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大学生活的起落
【上海探亲】
时光如流水，转眼之间，陈良宇到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已经二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陈良宇脱胎换骨，从来自大上海的一个“白面书生”，成了军队院校的一名士官生。陈良宇的身材结实了，臂膀也长粗了。脸色虽然还是比其它同学白净一些，但是透出健康的红润色。
一九六五年夏天，陈良宇探亲回到上海，一身军装，显得十分英武潇洒。他为祖父祖母都带了四川的名点油酥米花糖，也给两个弟弟带来了礼物，用子弹壳加工而成的鸽哨。那一年，最小的弟弟陈良军才十岁，也进了闸北区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读书。陈良宇的祖父祖母看到长成大人的陈良宇，高兴得合不拢嘴巴。
陈良宇回上海之后不久，父亲陈更华也利用探亲假，特意从常州回来，和儿子相聚。合家团聚，陈家奶奶就要按照宁波人的习惯祭祖。本来，宁波人祭祀祖先，是比较讲究日子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日子，都要做斋饭，请祖宗吃一顿。共产党统治之下，祭祖扫墓都被斥为封建迷信，稍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所以老派的宁波人虽然仍然祭祖，但是也不再讲究日子，但凡合家团聚，吃饭前就偷偷地祭祖。
陈更华回家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日子离农历七月十五也已不远。因此陈家老太太亲自去买了一大篮子菜，由陈更华下厨，做了满满一桌丰盛的菜肴。菜肴摆上桌面、杯碗瓢筷放置齐全，酒杯里也到上了绍兴黄酒。陈更华的祖母点了一束香，在门口念念有词，请陈家列代祖宗回来吃斋。看不见的祖宗上座之后，香插在一旁，陈家奶奶又和李谋真一起在桌子旁边烧了一堆锡箔，以备列祖列宗在阴间里享用。
锡箔烧尽，按规矩第一代不用祭拜；所以从陈更华开始，逐一在桌子前面跪下磕头，以求列祖列宗保佑。陈良宇特意换了一身便衣，也跟在母亲后面跪下，给祖宗磕了几个头。一炷香烧完，这才合家围坐，享用这顿已经招待过祖先的酒席。
酒过三盏，陈家老太爷不免大发思古之心，历数陈家祖先如何出人头地，陈家以前又是如何地风光。已经开始发福的陈更华，也接过话头，语重心长地对陈良宇说，一定要争气，以后要为列祖列宗增光。他尤其跟陈良宇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捞到党票[3]。他说自己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虽然说是总工程师，别人也客客气气，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因此他要求陈良宇，再苦再累，也要咬牙表现，一定要在毕业之前争取入党。说到最后，陈更华几乎是涕泪横流。
这一次探亲回来，陈良宇和黄毅玲的来往就更多了。虽然还没有捅破最后的那层纸，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也经常约在一起，晚上去冷饮店吃冰淇淋。吃完冰淇淋，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到外滩散步，谈心。当时已经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黄毅玲，也希望陈良宇能够入党提干。潜台词是只有陈良宇入党当上干部，他们两个人才能生活在一个地方。当然，黄毅玲对陈良宇的鼓励，采用的方式温和多了，基本上点到为止。有许多话，出于年青姑娘的矜持，不便说出口来。
从上海探亲回到重庆的陈良宇，鼓鼓地憋足了一股子劲；他决心努力表现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加入共产党，获得政治资本的入门券。他还用一个新的笔记本，制订了一个两年计划，准备两年之内，一举达到目标。
【学雷锋积极分子】
陈良宇受到家庭和青梅竹马情侣的鼓励，下决心争取加入共产党和争取先进。因此他这次回到学校，几乎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早起半个小时，为同宿舍的同学打好开水；千方百计打听哪个同学家里有了困难，然后悄悄地寄钱到那个同学家中。平时周末喜欢打乒乓球，现在也不打了，而是穿着军装上街到处转悠，看到老大娘就搀扶一把，看到妇女上坡提着沉重的东西，就帮着提一段路。看到有人丢了钱正在哭天喊地，也掏钱出来帮助。每个星期天从街上回来，马上用一本专门的日记本，记下当天做的“好人好事”。
这是共产党军人典型的一套表现自己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多年刻意表现自己帮助别人行为的现役军人雷锋，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在大规模的学习雷锋运动之后，就形成了这种要求进步和入党的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方式。陈良宇自然也不例外。何况他的家境很好，也有足够的钱来帮助别人。
渐渐地，同学们都感到这个年纪最小的同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处处需要别人照顾的上海人，变成了主动帮助别人的，刻意要求进步的好青年。时间一长，他暗中寄给困难同学的钱，也有了反馈。受到帮助的同学终于也从陈良宇的日记中找到了证据，是陈良宇在暗中帮助。当然陈良宇这本记满了好人好事的日记本是故意摆在床头，以便让人翻阅的。总之，今天看起来非常刻意的做秀，甚至非常做作，既要让别人知道，又要装成无名英雄的那一套，在那个年代都在非常正常地进行着。
陈良宇的这些刻意表现，很快受到了老师和班级中干部的注意和重视。陈良宇的日记片段被摘抄出来，贴在了学校的宣传墙上，陈良宇也多次受到学校的宣传和表扬。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中，陈良宇被评为建筑系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按照惯例，学校召开大会表彰，并且颁发了证书。
表彰大会一结束，陈良宇立即到邮电局，给家中打电报报告喜讯。随后又详细写信向父亲陈更华汇报了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过程。并且告诉陈更华，这将是加入共产党的一部序曲。
果然，不久之后，班级党支部就委派了一名副书记，一个从部队到军校的前营长，找陈良宇谈话，让他“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谈话的同时，这位同学也告诉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些技术性细节，譬如怎样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如何进行思想汇报，等等。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仅仅大半年时间，陈良宇就通过最程式化的表现程序，成为受到共产党组织考察的入党候选人。当然，在还没有入党之前，陈良宇仍然暗中寄钱给困难同学的家中，仍然在周日四处转悠，仍然每天书写他的“学雷锋日记”。
【美国特务嫌疑】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中国进入了疯狂而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马路上，整天是敲着锣鼓的游行队伍。人们极度亢奋，而又毫无目标地进行着革命。在高层斗争还没有暴露之前，人们更热衷于抓出一批人，尤其是美蒋特务，进行斗争。很快，在常州的陈更华遇到了麻烦。
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总工程师的陈更华，虽然并不得志，但是在工厂里面却向来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不仅来自大上海，是医用X光机的专家，而且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因此向来是以权威的角色出现。有时高兴，也喜欢咬着烟斗，大谈美国芝加哥的风情，大谈美国见闻，什么美国煤矿工人家里有两部汽车，什么美国最穷的人家也有电话，美国有钱人的别墅如何豪华，等等，吹得天花乱坠，听着目瞪口呆。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常州的造反派马上想到了这位经常“为美帝国主义鼓吹”的留美工程师。那个时候，在美国留过学的人在上海滩固然有不少，但是在江苏常州，却是不多见的良好专政对象。这样，陈更华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吃到了苦头。首先他被认为是“美国特务”，因为“如果他不是美国特务，又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如果他不想搞破坏，他为什么要混入常州的电子仪表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自毛泽东，下到造反派，都是用这种白痴逻辑使得人人无比兴奋的。
倒霉的陈更华开始被限制回上海，接着开始参加陪斗。无论什么大会，高大肥胖的陈更华都被拉去进行批斗，更多的是陪斗。每次批斗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分子的时候，最后都要顺便批斗一下陈更华这“美国特务”。幸亏是这样，陈更华每次都能安慰自己，自己不过是陪斗的角色。更让陈更华庆幸的是，自己已经侥幸逃过了反右斗争，否则这样的苦头，早就开始吃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宽慰自己，陈更华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4]。
安慰是安慰，陈更华心中对共产党的怨恨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底，常州成立了陈更华“美国特务”专案组，专门到上海，和上海的有关部门一起，抄了陈更华的家。当时的黄浦区人民公社正好以这个借口，解决部分造反派的住房问题，于是以陈更华“美国特务”为名，宣布没收陈家在南京路的豪宅。另外给陈家分配了二间半房子；在静安区石门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上，楼下是上海著名的食品店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陈更华不许回上海，李谋真只好携老带幼，从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搬到每天闻蛋糕气味的狭窄居所。
此后，陈更华又被发配到江苏金坛的干校，和一大群黑五类分子一起隔离审查。说是隔离审查，其实是变相的囚犯；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定期进行批斗。这也是当时很多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通常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由于毛泽东暂时不想让军队也乱起来，因此不允许军队里也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相对来说陈良宇等于是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家里不断传来的消息，也让他心惊肉跳。谁料想，陈良宇一年多的积极表现开花结果，那位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已经通过了对他的初步审查，准备吸收他入党。但是组织上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需要进行外调。让他经受组织上的考验。
陈良宇万万没有想到，别人入党的时候，因为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都是轻而易举，轮到他的时候，却要经过这许多劳什子的审查，甚至不惜花费公款，千里迢迢到上海去进行外调。这接下来的变化，实在是神鬼莫测。
果然，黄浦区当时的街道当权者接待来自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外调人员的时候，刚刚送走来自常州的专案组人员。所以这两个外调人员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陈良宇之父“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在上海住了两天，采购了不少东西，泡了一个舒服澡，立马回学院报告去了。
【晴天一声霹雳】
陈良宇付出了一年多的积极努力，正在揣揣不安地等着最后的审查结果，不料学校保卫部郑重其事地把他找去，告诉他，他的父亲不仅有历史问题，而且问题相当严重，属于“美国特务”。因此学校不但不能批准陈良宇的入党申请，而且要求他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美国特务”陈更华，并且主动向组织汇报。
这对于年仅二十一岁的陈良宇来说，几乎是晴天一声霹雳。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结局，不仅意味他一年多来的表现全部泡汤，寄给同学家中的钱打了水漂，做好事的心血白费，而且从此以后他的档案也改变了颜色。他的档案，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地变成红色，而是从原来不红不白的市民成分，变成了“美国特务”的漆黑一团。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一团黑色都会跟随着他；无论他的表现如何，人们只要一翻他的档案，就会马上知道他的家庭成分；这就等于一件白衬衣上染了一点墨，而且是无法洗去的墨痕。
陈良宇顿时象霜打了的树叶，又黄又蔫，茶饭不香。早上也不早起打开水了，出操也没有精神了，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一点注意力也无法集中。过了些天，陈良宇父亲是“美国特务”的小道消息，也在建筑系不胫而走，议论纷纷。
第一次真正遭受人生挫折的陈良宇，陷于极大的苦闷当中。他非常冤恨这不公平的社会，那些土得掉渣，毫无水平的工农子弟可以立功入党，耀武扬威，有一点成绩就可以立功受奖，而自己却要背上家庭成分的沉重包袱。
尽管如此，经过新兵训练脱胎换骨的陈良宇还是显得相当坚强。在最苦闷和彷徨的时候，陈良宇给上海家中写信时，一句都没有提到学院派人外调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自己申请入党已经化成了泡影的事情。
陈良宇恢复平静以后，再也不表现积极了。他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只满足于自己独立的思维王国。星期天的时候，既不上街转悠，帮助别人，也不复习功课，而是蒙头大睡，落得个舒舒服服。
因为这次挫折，他几个月也不给黄毅玲写信，只想就此了断和黄毅玲的关系。自己的前程，看上去完全是一片迷茫，更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到上海。所以他也不想耽误黄毅玲的青春，因此毅然地中断了通信。黄毅玲收不到陈良宇的信，开始的时候感到奇怪，后来问过李谋真，他给是正常给家中来信，知道事情有变，因此一连给陈良宇写了许多封信。最后打电报给陈良宇，说如果陈良宇再不给她去信，她就要到重庆来找陈良宇。陈良宇无奈之下，才恢复和黄毅玲的通信。但是通信中，陈良宇情绪低落，对人生前途充满了疑惑。
这次事件不久，陈良宇所在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他们不断被派驻到各地阻止群众武斗，接管瘫痪的地方政权等任务。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毕业，再也没有回过教室。而在这段时间内，陈良宇又从一个处处表现进步和积极的“学雷锋积极分子”，变成了一个有成分包袱，处处被动的后进学生。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但是毕业之后，陈良宇的命运更加艰难了。
大学生活的起落
【上海探亲】
时光如流水，转眼之间，陈良宇到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已经二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陈良宇脱胎换骨，从来自大上海的一个“白面书生”，成了军队院校的一名士官生。陈良宇的身材结实了，臂膀也长粗了。脸色虽然还是比其它同学白净一些，但是透出健康的红润色。
一九六五年夏天，陈良宇探亲回到上海，一身军装，显得十分英武潇洒。他为祖父祖母都带了四川的名点油酥米花糖，也给两个弟弟带来了礼物，用子弹壳加工而成的鸽哨。那一年，最小的弟弟陈良军才十岁，也进了闸北区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读书。陈良宇的祖父祖母看到长成大人的陈良宇，高兴得合不拢嘴巴。
陈良宇回上海之后不久，父亲陈更华也利用探亲假，特意从常州回来，和儿子相聚。合家团聚，陈家奶奶就要按照宁波人的习惯祭祖。本来，宁波人祭祀祖先，是比较讲究日子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日子，都要做斋饭，请祖宗吃一顿。共产党统治之下，祭祖扫墓都被斥为封建迷信，稍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所以老派的宁波人虽然仍然祭祖，但是也不再讲究日子，但凡合家团聚，吃饭前就偷偷地祭祖。
陈更华回家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日子离农历七月十五也已不远。因此陈家老太太亲自去买了一大篮子菜，由陈更华下厨，做了满满一桌丰盛的菜肴。菜肴摆上桌面、杯碗瓢筷放置齐全，酒杯里也到上了绍兴黄酒。陈更华的祖母点了一束香，在门口念念有词，请陈家列代祖宗回来吃斋。看不见的祖宗上座之后，香插在一旁，陈家奶奶又和李谋真一起在桌子旁边烧了一堆锡箔，以备列祖列宗在阴间里享用。
锡箔烧尽，按规矩第一代不用祭拜；所以从陈更华开始，逐一在桌子前面跪下磕头，以求列祖列宗保佑。陈良宇特意换了一身便衣，也跟在母亲后面跪下，给祖宗磕了几个头。一炷香烧完，这才合家围坐，享用这顿已经招待过祖先的酒席。
酒过三盏，陈家老太爷不免大发思古之心，历数陈家祖先如何出人头地，陈家以前又是如何地风光。已经开始发福的陈更华，也接过话头，语重心长地对陈良宇说，一定要争气，以后要为列祖列宗增光。他尤其跟陈良宇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捞到党票[3]。他说自己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虽然说是总工程师，别人也客客气气，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因此他要求陈良宇，再苦再累，也要咬牙表现，一定要在毕业之前争取入党。说到最后，陈更华几乎是涕泪横流。
这一次探亲回来，陈良宇和黄毅玲的来往就更多了。虽然还没有捅破最后的那层纸，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也经常约在一起，晚上去冷饮店吃冰淇淋。吃完冰淇淋，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到外滩散步，谈心。当时已经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黄毅玲，也希望陈良宇能够入党提干。潜台词是只有陈良宇入党当上干部，他们两个人才能生活在一个地方。当然，黄毅玲对陈良宇的鼓励，采用的方式温和多了，基本上点到为止。有许多话，出于年青姑娘的矜持，不便说出口来。
从上海探亲回到重庆的陈良宇，鼓鼓地憋足了一股子劲；他决心努力表现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加入共产党，获得政治资本的入门券。他还用一个新的笔记本，制订了一个两年计划，准备两年之内，一举达到目标。
【学雷锋积极分子】
陈良宇受到家庭和青梅竹马情侣的鼓励，下决心争取加入共产党和争取先进。因此他这次回到学校，几乎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早起半个小时，为同宿舍的同学打好开水；千方百计打听哪个同学家里有了困难，然后悄悄地寄钱到那个同学家中。平时周末喜欢打乒乓球，现在也不打了，而是穿着军装上街到处转悠，看到老大娘就搀扶一把，看到妇女上坡提着沉重的东西，就帮着提一段路。看到有人丢了钱正在哭天喊地，也掏钱出来帮助。每个星期天从街上回来，马上用一本专门的日记本，记下当天做的“好人好事”。
这是共产党军人典型的一套表现自己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多年刻意表现自己帮助别人行为的现役军人雷锋，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在大规模的学习雷锋运动之后，就形成了这种要求进步和入党的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方式。陈良宇自然也不例外。何况他的家境很好，也有足够的钱来帮助别人。
渐渐地，同学们都感到这个年纪最小的同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处处需要别人照顾的上海人，变成了主动帮助别人的，刻意要求进步的好青年。时间一长，他暗中寄给困难同学的钱，也有了反馈。受到帮助的同学终于也从陈良宇的日记中找到了证据，是陈良宇在暗中帮助。当然陈良宇这本记满了好人好事的日记本是故意摆在床头，以便让人翻阅的。总之，今天看起来非常刻意的做秀，甚至非常做作，既要让别人知道，又要装成无名英雄的那一套，在那个年代都在非常正常地进行着。
陈良宇的这些刻意表现，很快受到了老师和班级中干部的注意和重视。陈良宇的日记片段被摘抄出来，贴在了学校的宣传墙上，陈良宇也多次受到学校的宣传和表扬。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中，陈良宇被评为建筑系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按照惯例，学校召开大会表彰，并且颁发了证书。
表彰大会一结束，陈良宇立即到邮电局，给家中打电报报告喜讯。随后又详细写信向父亲陈更华汇报了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过程。并且告诉陈更华，这将是加入共产党的一部序曲。
果然，不久之后，班级党支部就委派了一名副书记，一个从部队到军校的前营长，找陈良宇谈话，让他“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谈话的同时，这位同学也告诉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些技术性细节，譬如怎样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如何进行思想汇报，等等。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仅仅大半年时间，陈良宇就通过最程式化的表现程序，成为受到共产党组织考察的入党候选人。当然，在还没有入党之前，陈良宇仍然暗中寄钱给困难同学的家中，仍然在周日四处转悠，仍然每天书写他的“学雷锋日记”。
【美国特务嫌疑】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中国进入了疯狂而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马路上，整天是敲着锣鼓的游行队伍。人们极度亢奋，而又毫无目标地进行着革命。在高层斗争还没有暴露之前，人们更热衷于抓出一批人，尤其是美蒋特务，进行斗争。很快，在常州的陈更华遇到了麻烦。
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总工程师的陈更华，虽然并不得志，但是在工厂里面却向来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不仅来自大上海，是医用X光机的专家，而且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因此向来是以权威的角色出现。有时高兴，也喜欢咬着烟斗，大谈美国芝加哥的风情，大谈美国见闻，什么美国煤矿工人家里有两部汽车，什么美国最穷的人家也有电话，美国有钱人的别墅如何豪华，等等，吹得天花乱坠，听着目瞪口呆。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常州的造反派马上想到了这位经常“为美帝国主义鼓吹”的留美工程师。那个时候，在美国留过学的人在上海滩固然有不少，但是在江苏常州，却是不多见的良好专政对象。这样，陈更华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吃到了苦头。首先他被认为是“美国特务”，因为“如果他不是美国特务，又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如果他不想搞破坏，他为什么要混入常州的电子仪表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自毛泽东，下到造反派，都是用这种白痴逻辑使得人人无比兴奋的。
倒霉的陈更华开始被限制回上海，接着开始参加陪斗。无论什么大会，高大肥胖的陈更华都被拉去进行批斗，更多的是陪斗。每次批斗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分子的时候，最后都要顺便批斗一下陈更华这“美国特务”。幸亏是这样，陈更华每次都能安慰自己，自己不过是陪斗的角色。更让陈更华庆幸的是，自己已经侥幸逃过了反右斗争，否则这样的苦头，早就开始吃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宽慰自己，陈更华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4]。
安慰是安慰，陈更华心中对共产党的怨恨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底，常州成立了陈更华“美国特务”专案组，专门到上海，和上海的有关部门一起，抄了陈更华的家。当时的黄浦区人民公社正好以这个借口，解决部分造反派的住房问题，于是以陈更华“美国特务”为名，宣布没收陈家在南京路的豪宅。另外给陈家分配了二间半房子；在静安区石门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上，楼下是上海著名的食品店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陈更华不许回上海，李谋真只好携老带幼，从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搬到每天闻蛋糕气味的狭窄居所。
此后，陈更华又被发配到江苏金坛的干校，和一大群黑五类分子一起隔离审查。说是隔离审查，其实是变相的囚犯；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定期进行批斗。这也是当时很多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通常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由于毛泽东暂时不想让军队也乱起来，因此不允许军队里也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相对来说陈良宇等于是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家里不断传来的消息，也让他心惊肉跳。谁料想，陈良宇一年多的积极表现开花结果，那位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已经通过了对他的初步审查，准备吸收他入党。但是组织上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需要进行外调。让他经受组织上的考验。
陈良宇万万没有想到，别人入党的时候，因为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都是轻而易举，轮到他的时候，却要经过这许多劳什子的审查，甚至不惜花费公款，千里迢迢到上海去进行外调。这接下来的变化，实在是神鬼莫测。
果然，黄浦区当时的街道当权者接待来自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外调人员的时候，刚刚送走来自常州的专案组人员。所以这两个外调人员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陈良宇之父“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在上海住了两天，采购了不少东西，泡了一个舒服澡，立马回学院报告去了。
【晴天一声霹雳】
陈良宇付出了一年多的积极努力，正在揣揣不安地等着最后的审查结果，不料学校保卫部郑重其事地把他找去，告诉他，他的父亲不仅有历史问题，而且问题相当严重，属于“美国特务”。因此学校不但不能批准陈良宇的入党申请，而且要求他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美国特务”陈更华，并且主动向组织汇报。
这对于年仅二十一岁的陈良宇来说，几乎是晴天一声霹雳。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结局，不仅意味他一年多来的表现全部泡汤，寄给同学家中的钱打了水漂，做好事的心血白费，而且从此以后他的档案也改变了颜色。他的档案，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地变成红色，而是从原来不红不白的市民成分，变成了“美国特务”的漆黑一团。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一团黑色都会跟随着他；无论他的表现如何，人们只要一翻他的档案，就会马上知道他的家庭成分；这就等于一件白衬衣上染了一点墨，而且是无法洗去的墨痕。
陈良宇顿时象霜打了的树叶，又黄又蔫，茶饭不香。早上也不早起打开水了，出操也没有精神了，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一点注意力也无法集中。过了些天，陈良宇父亲是“美国特务”的小道消息，也在建筑系不胫而走，议论纷纷。
第一次真正遭受人生挫折的陈良宇，陷于极大的苦闷当中。他非常冤恨这不公平的社会，那些土得掉渣，毫无水平的工农子弟可以立功入党，耀武扬威，有一点成绩就可以立功受奖，而自己却要背上家庭成分的沉重包袱。
尽管如此，经过新兵训练脱胎换骨的陈良宇还是显得相当坚强。在最苦闷和彷徨的时候，陈良宇给上海家中写信时，一句都没有提到学院派人外调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自己申请入党已经化成了泡影的事情。
陈良宇恢复平静以后，再也不表现积极了。他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只满足于自己独立的思维王国。星期天的时候，既不上街转悠，帮助别人，也不复习功课，而是蒙头大睡，落得个舒舒服服。
因为这次挫折，他几个月也不给黄毅玲写信，只想就此了断和黄毅玲的关系。自己的前程，看上去完全是一片迷茫，更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到上海。所以他也不想耽误黄毅玲的青春，因此毅然地中断了通信。黄毅玲收不到陈良宇的信，开始的时候感到奇怪，后来问过李谋真，他给是正常给家中来信，知道事情有变，因此一连给陈良宇写了许多封信。最后打电报给陈良宇，说如果陈良宇再不给她去信，她就要到重庆来找陈良宇。陈良宇无奈之下，才恢复和黄毅玲的通信。但是通信中，陈良宇情绪低落，对人生前途充满了疑惑。
这次事件不久，陈良宇所在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他们不断被派驻到各地阻止群众武斗，接管瘫痪的地方政权等任务。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毕业，再也没有回过教室。而在这段时间内，陈良宇又从一个处处表现进步和积极的“学雷锋积极分子”，变成了一个有成分包袱，处处被动的后进学生。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但是毕业之后，陈良宇的命运更加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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