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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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又到年末，回首过去的一年，世局动荡不定，颇可忧虑。一方面，自去岁初新获连任的布什遭遇一连串挫折，美国在伊拉克的形势每况愈下，一年多来可值一提的消息屈指可数，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另一方面，狂热的民粹主义几乎席卷了整个中东、拉美，至乎波及亚太，其领头者，如伊朗的内贾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更是遥相呼应，在其国内、在联大，向美国发起咄咄逼人的言语攻势；而几个或新近崛起，或重新崛起的大国亦蠢蠢欲动，其欲趁乱世创出一番作为的意图溢于言表。局势之不乐观，由此可见一斑。有悲观者甚至已开始预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这一态势在出版领域自然也有所反映。甚至可以说，作为各种观点学说的交战场所，作为意识形态战争、文化战争领头先锋的出版领域，其中的激烈交锋更有甚于现实中的争斗。
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衰落？
美国在伊拉克的局势迟迟得不到改善，促使一大批攻击布什政府的著作出现，作者以记者或前官员为主。这批著作有的从布什政府的能力出发，指称美军之所以失败纯粹是因为布什政府的傲慢和无能，有的则更指责布什用谎言将美国卷入这场不必要的战争，要从根本上推翻布什的战争立论基础，从而将其定义为导致美国陷入困境－－乃至将来可能出现衰落－－的罪魁祸首。
此类作品有很多，比如，《纽约时报》首席军事记者迈克尔·戈登（Michael R. Gordon）的《眼镜蛇2：伊拉克战争是如何计划和发动的》（'Cobra II' How the Iraq War Was Planned and Launched）、《华盛顿邮报》资深军事记者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Ricks）的《大败局：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冒险》（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影评专栏作家弗兰克·理奇（Frank Rich）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话：从911到卡特里娜，真相的衰亡之路》（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的《傲慢：谎言、丑闻和伊拉克战争的推销》（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美国前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的《我在伊拉克的日子：为建设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奋斗》（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知名记者朗·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百分之一主义：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内幕》（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以及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否认之国：战争中的布什（系列之三）》（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
尤其是伍德沃德的《否认之国》，一改他在“战争中的布什系列”前两部中对布什的赞扬态度，变为赤裸裸的批评，在这批“反布”著作中地位显著，大有为布什政府“无能”形象作出盖棺论定评价的势头。此类著作的泛滥，反过来又加剧了美国当前的困境－－而困境的加剧又势必会引发更大的“反布”风潮，由此很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这场已进行了三年的战争，至少在舆论层次已先行失败了。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也使得一些原本支持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者开始转变立场：他们有的表示翻然悔悟，痛苦地承认原先的想法不切实际；有的则不再说话，以躲避风头；有的更干脆将责任推给布什，宣称是布什政府的战略失误和固执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并非他们的主张错误－－为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上述“反布”著作表示赞同。
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新保守派大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致就属于前者。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一书中全面反思新保守派“武力移植民主说”的不切实际性和危害性，及其为何会主张“武力移植民主说”的根源所在，转而提出一种他称为“现实的威尔逊主义”（realistic Wilsonianism）的观点，强调依靠发展经济、促进自由市场等手段渐进式地在中东地区培育民主。
但也有例外者，比如新保守派元老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黎巴嫩裔中东问题专家阿贾米（Fouad Ajami）。前者在别人纷纷责难布什主义的时候，毅然写下《布什主义死了吗》的长文，声情并茂地为之辩护；而后者则推出了《外国人的礼物：美国人、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在伊拉克》（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一书，痛切地指出，导致伊拉克当前困境的主因并非在于别的，而是其内部的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阿贾米则认为，美国的行动已为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走向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播下了种子，因此无论其最后是失败还是胜利，都是一场“高尚”（noble）的事业。阿贾米的哀叹在于，目前的伊拉克已逐渐被激进和仇恨思想掌控，就如1930年代后的中国被左翼激进思潮逐渐掌控一样，将会是无法阻挡的大势，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黯然消退。
与此同时，民主党和自由派方面的一些思想家和战略家开始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为中期选举－－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成为两院多数党－－后出现的“后共和党时代”，甚至一个“后保守主义时代”做准备－－1994年的中期选举后，保守主义全面复兴，2006年的中期选举会否和那次选举一样，奠定自由派全面复兴的基础呢？答案是否定多于肯定。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民主党之所以能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主要是拜布什所赐，而非靠自己的实力。获胜后的民主党依然还是昔日那个民主党。正因为此，这些思想家和战略家才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理念和主张，以达到重塑民主党的目的。
自由主义鹰派代表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的《好的战斗：为何自由派－－而唯有自由派－－才能赢得反恐战争并使美国再次伟大》（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书提出，9·11之后的美国，安全问题一直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但民主党却在这一问题上给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实际上民主党在安全上有着非常光荣的传统：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到林登·约翰逊，成功带领美国走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部分冷战时代的正是民主党！贝纳特的结论是，民主党过去曾是一个善于打赢一场艰难战争的党，现在也可以是，前提是回归二战和冷战时的传统，在当前不利的情况下，民主党必须勇敢地站出来。
克林顿派核心人物、民主党少壮派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以《计划：为美国的大理念献言》（The Plan: Big Ideas for America）一书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民主党的金里奇（Newt Gingrich，他在1994年的中期大选前夕，发表《与美国的契约》，提出了一系列简明有力的理念，帮助共和党重新崛起）。但把两者相比较的话，《契约》更富意识形态色彩，《计划》则更为具体而微；从作者本人来看，1994年的金里奇是领袖式的人物，在共和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伊曼纽尔在民主党内的地位显然要逊色的多，因此，其“计划”对民主党恐怕不会像“契约”对当年的共和党那样起到纲领性的作用。
而被誉为民主党近几十年来罕见的有思想兼有能力的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推出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全面地阐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时代》周刊在该书出版之日更推出了“何以巴拉克·奥巴马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封面报道。一时之间，奥巴马的声势几乎达到了可与希拉里·克林顿相提并论的地步。
但草根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显然对民主党的走向有着与上述建制内势力（the establishment）不同的看法。在网民里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知名自由派博客马库斯·毛里查斯·楚尼格（Markos Moulitsas Zúniga）－－他曾被保守派斗士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的大作《当今美国百大罪人》（100 People Who Are Screwing Up America ）收入其中－－就是其代表者。他今年和另一位自由派博客杰罗姆·阿姆斯特朗（Jerome Armstrong）合作，推出了《擅自入场：网民、草根和人民政治的崛起》（Crashing the Gate: Netroots, Grassroots, and the Rise of People-Powered Politics）一书，呼吁广大草根民主党人和自由派起来革命，将民主党重塑为属于人民的党，而不是现在的仅仅属于少数超级富豪、城市精英与城市贫民和少数族裔的党。民主党近些年来的左倾趋势令人忧虑。
文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
此消彼长，布什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遇挫，为狂热的民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在中东、拉美乃至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不顺、社会矛盾丛生的国家里兴起提供了一个机会，也为新兴势力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机遇。世局之不明确，莫此为甚。正是出于对此动荡局势的担忧，一些学者提出了看似“危言耸听”的看法。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的一场世界大战”说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之一。
弗格森在其新作《世界战争：历史上的仇恨时代》（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中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充满战争和杀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倘若一个地区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则极端的暴力就很难避免：第一是种族的分化；第二是经济的动荡；第三是帝国的衰落。两次世界大战的先后发生，以及二十世纪其它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屠杀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们同时孕育了这三个条件。
更为惊人的是，弗格森认为当前的中东地区已经有形成这三大条件的趋势，因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正在该地区酝酿，其导火线将是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日渐深化，已有向内战演变的迹象（还有人干脆认为内战已经开始）；一旦到了失控时，将不可避免会蔓延到邻国，新的世界大战将就此爆发。
另一个让西方忧虑万分的地方是其内部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从马德里铁路“3·11”爆炸事件、伦敦地铁“7·7”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区骚乱，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在从内部摧毁西方。
英国女专栏记者梅勒妮·菲利普（Melanie Phillips）的《伦敦斯坦：英国是如何在其内部创建了一个恐怖王国的》（Londonistan: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西方主义》一书作者伊恩·伯鲁马（Ian Buruma）的《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梵高之死和宽容的局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布鲁斯·鲍沃尔（Bruce Bawer）的《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至于酿成今日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矛盾的中国因素
在2005年，西方似乎突然间被中国惊动，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各大媒体先后进行了有关中国的封面或专题报道，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诸如“中国世纪”、“中国公司”和“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这样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他们这次是真正地、切身地感到了中国经济对他们的威胁：在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市场，以及“镀金时代”的西方才具有的那种不拘形式的竞争方式和野心勃勃的扩张精神等诸种条件形成的强大竞争优势下，他们的工厂开始倒闭了，工人开始失业了，身边充斥的全是“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些不得不让他们忧虑。
2006年，这股热潮并未消退。比如，《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金奇（James Kynge）出版了《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出版了其主编的《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实际上，由于中国今年的崛起意识更趋积极和主动－－比如高调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国家电视台播出让人浮想联翩的纪录片《大国崛起》等等－－这股热潮只会变得更加强烈。
在去年的年终总结文章中，笔者曾说这股热潮反映了“美欧一方面难以抵挡中国市场的诱惑，另一方面却又恐惧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情。这种恐惧缘于中国与他们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以及悠久的帝国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国近两年来的左转：经济政策上的左转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自然是必要的；但政治和外交上的左转却不免让他们感到忧虑－－毛泽东时代给他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这一表述在2006年得到了更好的体现。2006年既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70周年，多项意味深长的纪念日子集合一起给人以更为深刻的印象。美欧出版界也适时地推出了一批相关的著作，如历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国旅英作家孙书云（Sun Shuyun）的《长征》（The Long March）、英国历史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个礼拜》（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曾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和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等等，其意大致离不开希望中国彻底摆脱帝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理性、健康的开放民主社会云云。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6年第48期，12/27/2006
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衰落？
美国在伊拉克的局势迟迟得不到改善，促使一大批攻击布什政府的著作出现，作者以记者或前官员为主。这批著作有的从布什政府的能力出发，指称美军之所以失败纯粹是因为布什政府的傲慢和无能，有的则更指责布什用谎言将美国卷入这场不必要的战争，要从根本上推翻布什的战争立论基础，从而将其定义为导致美国陷入困境－－乃至将来可能出现衰落－－的罪魁祸首。
此类作品有很多，比如，《纽约时报》首席军事记者迈克尔·戈登（Michael R. Gordon）的《眼镜蛇2：伊拉克战争是如何计划和发动的》（'Cobra II' How the Iraq War Was Planned and Launched）、《华盛顿邮报》资深军事记者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Ricks）的《大败局：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冒险》（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影评专栏作家弗兰克·理奇（Frank Rich）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话：从911到卡特里娜，真相的衰亡之路》（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的《傲慢：谎言、丑闻和伊拉克战争的推销》（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美国前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的《我在伊拉克的日子：为建设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奋斗》（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知名记者朗·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百分之一主义：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内幕》（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以及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否认之国：战争中的布什（系列之三）》（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
尤其是伍德沃德的《否认之国》，一改他在“战争中的布什系列”前两部中对布什的赞扬态度，变为赤裸裸的批评，在这批“反布”著作中地位显著，大有为布什政府“无能”形象作出盖棺论定评价的势头。此类著作的泛滥，反过来又加剧了美国当前的困境－－而困境的加剧又势必会引发更大的“反布”风潮，由此很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这场已进行了三年的战争，至少在舆论层次已先行失败了。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也使得一些原本支持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者开始转变立场：他们有的表示翻然悔悟，痛苦地承认原先的想法不切实际；有的则不再说话，以躲避风头；有的更干脆将责任推给布什，宣称是布什政府的战略失误和固执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并非他们的主张错误－－为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上述“反布”著作表示赞同。
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新保守派大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致就属于前者。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一书中全面反思新保守派“武力移植民主说”的不切实际性和危害性，及其为何会主张“武力移植民主说”的根源所在，转而提出一种他称为“现实的威尔逊主义”（realistic Wilsonianism）的观点，强调依靠发展经济、促进自由市场等手段渐进式地在中东地区培育民主。
但也有例外者，比如新保守派元老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黎巴嫩裔中东问题专家阿贾米（Fouad Ajami）。前者在别人纷纷责难布什主义的时候，毅然写下《布什主义死了吗》的长文，声情并茂地为之辩护；而后者则推出了《外国人的礼物：美国人、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在伊拉克》（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一书，痛切地指出，导致伊拉克当前困境的主因并非在于别的，而是其内部的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阿贾米则认为，美国的行动已为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走向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播下了种子，因此无论其最后是失败还是胜利，都是一场“高尚”（noble）的事业。阿贾米的哀叹在于，目前的伊拉克已逐渐被激进和仇恨思想掌控，就如1930年代后的中国被左翼激进思潮逐渐掌控一样，将会是无法阻挡的大势，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只能黯然消退。
与此同时，民主党和自由派方面的一些思想家和战略家开始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为中期选举－－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成为两院多数党－－后出现的“后共和党时代”，甚至一个“后保守主义时代”做准备－－1994年的中期选举后，保守主义全面复兴，2006年的中期选举会否和那次选举一样，奠定自由派全面复兴的基础呢？答案是否定多于肯定。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民主党之所以能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主要是拜布什所赐，而非靠自己的实力。获胜后的民主党依然还是昔日那个民主党。正因为此，这些思想家和战略家才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理念和主张，以达到重塑民主党的目的。
自由主义鹰派代表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的《好的战斗：为何自由派－－而唯有自由派－－才能赢得反恐战争并使美国再次伟大》（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书提出，9·11之后的美国，安全问题一直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议题，但民主党却在这一问题上给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实际上民主党在安全上有着非常光荣的传统：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到林登·约翰逊，成功带领美国走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部分冷战时代的正是民主党！贝纳特的结论是，民主党过去曾是一个善于打赢一场艰难战争的党，现在也可以是，前提是回归二战和冷战时的传统，在当前不利的情况下，民主党必须勇敢地站出来。
克林顿派核心人物、民主党少壮派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以《计划：为美国的大理念献言》（The Plan: Big Ideas for America）一书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民主党的金里奇（Newt Gingrich，他在1994年的中期大选前夕，发表《与美国的契约》，提出了一系列简明有力的理念，帮助共和党重新崛起）。但把两者相比较的话，《契约》更富意识形态色彩，《计划》则更为具体而微；从作者本人来看，1994年的金里奇是领袖式的人物，在共和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伊曼纽尔在民主党内的地位显然要逊色的多，因此，其“计划”对民主党恐怕不会像“契约”对当年的共和党那样起到纲领性的作用。
而被誉为民主党近几十年来罕见的有思想兼有能力的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推出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全面地阐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时代》周刊在该书出版之日更推出了“何以巴拉克·奥巴马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封面报道。一时之间，奥巴马的声势几乎达到了可与希拉里·克林顿相提并论的地步。
但草根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显然对民主党的走向有着与上述建制内势力（the establishment）不同的看法。在网民里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知名自由派博客马库斯·毛里查斯·楚尼格（Markos Moulitsas Zúniga）－－他曾被保守派斗士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的大作《当今美国百大罪人》（100 People Who Are Screwing Up America ）收入其中－－就是其代表者。他今年和另一位自由派博客杰罗姆·阿姆斯特朗（Jerome Armstrong）合作，推出了《擅自入场：网民、草根和人民政治的崛起》（Crashing the Gate: Netroots, Grassroots, and the Rise of People-Powered Politics）一书，呼吁广大草根民主党人和自由派起来革命，将民主党重塑为属于人民的党，而不是现在的仅仅属于少数超级富豪、城市精英与城市贫民和少数族裔的党。民主党近些年来的左倾趋势令人忧虑。
文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
此消彼长，布什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遇挫，为狂热的民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在中东、拉美乃至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不顺、社会矛盾丛生的国家里兴起提供了一个机会，也为新兴势力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机遇。世局之不明确，莫此为甚。正是出于对此动荡局势的担忧，一些学者提出了看似“危言耸听”的看法。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的一场世界大战”说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之一。
弗格森在其新作《世界战争：历史上的仇恨时代》（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中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充满战争和杀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倘若一个地区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则极端的暴力就很难避免：第一是种族的分化；第二是经济的动荡；第三是帝国的衰落。两次世界大战的先后发生，以及二十世纪其它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屠杀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们同时孕育了这三个条件。
更为惊人的是，弗格森认为当前的中东地区已经有形成这三大条件的趋势，因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正在该地区酝酿，其导火线将是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日渐深化，已有向内战演变的迹象（还有人干脆认为内战已经开始）；一旦到了失控时，将不可避免会蔓延到邻国，新的世界大战将就此爆发。
另一个让西方忧虑万分的地方是其内部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从马德里铁路“3·11”爆炸事件、伦敦地铁“7·7”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区骚乱，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在从内部摧毁西方。
英国女专栏记者梅勒妮·菲利普（Melanie Phillips）的《伦敦斯坦：英国是如何在其内部创建了一个恐怖王国的》（Londonistan: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西方主义》一书作者伊恩·伯鲁马（Ian Buruma）的《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梵高之死和宽容的局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布鲁斯·鲍沃尔（Bruce Bawer）的《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至于酿成今日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矛盾的中国因素
在2005年，西方似乎突然间被中国惊动，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各大媒体先后进行了有关中国的封面或专题报道，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诸如“中国世纪”、“中国公司”和“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这样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他们这次是真正地、切身地感到了中国经济对他们的威胁：在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市场，以及“镀金时代”的西方才具有的那种不拘形式的竞争方式和野心勃勃的扩张精神等诸种条件形成的强大竞争优势下，他们的工厂开始倒闭了，工人开始失业了，身边充斥的全是“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些不得不让他们忧虑。
2006年，这股热潮并未消退。比如，《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金奇（James Kynge）出版了《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出版了其主编的《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实际上，由于中国今年的崛起意识更趋积极和主动－－比如高调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国家电视台播出让人浮想联翩的纪录片《大国崛起》等等－－这股热潮只会变得更加强烈。
在去年的年终总结文章中，笔者曾说这股热潮反映了“美欧一方面难以抵挡中国市场的诱惑，另一方面却又恐惧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情。这种恐惧缘于中国与他们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以及悠久的帝国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国近两年来的左转：经济政策上的左转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自然是必要的；但政治和外交上的左转却不免让他们感到忧虑－－毛泽东时代给他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这一表述在2006年得到了更好的体现。2006年既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70周年，多项意味深长的纪念日子集合一起给人以更为深刻的印象。美欧出版界也适时地推出了一批相关的著作，如历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国旅英作家孙书云（Sun Shuyun）的《长征》（The Long March）、英国历史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尼克松和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个礼拜》（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曾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和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等等，其意大致离不开希望中国彻底摆脱帝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理性、健康的开放民主社会云云。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6年第48期，12/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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