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反贪之严值得中国学习

         张田勘

　　越南贸易部前副部长梅文桑因受贿6000美元，3月23日被越南一家法院判处14年监禁，他的一个儿子也因同一案件被判五年监禁。

　　越南这个反贪污判决是一个个案，如果拿来同中国的反贪腐相比，也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可以比较出一些问题出来。其中最为直接的观感便是，越南反贪更从严，而中国反贪却失之于宽和软。

　　不同国家和社会当然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文化和历史制定不同的法律。但中国与越南无论在哪种环境下都基本相似，因而具有可比性。虽然难以查到越南的刑法对贪污案的定刑条件，如贪污金钱的数额与获刑轻重的直接对应关系，但从这名副部长贪污6000美元就获刑14年监禁来对照中国的情况，也可以得出中国对贪官有些太宽厚。

　　

越南判刑是中国的双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5000至5万元人民币，一般判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越南的这名副部长只贪污不到5万元人民币，拿这个数额到中国来量刑，最高也不过是七年。若单以此案例来比较，越南对贪官打击之严是中国的双倍。

　　当然，中国的刑法还有如下规定：个人贪污受贿10万元人民币以上，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则处死刑。如果从中国保留对经济犯罪的极刑来与世界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对贪污腐败惩处确实是够严厉了，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却远非如此。

　　中国对部级以上贪官处决过三人，分别是原湖南省副省长胡长青（贪污544多万元人民币，另有161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4109多万元人民币）；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受贿达517万元人民币，另有480万元人民币财产来源不明）。

　　后来的其他部级官员，贪污索贿金额都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人民币之间，却没有一个被判死刑。比如，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受贿共936多万元人民币）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共1810多万元人民币），都被判死缓。此外，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都是被判死缓。

　　还有一些省部级官员贪污数十万至数百万，被判有期和无期徒刑，例如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受贿157多万元人民币）、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受贿共330多万元人民币）等都是。在这个范围内量刑的，还有无数的厅（局）、处级官员。

　　

使人觉得法院对贪腐者从宽

　　

　　对于为何没有判处受贿数百万至数千万元人民币的省部级官员死刑，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受贿数额不是量刑的惟一依据，而是要兼顾犯罪情节等其他量刑条件，如检举立功、主动退还赃款、认罪态度等。实际上，除了赃款是定罪的“硬件”外，后面的几项都是“软件”，而且解释权也在法官和法院，因而难免让人产生法院对贪腐者宽容有加的印象。

　　不过，即使在这样情况下，也有人提出要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由此也引起了激烈争论。然而，对贪腐分子是否严惩和宽容，并非是说非要对他们处以死刑，相反，可以用其他的处罚来实现。比如，顺应世界各国维护人权、取消死刑的趋势，转而对贪腐分子施以更多年限的监禁和剥夺财产，并且实行终身监禁。而后者比死刑更为严厉，因而对贪腐者的警诫更为有效。

　　1764年率先提出废除和限制死刑的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曾说：“对人类心灵产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一种正常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

　　尽管废除死刑有很大的争论，而且在中国还不可能废除，但从贝卡利亚所说的这个意义上来看，对贪腐分子处以更长时间的监禁和剥夺财产，就足以阻止他们的犯罪。而长期、无期和终身监禁这样的惩处就是加重了刑罚的延续性，让犯罪分子在监狱中劳动改造的同时，反思和洗心革面，从心灵上严惩犯罪者。越南判处前贸易部副部长梅文桑14年监禁就是一个榜样，值得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