花岗起义猝然爆发，经一昼夜激战，攻占两广督署的行动失败，近百烈士牺牲，而“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这时，“幸存者”潘达微冒死犯难，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多方奔走，亲自觅地、筹款，张罗仵工、棺木，甚至典当祖屋，在“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的时刻，孤身一人为枕藉街头的战友殓葬、送行。“余随最后一棺，步送到红花岗，……葬至首列时已薄暮，细雨仍绵绵不止。”――在潘达微看来，这是一个民族在痛哭；而这又何尝不是整个世界为他的义举所感动?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圣经・约翰福音》)就因这“人的爱心”，潘达微无法容忍辛亥革命后“十年来之名为民国，实为官僚国”的黑暗现实。他失望了。从此，他背对政途，更多地投身于公益事业，冀以一己微力，抚慰众生的疾苦。
至此，我们尚未述及潘达微在艺术领域的活动――作为中国最早从事新闻摄影和人体艺术摄影的先驱之一、中国早期漫画的著名开拓者，他为近代的中国美术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写诗作画，创作过小说，演出过戏剧。而无论采取什么艺术形式，都不离“新民”、救世，并将开放、自由的艺术精神贯彻始终。如果我们接着列举他在“实业救国”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会使你对这个人更加叹为观止。然而，这绝不符合这个人的“口味”。这个人的生与死，与做一个“英雄”无关。
相反，一位英雄变成了居士，一曲壮歌变成了偈语，一个传奇变成了故事。和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一样，潘达微以“二次出家”(这次是离开“大家”――国家、社会)的方式，揭穿了一切卑伪的企图和生存，完成了对自己和世界的救赎。同时，他还证实了，如果一场革命不是从心灵革命开始，就会蜕变成一场令人恶心的闹剧。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开始了解，一个真正的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让你羡慕尊敬，死去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成功”故事而让你四处传说。就像潘达微，你可以说他是侠士、义士、战士、骑士、学士、教士，或者民国伟人、报界巨子、艺术先锋、商业奇才；也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没有成就“大功业”的凡人。但不论怎么赞美或贬损，你对他都无法“一言以蔽之”。一个“真人”，一生只是在尽自己的天性和天职，怎么有空去在乎你怎么说他呢?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那么，一个做稳了“英雄”的人，还需要做一个“人”吗?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要记住潘达微，记住使他成为一个“英雄”的黄花岗，更要记住他重新让自己的“履历表”变得如初生婴儿般一片空白的那个夏日。(刘琛)
牡丹图・黄花
小时候，潘达微发现身为清廷武官的父亲遇到什么事，总喜欢请示“神仙”，卜问凶吉。有一次，父亲叫他试着“扶鸾” (一种传统预测方式)，想以此知道儿子未来的命运。结果，那支随手乱动的乩笔(多为竹筷)，在沙面上画出了一幅“牡丹图”。当时，其父大喜说：“此子能作富贵图，其吉兆耶。好自为之。”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潘达微一生非但没有“富贵”，而且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在与“富贵”为敌。后来，他就此事写道：“即富贵果能逼人，余亦将淡薄置之，况其未必也。”从15岁离家出走开始，“富贵”已注定与他无缘。如果一定要找出“牡丹图”与他的命运有什么关系的话，它也许只是预示了潘达微的“好写丹青”而已。
与象征世俗美满的“国花”牡丹相反，“黄花”(菊花)则堪称潘达微人生的象征。它气香雅而质清高，岁寒弥坚，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潘达微对“黄花”可谓情有独钟，而他的禀性、气质乃至“人比黄花瘦”的形象，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因于此，他才将埋葬七十二烈士的“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并从而使之成为自由的永恒祭台。
在他的心目中，“黄花”一直就是自由之花，理想之花，革命之花。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黄花”与“牡丹”的对抗。然而，“黄花”也预言了他的命运：在历史的花名册上，黄花永远比牡丹寂寞。
疾病・艺术・烟草・发冷丸
据说成为艺术家，“不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对此，潘达微似乎也是一个例证。他幼时缠绵病榻，为消遣时日，开始接触绘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成为后来的漫画大家，而且对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保持了一种孩童般的热爱和敏感。
如果说疾病使人恢复肉体的自我意识，艺术使人恢复心灵的自我意识，那么可以说，艺术就是一场疾病。艺术为他打开了另一个鲜活奇妙的世界，帮助他度过了尘世生活中无数艰难灰暗的时刻。疾病和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伴随了他的一生。此外，疾病还是他“革命”和“英雄”生涯的一个起点：他就是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病”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正如艺术，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潘达微在到香港南洋烟草公司任职时曾说过一句名言：“烟草有毒，金钱有毒。”他其实也还会说“艺术有毒”――如果它不是作为拯救人心、净化社会的“利器”，而是作为欺世盗名的“凶器”的话。他与以高剑父为代表的“新画派”的激烈论争，正是这一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人，对梁培基生产的疟疾良药“发冷丸”都会有深刻印象。而这里面就有潘达微的一份功劳。正是得力于他精心策划的美术广告，“发冷丸”才一时有口皆碑。按照潘达微的看法，艺术就应像一粒粒“发冷丸”，起到让一个时常“打摆子”的民族摆脱痼疾、恢复生机的作用。
平民・女子・故人
潘达微生为贵族，死为平民。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我确信，他是如愿以偿，死得其所了。大凡先知、义士、达人、革命者，其命运大概如是。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那种众生平等的视野和博爱，其实是另一种“遗传基因”，它得自更高的存在。在潘达微跟里，“平民”就是“苦大愚深”的别称，对他们，他除了悲悯，更多的却是服务，也只有服务。所以，他才涉足了那么多的“事业”――从革命、教育、医疗、舆论、艺术、实业，直到“慈善公益”。明知艰难，尽管苦痛，却不弃不悔。
而对“人权剥落，侪于非人”的中国女子，潘达微更寄予了无尽的同情。与那个时代其他的思想启蒙者(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一样，他首先通过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实现对“人”的关注。为此，他亲创了“女子教养院”(后增设孤儿院)。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教养院被一夜解散，八百女子和孤儿，大部分重新沦为奴婢，或被公然卖掉。这件事，连同此前“女子北伐队”的悲惨遭遇，都给潘达微留下了毕生难愈的巨创。
但彻底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原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的死。
潘达微一生重情，尤其重义(这是以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为代表的“游侠”的基本人格结构)。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固然使他“少有令名”、“夙以侠义称重于乡党”，五湖四海皆可“兄弟”，三教九流多有“故人”，但同时也造就了他常常“不堪负累”的命运：只要你够仁义，而不是够名利，他就可以为你舍命，并把你视作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小心呵护，终生珍藏。对童年的好友史坚如如此，对黄花岗死难的战友如此，对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在陈被卑鄙杀害后，潘达微的义愤也达到了顶点：“遍地盗贼，无法抚剿，我思陈景华。乞丐满市，无人救济，我思陈景华……”
及至晚年，潘氏仍对“故人”怀念不已，且“乐与孤儿乞丐和尚为友”。这显然已不是“为人谦逊慈和”或“仗义疏财”所能解释的了。
家・出家・何处家
家，一直是传统伦理的核心，芸芸众生的聚居地。但人类对家的理解，则历来见仁见智，大异其趣。如果围绕着“家”来看待潘达微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他生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出家人”。
“出家”的经历，几乎贯穿了潘达微的一生。对他而言，“家”永远是相对的、充满歧义且变动不居的。在“小家”和“大家”、“国家”和“天家”、“老家”和“新家”之间，他不断突围、出走，彷徨犹豫，而更多的则是“举目无亲”。
何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家”，或曰最后的“家”呢?这也是人类迄今仍在苦苦追问的。从这个角度看，潘达微的“出家”，便是自然的。为此，他能够舍弃一切有形的“身家”――包括血缘、肉体、财产、地位、成功、名誉，却无法舍弃“心家”――所有精神的缘起和归宿。所以，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浪子”，一个过客，每种“家”，每种生活，以及所谓的“事业”，都只是一处临时住所，甚至是一条锁链。如果说文化与一切既定规范都是“家”(近年来最时髦的词就是“文化家园”)，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其活动的一切领域，永远都是一个开风气之先者，一个没有门派、无师自通的奇才。与那些恋“家”且热衷于装修“家居”的人相比，潘达微绝对是一个异数。他的整个生存，再一次把一个如何“出家”并怎样回家的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刘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