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玉刚作
对德胜利凯旋日，对日作战运筹时；
受命独身担大任，远东战事赖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2月17日，早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他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并被委派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前线领导进军普鲁士的伟大战斗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告诉他说，在德国投降2—3个月后，苏联政府为承担反法西斯盟国的义务，将在远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作战行动，并建议派他前去领导和指挥这次意义重大的远东战事。当时，斯大林还指示他说，最好由他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中挑选出若干个精锐的集团军，以便届时派赴远东战区，作为对日作战的苏军远东部队的尖刀。
“4月27日，我开始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到这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当初他提出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后为什么斯大林把他列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之一。显然，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赏识的军事统帅，最高统帅仍是把他们俩人视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因为，当时朱可夫元帅已经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么这个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远东方向便非他莫属了。
其实，早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东诺夫，要求他们考虑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缩短即将进行的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限问题，只是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派他去领导和指挥这次绝对重要的战事罢了。他当时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的分内之事而已。
现在，对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略微作些追述和说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头追溯到1904年前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日俄大战，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离题太远了，或者会认为那些年代的事情对后来的事件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背景意义：因为那是帝俄时代的俄日争夺，沙俄也是奉行扩张主义的封建军事帝国；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支援中国抗日或履行盟国反法西斯义务的举措。因此这些还是不搅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给大家：这是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断而且还紧密地缠绕、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此外，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都首先要参照并顾及过往的那些似乎已经沉睡了许久的历史及历史的联系；同样，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都不会轻易地割断他们的历史脐带，或者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或者是不自觉的和下意识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驾驭一样，这种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情结也会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或阻滞。更何况，在许多时候还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国家或民族的实际利益在背后作着强大的驱动呢！
是的，这种解释确实有点儿抽象而且过于冗长，那么就说些具体而实际的吧。稍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宽大办公室的墙上，挂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的肖像，而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统帅和将军们的巨幅肖像，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甚至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许多著名战役和军功章也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这倒不一定非要给予非议或厚非；但是，当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中把掠取第三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实际权益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让我们和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这些问题如中东铁路、南库页岛、大连港国际化及租借旅顺作军事基地等，又都是经由1904年那场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引起来的。
可见，此役确为事之始因。
1904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1920年前后的14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5月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苏哈桑湖冲突爆发（即张鼓峰事件）。日军进攻被打退，苏军进入张鼓峰地区。此间，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特别远东军改为远东方面军，接着又把该方面军分成独立第1军和独立第2军。哈桑湖军事冲突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作战部前身）处长，直接协助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参与了这一战斗的指挥及善后处理，并因此得到了苏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际，蒙满边境诺门坎军事冲突爆发。实际上，这次冲突在背后是日苏间的再次军事冲突，关东军和苏军也都投入作战。结果，苏蒙联军大败日本关东军而宣告停战。
是年8月下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鉴于日趋紧张的苏德关系和日美关系，日苏两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结果于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亦订立中立条约。后者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者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应保持中立。”换言之，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须保持中立；如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要保持中立。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
然而，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德军势如破竹地越过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并于7月间发起对莫斯科的大举进攻时，日本便准备北进攻击苏联了。7月初，日本政府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随后，7月7日和16日，军部两次下达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实际不是演习，而是进攻苏联的作战）动员令。经过这两次动员，苏联边境这侧的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o余万人。苏联政府对此极为紧张，驻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访日本外相松冈一次，质问日方是否准备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在第三次（7月13日）会见时，松冈干脆冷冷地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后来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新任外相丰田不主张急于攻苏，随后参谋本部也判断德军不能在年内攻下苏联首都并结束战争，最后才决定了“在本年内不对苏联使用武力”的新方针。
后来的事件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军不仅没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里惨遭大败，以至不得不把战线后退80—100公里。但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却为此大大担心了好长时间。此间，在远东前线，远东方面军命令各部队在前沿大修筑垒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碍物，拉铁丝网，敷设雷区；太平洋舰队加强巡逻和空中侦察，并在苏联海域苏维埃湾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谢特湾附近敷设大量水雷；空军部队也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按常规，在一级战备中，飞行员须全天候地在驾驶舱内待命；在二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机旁待命；在三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指定地点待命）。在10月以前，苏方向远东前线增派了不少的兵力，只是此后得到准确情报后，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紧的时候，把善于冬季作战的远东军11个精锐师抽调到了西线战场去打击德军。然而即使如此，随后又向远东投放了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兵力，只不过这些都是未经更多训练的部队而已。
苏德战争的第二年，即1942年，当德军把春季攻势发展为夏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进攻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一次制订了进攻苏联并夺取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作战方案。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设立关东军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和第2军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样，后来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更加严重的失败；而苏军随后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开始大规模反击作战等因素，日本方面才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与德军夹攻苏联的打算。自此以后，虽然日军仍在远东前线留驻着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但再也没有敢提出进攻苏联的新计划。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连遭到美英军队的打击，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等。另一方面，苏军已在战场上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如库尔斯克大会战，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战役和右岸乌克兰战役中，德军已经连遭大败，几成节节败退、望风而逃之势。
到1943年11月，当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德黑兰会晤时，斯大林就已原则上同意了在击败德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因为，一方面，斯大林已经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终于答应了将在第二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承担盟国义务或者回应美英两国的积极行动，也是为了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彻底教训一下一直在威胁苏联的这个“小日本”。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总参谋部下达指示，要求计算出在远东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以及兵力配置、战役保障等各种资料和数据。随后在10月间与前去会晤的丘吉尔和艾登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是，请美英两盟国在远东建立起足够2—3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丘吉尔和文登表示愿意承担该项义务。
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在礼貌的外表下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强硬地提出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不可动摇的条件。在2月11日签订的那份秘密文件(史称“雅尔塔密约”)上明白地写着：
……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2—3个月后，苏联将参
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
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
益，恢复租界旅）烦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
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
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姑且先不去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所开具的上述条件及其所持立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同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不用去说斯大林如何地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人们首先就会向，斯大林为什么能这样强硬地提出问题呢？一向多谋的罗斯福和狡黠的丘吉尔何以能答应苏联的这些要求呢？
原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就对日战事提出了一份相当悲观的估计和设想。按照那些富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们的估计，德国投降后至少还需要有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最终战胜日本，而为此美军至少要付出100万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价。他们认为，最早在1945—1946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岛；如若欧战延长的话，那么这个进攻只得推迟到1946年较晚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曾说：“通过东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业心脏地区，将会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当时美英两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人甚至预测说，恐怕在1947年或1948年前不能最终彻底地战胜日本。既然如此，则不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他们都希望由苏联人来承担这一牺牲，哪怕这样做确实对他们在远东的未来利益有着不小的妨碍甚至威胁。他们的心理至少有两点：一是两害相衡取其轻；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自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不是傻瓜。当斯大林提出上述条件时，他们总是态度模棱两可，甚至以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不会同意为理由企图变相拒绝。无奈斯大林心中早已吃了秤砣，他铁了心要取得这些条件，否则便不准备出兵参战。当然外交辞令不是这么说的。
关于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态度问题，斯大林说，他也不反对关于协议内容应该得到中国的确认，但现在不必急于通知中国人。他只是希望把这些作为会议正式文件写下来并得到总统和首相的赞同，至于什么时候通知中国人，他相信罗斯福会有他认为可行又稳妥的办法的。此外，为了平衡蒋介石的心理，在对待中国内部国共两党关系上，斯大林也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同意在最近与蒋介石签订一个正式的条约，以示对他的政府的支持，而并不支持与他有着共同信仰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人。
关于美英并不情愿放弃的那份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罗斯福提出的把大连等地实行国际共管而不是苏联一家独占等问题，斯大林干脆不加考虑，他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解释说：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么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不会懂得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苏联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了。
就这样，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表示“理解”。只有中国不能“理解”，也没有“理由”来做这样的“理解”。可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方面还并不知情，即使后来中国方面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这样，在反法西斯盟国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美英苏三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演出了这种牺牲弱国利益以维持大国间平衡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一幕丑剧。
当然，中国人民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其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加速了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并驱逐其势力出中国的伟大进程。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对苏军的英勇作战还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积极协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样，对美英等盟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谢。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方面对美英苏各大国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是认可并同意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自当分明。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等对于牺牲小国利益来换取它们的平衡或实际利益已经是轻车熟路、志于此道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作为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来说，则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当1949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并拜会斯，大林的时候，后者也感到相当难堪，并为他过去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指手划脚的错误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苏联从中国得去的那些特殊权益也通过条约形式归还给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在当时，斯大林所更多考虑的确实是怎样才能迅速打败与苏联有着无数旧怨新仇的日本，怎样才能在对日出兵作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他确实很少或干脆就没有顾及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和主权；或者，在他看来，苏联既然出兵参战了，那么就不能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也许，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是太实际或过于贪心了，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和他的政府用他们自诩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对此，只有天知道。
当时，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了。也许，从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那一幕幕历史过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彻底地来一次总报复。他决心要让日本比当年俄国人败得更惨重，他要夺回当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辈手里夺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比那些还要多……
日本政府和军界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当4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营受命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此间先后调到远东地区的作战部队计有4个集团军：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上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其中，第39和第5集团军是直接从东普鲁士战场上调过来的，这是早在2月间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别挑选出来的两支精锐部队。
此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专门为远东苏军选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这项工作是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亲自把关下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在不打乱远东现存苏军组织的情况下，为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集群，必须给他们派去更多的在西线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在远东眼过役的人员。自然，他们还必须具有统帅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人选没有改变，仍是普尔卡耶夫上将。他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挚友，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们两人就熟识了。此人干练果决，富于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带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战前，该氏曾经出任莫斯科军区代理参谋长、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先是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2年担任西北方面军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后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上将，并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将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一职。原来，是准备派他来这里为后者充当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锻炼期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这样，普尔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来了。自此，他便扎根在远东地区。
关于滨海集群的司令员人选，斯大林决定干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搬到这里来，并任命麦列茨科夫元帅出任该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我相信，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区作战了，他更有对付强大筑垒敌人的经验。”华西列夫斯基对麦列茨科夫印象极好，他知道后者的身世和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麦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战线的各方面军中转战，独挡一面，卓尔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战、山地战和攻坚战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该氏升任苏联元帅较晚，但战前就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
至于最重要的对日作战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人选，华西列夫斯基提议最好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担任。他还向斯大林推荐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应该非扎哈罗夫大将而莫属。斯大林对这两个人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与他们俩人共事时间颇久，应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了。而且，他还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报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军事统帅人物，他最富机动作战的经验，治军有方，更有善于深思、当机立断的美名。一般说来，凡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向大本营或总参谋部提出的报告或建议，多数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总参谋部商量，最后请准斯大林同意，又向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战功和丰富指挥经验的集团军首长。如，普利耶夫上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和卢钦斯基中将，此3人被派往后贝加尔方面军；又如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奇斯佳科夫上将和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此3人被派到了滨海集群。
这样，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主要人选都解决了。当时的部署和编成如下：
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参谋长为扎哈罗夫大将。下辖各集团军为：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
第39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上将；
第17集团军，司令为达尼洛夫中将；
第53集团军，司令为马纳加罗夫上将；
第36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为普利耶夫上将；
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为胡佳科夫空军元帅。
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2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利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参谋长是舍夫钦科中将。下辖各集团军部队为：
第15集团军，司令为马莫诺夫中将；
第2集团军，司令为捷列欣坦克兵中将；
第16集团军，司令为切列米索夫中将；
堪察加防区，司令为格涅齐科少将；
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为日加列夫空军上将。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下辖集团军为：
第1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第5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第25集团军，司令为奇斯佳科夫上将；
第35集团军，司令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
机械化第10军，司令为瓦西里耶夫坦克兵中将；
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空军上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亦称小太平洋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关于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远东军司令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总司令一职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达的，但这纯粹是出于当时对日作战准备的严格保密的技术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直被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当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3位元帅都奉命取下了元帅肩章，以普通上将的身份秘密进入远东地区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华西列夫斯基改为瓦西里耶夫上将，马利诺夫斯基改为莫罗佐夫上将，麦列茨科夫改为马克西莫夫上将。所有的作战命令和报告都必须以此统称，而且，军师两级首长及其以下的军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对日作战的总指挥官和方面军首长到底是谁。
关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的设立，最初只有斯大林、安东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后斯大林只告诉了在西线的朱可夫，因为他是副最高统帅。实际上，从4月底到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几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强调，这次对日作战与在西线的对德作战完全不同，因此大本营代表制度不适合远东战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成立一个由华西列夫斯基负总责的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或司令部，后来干脆就说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征求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说，他完全同意最高统帅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发觉最高统帅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习惯：每当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后，便喜欢把这种意见说出来并征求当事人或在场的人的意见，而最后由别人说出“是应该这样”，或“我表示同意”之类的话。
当时，在阐述这一任命的职责权限时，斯大林破天荒地给予了华西列夫斯基以远远超出以往大本营代表那样的权限。他说：“在这个岗位上，您拥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指挥权，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当成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我也希望您经常不断地与我保持联系。”
之所以有这样考虑和做法，主要是因为远东战场将处于与苏联中心地区十分遥远的位置，如果坐飞机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空中飞行时间累计起来就须近30个小时。此外，远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对这些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全权解决，以免因过多的请示报告而耽搁战机。再有，这次作战将与在西线作战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它要求彼此远相隔离的各方面军和海上舰队，必须同时在3个方向开展向心突击以分头消灭敌军。而在西部战场上，过去多是几个方面军彼此衔接地平行向敌人展开攻势，因此互相呼应和照顾十分方便，指挥起来也相对顺手得多。这就要求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紧密的协同动作，否则，远东整个战局就会出现乱子，或者顾此失彼，或者各自为政，等等。
为此，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组成人选外，斯大林还特别给华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面的助手。他们分别是：苏军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空军主帅、通信兵副主帅普采尔采夫通信兵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工程兵副总司令纳扎罗夫上将以及以缅泽林采夫少将率领的一个总参谋部工作小组，其成员全是在远东地区工作过的，或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就此写道：“在我看来，成立远东军总指挥部作为对军队实行战略领导的机关，是正确的。有了这样一个机关，就能有效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就能估计战役战略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一切变化，并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也能就地给各方面军以必要的帮助……”
对德胜利凯旋日，对日作战运筹时；
受命独身担大任，远东战事赖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2月17日，早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他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并被委派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前线领导进军普鲁士的伟大战斗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告诉他说，在德国投降2—3个月后，苏联政府为承担反法西斯盟国的义务，将在远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作战行动，并建议派他前去领导和指挥这次意义重大的远东战事。当时，斯大林还指示他说，最好由他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中挑选出若干个精锐的集团军，以便届时派赴远东战区，作为对日作战的苏军远东部队的尖刀。
“4月27日，我开始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到这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当初他提出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后为什么斯大林把他列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之一。显然，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赏识的军事统帅，最高统帅仍是把他们俩人视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因为，当时朱可夫元帅已经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么这个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远东方向便非他莫属了。
其实，早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东诺夫，要求他们考虑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缩短即将进行的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限问题，只是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派他去领导和指挥这次绝对重要的战事罢了。他当时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的分内之事而已。
现在，对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略微作些追述和说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头追溯到1904年前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日俄大战，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离题太远了，或者会认为那些年代的事情对后来的事件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背景意义：因为那是帝俄时代的俄日争夺，沙俄也是奉行扩张主义的封建军事帝国；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支援中国抗日或履行盟国反法西斯义务的举措。因此这些还是不搅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给大家：这是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断而且还紧密地缠绕、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此外，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都首先要参照并顾及过往的那些似乎已经沉睡了许久的历史及历史的联系；同样，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都不会轻易地割断他们的历史脐带，或者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或者是不自觉的和下意识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驾驭一样，这种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情结也会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或阻滞。更何况，在许多时候还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国家或民族的实际利益在背后作着强大的驱动呢！
是的，这种解释确实有点儿抽象而且过于冗长，那么就说些具体而实际的吧。稍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宽大办公室的墙上，挂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的肖像，而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统帅和将军们的巨幅肖像，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甚至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许多著名战役和军功章也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这倒不一定非要给予非议或厚非；但是，当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中把掠取第三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实际权益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让我们和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这些问题如中东铁路、南库页岛、大连港国际化及租借旅顺作军事基地等，又都是经由1904年那场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引起来的。
可见，此役确为事之始因。
1904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1920年前后的14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5月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苏哈桑湖冲突爆发（即张鼓峰事件）。日军进攻被打退，苏军进入张鼓峰地区。此间，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特别远东军改为远东方面军，接着又把该方面军分成独立第1军和独立第2军。哈桑湖军事冲突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作战部前身）处长，直接协助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参与了这一战斗的指挥及善后处理，并因此得到了苏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际，蒙满边境诺门坎军事冲突爆发。实际上，这次冲突在背后是日苏间的再次军事冲突，关东军和苏军也都投入作战。结果，苏蒙联军大败日本关东军而宣告停战。
是年8月下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鉴于日趋紧张的苏德关系和日美关系，日苏两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结果于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亦订立中立条约。后者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者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应保持中立。”换言之，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须保持中立；如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要保持中立。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
然而，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德军势如破竹地越过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并于7月间发起对莫斯科的大举进攻时，日本便准备北进攻击苏联了。7月初，日本政府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随后，7月7日和16日，军部两次下达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实际不是演习，而是进攻苏联的作战）动员令。经过这两次动员，苏联边境这侧的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o余万人。苏联政府对此极为紧张，驻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访日本外相松冈一次，质问日方是否准备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在第三次（7月13日）会见时，松冈干脆冷冷地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后来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新任外相丰田不主张急于攻苏，随后参谋本部也判断德军不能在年内攻下苏联首都并结束战争，最后才决定了“在本年内不对苏联使用武力”的新方针。
后来的事件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军不仅没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里惨遭大败，以至不得不把战线后退80—100公里。但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却为此大大担心了好长时间。此间，在远东前线，远东方面军命令各部队在前沿大修筑垒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碍物，拉铁丝网，敷设雷区；太平洋舰队加强巡逻和空中侦察，并在苏联海域苏维埃湾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谢特湾附近敷设大量水雷；空军部队也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按常规，在一级战备中，飞行员须全天候地在驾驶舱内待命；在二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机旁待命；在三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指定地点待命）。在10月以前，苏方向远东前线增派了不少的兵力，只是此后得到准确情报后，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紧的时候，把善于冬季作战的远东军11个精锐师抽调到了西线战场去打击德军。然而即使如此，随后又向远东投放了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兵力，只不过这些都是未经更多训练的部队而已。
苏德战争的第二年，即1942年，当德军把春季攻势发展为夏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进攻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一次制订了进攻苏联并夺取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作战方案。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设立关东军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和第2军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样，后来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更加严重的失败；而苏军随后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开始大规模反击作战等因素，日本方面才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与德军夹攻苏联的打算。自此以后，虽然日军仍在远东前线留驻着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但再也没有敢提出进攻苏联的新计划。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连遭到美英军队的打击，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等。另一方面，苏军已在战场上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如库尔斯克大会战，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战役和右岸乌克兰战役中，德军已经连遭大败，几成节节败退、望风而逃之势。
到1943年11月，当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德黑兰会晤时，斯大林就已原则上同意了在击败德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因为，一方面，斯大林已经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终于答应了将在第二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承担盟国义务或者回应美英两国的积极行动，也是为了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彻底教训一下一直在威胁苏联的这个“小日本”。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总参谋部下达指示，要求计算出在远东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以及兵力配置、战役保障等各种资料和数据。随后在10月间与前去会晤的丘吉尔和艾登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是，请美英两盟国在远东建立起足够2—3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丘吉尔和文登表示愿意承担该项义务。
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在礼貌的外表下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强硬地提出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不可动摇的条件。在2月11日签订的那份秘密文件(史称“雅尔塔密约”)上明白地写着：
……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2—3个月后，苏联将参
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
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
益，恢复租界旅）烦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
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
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姑且先不去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所开具的上述条件及其所持立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同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不用去说斯大林如何地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人们首先就会向，斯大林为什么能这样强硬地提出问题呢？一向多谋的罗斯福和狡黠的丘吉尔何以能答应苏联的这些要求呢？
原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就对日战事提出了一份相当悲观的估计和设想。按照那些富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们的估计，德国投降后至少还需要有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最终战胜日本，而为此美军至少要付出100万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价。他们认为，最早在1945—1946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岛；如若欧战延长的话，那么这个进攻只得推迟到1946年较晚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曾说：“通过东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业心脏地区，将会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当时美英两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人甚至预测说，恐怕在1947年或1948年前不能最终彻底地战胜日本。既然如此，则不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他们都希望由苏联人来承担这一牺牲，哪怕这样做确实对他们在远东的未来利益有着不小的妨碍甚至威胁。他们的心理至少有两点：一是两害相衡取其轻；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自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不是傻瓜。当斯大林提出上述条件时，他们总是态度模棱两可，甚至以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不会同意为理由企图变相拒绝。无奈斯大林心中早已吃了秤砣，他铁了心要取得这些条件，否则便不准备出兵参战。当然外交辞令不是这么说的。
关于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态度问题，斯大林说，他也不反对关于协议内容应该得到中国的确认，但现在不必急于通知中国人。他只是希望把这些作为会议正式文件写下来并得到总统和首相的赞同，至于什么时候通知中国人，他相信罗斯福会有他认为可行又稳妥的办法的。此外，为了平衡蒋介石的心理，在对待中国内部国共两党关系上，斯大林也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同意在最近与蒋介石签订一个正式的条约，以示对他的政府的支持，而并不支持与他有着共同信仰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人。
关于美英并不情愿放弃的那份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罗斯福提出的把大连等地实行国际共管而不是苏联一家独占等问题，斯大林干脆不加考虑，他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解释说：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么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不会懂得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苏联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了。
就这样，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表示“理解”。只有中国不能“理解”，也没有“理由”来做这样的“理解”。可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方面还并不知情，即使后来中国方面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这样，在反法西斯盟国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美英苏三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演出了这种牺牲弱国利益以维持大国间平衡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一幕丑剧。
当然，中国人民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其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加速了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并驱逐其势力出中国的伟大进程。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对苏军的英勇作战还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积极协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样，对美英等盟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谢。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方面对美英苏各大国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是认可并同意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自当分明。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等对于牺牲小国利益来换取它们的平衡或实际利益已经是轻车熟路、志于此道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作为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来说，则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当1949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并拜会斯，大林的时候，后者也感到相当难堪，并为他过去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指手划脚的错误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苏联从中国得去的那些特殊权益也通过条约形式归还给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在当时，斯大林所更多考虑的确实是怎样才能迅速打败与苏联有着无数旧怨新仇的日本，怎样才能在对日出兵作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他确实很少或干脆就没有顾及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和主权；或者，在他看来，苏联既然出兵参战了，那么就不能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也许，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是太实际或过于贪心了，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和他的政府用他们自诩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对此，只有天知道。
当时，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了。也许，从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那一幕幕历史过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彻底地来一次总报复。他决心要让日本比当年俄国人败得更惨重，他要夺回当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辈手里夺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比那些还要多……
日本政府和军界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当4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营受命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此间先后调到远东地区的作战部队计有4个集团军：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上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其中，第39和第5集团军是直接从东普鲁士战场上调过来的，这是早在2月间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别挑选出来的两支精锐部队。
此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专门为远东苏军选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这项工作是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亲自把关下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在不打乱远东现存苏军组织的情况下，为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集群，必须给他们派去更多的在西线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在远东眼过役的人员。自然，他们还必须具有统帅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人选没有改变，仍是普尔卡耶夫上将。他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挚友，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们两人就熟识了。此人干练果决，富于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带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战前，该氏曾经出任莫斯科军区代理参谋长、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先是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2年担任西北方面军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后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上将，并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将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一职。原来，是准备派他来这里为后者充当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锻炼期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这样，普尔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来了。自此，他便扎根在远东地区。
关于滨海集群的司令员人选，斯大林决定干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搬到这里来，并任命麦列茨科夫元帅出任该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我相信，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区作战了，他更有对付强大筑垒敌人的经验。”华西列夫斯基对麦列茨科夫印象极好，他知道后者的身世和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麦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战线的各方面军中转战，独挡一面，卓尔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战、山地战和攻坚战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该氏升任苏联元帅较晚，但战前就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
至于最重要的对日作战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人选，华西列夫斯基提议最好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担任。他还向斯大林推荐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应该非扎哈罗夫大将而莫属。斯大林对这两个人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与他们俩人共事时间颇久，应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了。而且，他还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报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军事统帅人物，他最富机动作战的经验，治军有方，更有善于深思、当机立断的美名。一般说来，凡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向大本营或总参谋部提出的报告或建议，多数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总参谋部商量，最后请准斯大林同意，又向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战功和丰富指挥经验的集团军首长。如，普利耶夫上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和卢钦斯基中将，此3人被派往后贝加尔方面军；又如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奇斯佳科夫上将和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此3人被派到了滨海集群。
这样，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主要人选都解决了。当时的部署和编成如下：
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参谋长为扎哈罗夫大将。下辖各集团军为：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
第39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上将；
第17集团军，司令为达尼洛夫中将；
第53集团军，司令为马纳加罗夫上将；
第36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为普利耶夫上将；
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为胡佳科夫空军元帅。
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2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利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参谋长是舍夫钦科中将。下辖各集团军部队为：
第15集团军，司令为马莫诺夫中将；
第2集团军，司令为捷列欣坦克兵中将；
第16集团军，司令为切列米索夫中将；
堪察加防区，司令为格涅齐科少将；
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为日加列夫空军上将。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下辖集团军为：
第1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第5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第25集团军，司令为奇斯佳科夫上将；
第35集团军，司令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
机械化第10军，司令为瓦西里耶夫坦克兵中将；
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空军上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亦称小太平洋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关于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远东军司令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总司令一职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达的，但这纯粹是出于当时对日作战准备的严格保密的技术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直被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当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3位元帅都奉命取下了元帅肩章，以普通上将的身份秘密进入远东地区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华西列夫斯基改为瓦西里耶夫上将，马利诺夫斯基改为莫罗佐夫上将，麦列茨科夫改为马克西莫夫上将。所有的作战命令和报告都必须以此统称，而且，军师两级首长及其以下的军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对日作战的总指挥官和方面军首长到底是谁。
关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的设立，最初只有斯大林、安东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后斯大林只告诉了在西线的朱可夫，因为他是副最高统帅。实际上，从4月底到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几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强调，这次对日作战与在西线的对德作战完全不同，因此大本营代表制度不适合远东战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成立一个由华西列夫斯基负总责的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或司令部，后来干脆就说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征求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说，他完全同意最高统帅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发觉最高统帅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习惯：每当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后，便喜欢把这种意见说出来并征求当事人或在场的人的意见，而最后由别人说出“是应该这样”，或“我表示同意”之类的话。
当时，在阐述这一任命的职责权限时，斯大林破天荒地给予了华西列夫斯基以远远超出以往大本营代表那样的权限。他说：“在这个岗位上，您拥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指挥权，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当成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我也希望您经常不断地与我保持联系。”
之所以有这样考虑和做法，主要是因为远东战场将处于与苏联中心地区十分遥远的位置，如果坐飞机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空中飞行时间累计起来就须近30个小时。此外，远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对这些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全权解决，以免因过多的请示报告而耽搁战机。再有，这次作战将与在西线作战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它要求彼此远相隔离的各方面军和海上舰队，必须同时在3个方向开展向心突击以分头消灭敌军。而在西部战场上，过去多是几个方面军彼此衔接地平行向敌人展开攻势，因此互相呼应和照顾十分方便，指挥起来也相对顺手得多。这就要求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紧密的协同动作，否则，远东整个战局就会出现乱子，或者顾此失彼，或者各自为政，等等。
为此，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组成人选外，斯大林还特别给华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面的助手。他们分别是：苏军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空军主帅、通信兵副主帅普采尔采夫通信兵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工程兵副总司令纳扎罗夫上将以及以缅泽林采夫少将率领的一个总参谋部工作小组，其成员全是在远东地区工作过的，或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就此写道：“在我看来，成立远东军总指挥部作为对军队实行战略领导的机关，是正确的。有了这样一个机关，就能有效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就能估计战役战略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一切变化，并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也能就地给各方面军以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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