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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认识的反反复复
--大宗师
一般来讲，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一次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一个侧面，或精确到一定程度，要反复多次才能有个全面、清晰、准确地认识。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又有些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是对于历史人物经常有的人为的误导，使人们很难获得第一手的准确的资讯和详实完整的材料；其次人是感性的，人对于历史人物所作所为不由自主产生的好恶，必然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历史人物是个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不仅仅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人生经历、他与其他人的情感互动、他行事决策的情感心理历程都是对历史人物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这种感性的内容，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必然常有偏差，一定有反反复复。
譬如对于某些共和国的创建者，官方在其生前，在宣传上总是不遗余力的将其颂扬为英明神武，尊奉为圣贤，而在其身后又明里暗里的对其所作所为进行各种各样的诬蔑，甚至斥之为恶棍。官方一直有意的在误导人们对这些共和国的创建者的认识，以营造其需要的政治气氛，为其自身的政治目的服务。当这些共和国的创建者被官方打下神坛，他们就被降低为一般意义的人，人们就自然开始从一般人的角度来了解认识他们。政治人物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恩怨，那从一般人的角度去揣摩：一般人有过过节，有机会一定要报仇，于是乎路线斗争或政治斗争就被解释成为了结个人恩怨所采取的报复手段或者个人的权力斗争。一般人有了钱，有了权，就会去搞女人，现在这些有钱的、当官的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于是乎也可以同样诠释历史人物的私生活。
但这些共和国的创建者真的就是和一般人一样吗？他们会不会非常另类，和一般人很不一样，用一般人的境界去理解他们是不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重新审视这些共和国的创建者的人生之路，就会发现他们曾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可他们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最坎坷、最艰辛、最困难、最残酷、风险最大的道路，他们冒着时刻被杀头的风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时时刻刻的和明处的、暗处的、里面的、外面的敌人和朋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博弈，历经无数次巨大的失败和挫折，克服了无穷无尽的艰难险阻，牺牲了数不清的亲人和战友，虽然开始时只有几个人，但最终却居然成长为百万大军、亿万民众，一战定太平，建立了共和国。又再经数次国际国内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布局、大战役，彻底扭转了中华民族百余年的颓势，从此中华文明终于崛起，大踏步地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了。
这些事是一般的人能干的吗？一般的人必从刚开始就有完全不同的选择；即使身不由己“误入歧途”，但必不能得以坚持，早就“识时务”而改换门庭了！这坚强的意志、无比的毅力、巨大的牺牲、宏伟的规划、伟大的决策，这大智慧、大心胸、大情怀，非常人能有，非常人能理解，那他们就不是常人，而是大英雄，就不应以常人之心来揣测大英雄的情怀。人们曾经将他们奉为神，又曾经将他们贬低为一般的人，但再进一步认识他们，才发现更确切地说，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英雄，应该试图以英雄的情怀、境界、胸襟来理解、认识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决策、甚至是他们的私生活。
邓以后，社会上有一种美化民国、丑化共和国创建者的修养甚至人格的文化风气，开此风气之先者或许有些深层的战略性的考虑，但后来更多的则是跟风凑热闹搏流量的大批无聊文人，其真实目的，就是否定中国现代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和进步性。其实不仅共产党革命，国民党也是革命党，共产党杀人如麻，国民党也是杀人如草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时中国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人民民主运动，不是国民党来领导，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总之都是要革命的，这是在当时，民族危亡，民族自强自兴自救的必然要求，谁也无法阻挡，只能参与进去。蒋在内战末期也已然意识到，中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但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他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土地和国民党没关系，他立马进行了土地革命。很多人拿民国时期上海的发达做例子，可是当时上海是个特例，其他广大的地区极端落后贫困，即使是在江浙一带，除非是大地主、大豪绅、大资本家，一般中小地主、中小商贩、中产阶级，日子也都是非常难过的，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中产阶级都过不下去了，那就只好革命了！只有进行土地革命中国才有可能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即使将来共党被推翻，继任者恐怕还是要继承相当一大部分共党创造的进步的现代化遗产，中国现代革命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1） “当时中国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人民民主运动，不是国民党来领导，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总之都是要革命的，...” 革命是不是就一定要大量杀人，是应该去怀疑的。 屠杀可以削弱反对的力量，谁都能了解。 这是为了增强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否因此，就能作为杀人的当然理由？ 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什么都以效率来作为唯一的考量。 有时我们耗费许多资源，人力、物力，去救援少数几个陷在灾难中的人（例如汶川大地震时）； 我们并没有打小算盘，说救出那么几个人要爬山涉水，而还没有一定成功的把握，就因此不去救援。 这是天下公理，每个国家、文化都是救人为先的。 同样的道理，以维护革命为理由，随便就把一个人以言论大逆不道为理由而处决，岂不是和上述救灾时人命关天的观念相冲突吗？ 真实的理由是，一遇到了政治案件，就人命唯贱了。 国民政府时期，有所谓 左联的三烈士 等。 怎么到了人民共和国了，没有改正这种错误，反而杀得更凶了（如 林昭、遇罗克、...等）？ 从中共在延安时期开始，为了言论不妥，杀 王实味 开始，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观点，认为革命是不可挑战的理由。
2）与上一个观点类似的，是作者对于土地改革的看法。
“蒋在内战末期也已然意识到，中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但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他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土地和国民党没关系，他立马进行了土地革命。”
作者对国民党进行土地改革的历史，似乎了解很少。 用大地主的所谓阶级利益来解释有无土地改革，是所谓的 “唯物史观” 的老套，并不与历史事实相符。 事实上，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并非蒋介石，而是国民党的黄埔系的要员 陈诚。 他早在 1943年 湖北省主席任内，就推行过 “二五减租”，实际的减少佃农们的地租。 土地改革在国民党的政策中，是渐进的，经过逐步调整而减少社会冲击的。 国民党到了台湾，陈诚是台湾省主席，开始推行 “375减租” （当时台湾的地租有达到 70%以上的）。 自此，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农产量的 37.5%。 之所以在台湾的减租，没有采用当年在 湖北的减租办法，是因为台湾久在日本统治之下，地租结构的历史不同。 这是1949年的四月，国民党在大陆还未完全撤出的时候。两年以后1951开始公地放领，再两年实施 “耕者有其田”，将所有农地转让给佃农。 但台湾的土改未杀一人，农民得到耕地，地主得到土地所有权的补偿（由政府给与，政府又由农民处得来）。全面土改，而未杀一人，是很难得的成绩。 与中共对比，中共每发动土改，就要杀大批地主。非但杀人，还作出理直气壮的姿态； 这是模仿苏联当年处理 富农 кула?к 的暴烈手段。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再比较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土改的态度，不能不说，苏联、中国、高棉在土改过程中杀戮了那样多的人民，成了诸国中的极少数。 其他国家也一样有土地问题，但他们没有采取横暴而粗糙的手段来解决产业结构上的矛盾。 这种解决内部问题不避忌暴力的态度，给中国带来了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
回到土改的历史上来，用 阶级利益 来解释土改能不能推行，是共产八股，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