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马游僵,漫手织文
标题已经说明了,不过可能人懒点,随意了
『关天茶舍』 [思想]如何在专制当中活下去
作者：世纪婴儿30000 提交日期：2006-11-17 11:01:00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专制的制度里。这么说，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庄子》对中国人是很有用的。在《庄子》里，可以读到很多避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这不是逃避，而叫“逍遥”。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危邦不入，现在的国人也可以出国去呼吸自由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海风。
能在专制制度下活得很好、很滋润的人，是聪明人。能在专制制度下继续思考、沉思的，是有智慧和勇气的。既聪明、而又有智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很多时候聪明比智慧实用而已。不管怎样，所有没有出国的人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专制的制度下好好地活下去。
寄生者是这样一种人，他愿意与专制制度合二为一，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可以是一个呼风唤雨的政客，也可以是一个默默打卡的公务员。慢慢的，他成为了一个早晚生锈的零件，一块无名无姓的砖。或者他也晋升为这个制度的一堵墙、一台有价值的活蹦乱跳的锄草机。
然而，寄生者也会去思考专制制度的创新。于是创新就又两个方向，一个是让专制制度更灵活、更有生命力，更好地延续专制下去。专制制度既可以是法治，也可以是人治。专制制度并非一定就不灵活，而且因为有很多人治的成分，却会异乎寻常地灵活。更多地用法治而不是去人治，就要订立更多、更复杂，也就会有更深厚的自相矛盾。这个寄生者一定相当困惑，为什么法律越多反而越难以施行呢。而这些制定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法律制度最终还要靠人去实施，于是就会出现部门之间、执行者之间的纠纷和斗争。
另一个方向呢，就是思考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合乎人性的地方，然后起来反对专制，去改良、改革、变革。这个寄生者愿意渐变，也相信渐变。在渐变的过程中，也改变着自己的寄生身份。虽然这样的渐变很难一时完成，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知进化的存在。
商人利用专制制度下的垄断格局来谋求商业利益，必须通过行贿来获得与垄断者打交道的资格。共产党的钱是最好赚的，这是天下人都晓得的。好赚的钱就要快赚、大赚，不然就是王八蛋了。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国有财产实际上是党产。然而我国党产的法律地位又是那么不明确（也不能明确），只能说是“率土之滨”了。党产如何保值，就要靠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了。它的建立，是受了国民党党产的启示。
因此，商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角色就是一个转换器，把党产转变成私产、民产或垄断者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很多是合法的，因而这个过程可看作洗钱。又有些是不合法的，这些财产最后又变成了党产。
更由于党产的不明确，而使得以党职自居的垄断者的权力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市场价值，可以通过商业活动转变成有形的财富。这个过程非常微妙而充满玄机。垄断者的权力可以把那些说不清的资源变成财富，这样的说不清的资源可以是个人与国家共同拥有的注意力资源，也可以是各种自然资源，等等。
学者大多对制度不满，他们天生就有这毛病，任是什么制度都要去批判。中国的学者也分为至少两种，或一个学者也有两面。一个是直言批判，如鲁迅、梁漱溟等。至于如今，贺卫方算一个吧。他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没有经过法律登记，没有法律地位。他是个宪政学者，这么说也是对党的提醒了。余杰也算一个，但我觉得他现在更喜欢咬人咬出一嘴毛的角色。这个人于思想上毫无建树，也是吃青春饭的。
其实学问很多，政治只是其中之一。但政治并不止于政治，政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参与政治就是在参与历史。同时，在中国，政治也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除去自然科学而外，社会科学都会与政治有瓜葛。艺术更不用说，除去工笔画和青瓷。因为政治确实就是一个学者的道德。
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如何以自己的道德来适应这个专制制度的呢？
一天到晚的批判姿态肯定不能见容于专制，这样的学者也就会落落寡欢，成为不了酒筵上的常客。而有一些学者，心中有成名的渴望。这样的情绪和演员差不多，却要背负为人师表的责任。从演员到明星，带给观众的是快乐。而一个学者要是出名了，还非得弘扬点儿什么不可。演员依靠演技博得名声，无论如何作秀都和其职业一味相投、相得益彰。千万不要去责备他们（她们），因为他们（她们）如看待表演之于人生那样把作秀当成表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学者要成名，也要走入媒体，作秀与作学问怎么才能体体用用的就又成了一门学问。可要走入中国的媒体，就要放弃批判吗？没有，但经过了移情。所谓“移情”，就是把对现实社会对象（如专制制度）的（批判）情感移情到别的上面，变成另一种批判情感或者品评。像《百家讲坛》，就是众学者们移情狂欢的现场。易中天品三国，是典型的历史移情。刘心武说红楼，是标准的意淫移情。纪连海砍和?|，是自我塑造的移情。而余秋雨则将情感的视野从吻花哭驴式的历史转向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世界各地，为《百家讲坛》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观中国电影的大制作，大多不能自圆其说，画面富有轻浮之美，并不想打动人心。以《夜宴》为例，为什么要走《无极》之路呢，因为无路可走。现实题材容不下这样的大制作。我们也不能怪冯小刚为啥此前一直只作赚钱的贺岁片，因为他的文艺片《我是你爸爸》被毙了。而《我是你爸爸》就是一部对专制进行了充分隐喻的移情片。被爱情毙了的人可以找到生活的籍口去嫖去卖，被体制毙了的艺术工作者去做做商业片也就不能算堕落。
艺术就是这样，在专制的制度下转向了娱乐。当然，这个转向所需的动力中还有商业与金钱。但商业与金钱并非只能打造娱乐，一样可以打动人心。是专制的审查制度，使得娱乐成了纯娱乐，使得艺术家的想象力变成了观众的捉摸不定却始终大开的那个胃口。
声讨一下专制制度在艺术生产中的质量控制作用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再继续去小作坊里做原来的手工业了。
以上的都是所谓成功人士，而大多数的人是不成功的。后者会在小酒馆里呼朋唤友纠集一起商量着明朝能搞点儿什么，结果是提着一膀胱的尿和一肚子的下水回家去了。他们是愤青儿的群众基础，是酒席上的英雄豪杰，在酒后醉里常有惊人之语，并视天下为裤裆。
在北方，这样的愤青儿成就了京味文学和二人转。京味儿当中的相声，就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自娱自乐而逐渐发达起来。而在南方的天府之国，摆了一晚上龙门阵的人们第二天会继续着麻将生涯和美食人生。他们没有这样的土壤来锻造一个草根艺术。
这就是普通人的活法儿，这就是失败者的笑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周到地说明了普通市民如何在活法儿中绽开笑容的生存之道。
这个专制制度虽然不是家族世袭制，却是集体世袭制、一党世袭制，比朝鲜也好不到哪儿去。雷区、禁区、敏感区到处皆是，颇似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草坪——禁止践踏。这样的疑神疑鬼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每日质量报告”，表现在思想上便是统一牌团结面。由于这样的草坪，便隔出一些通幽曲径来。走在那上面的，大多会成功的。而更多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了。
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求得生存、发展就殊为不易了。为了自身的发展，被迫写出一些入团、入党的申请书，还会有政治学习来继续新世纪的洗脑和自欺。这样的洗脑和自欺虽然不能糊弄当事人，却能让他明了这样的门道可以引申到做人与做事。渐渐的，古板的教条和八股竟然也生动起来，如同剪纸的吉庆有余变成了一缸子花色金鱼了。
这样的专制制度好似三峡大坝，将要去下游产子的中华豚搁置在上游。比到国人的智力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不能发挥个性、只能恶搞天下。头脑不过是比下水稍微难吃点儿的一摊肉，人杰只能在精神病院和抑郁的蓑衣下了此一生，古代文明始终放在国学的橱窗里而不能下载到超女的餐桌上。
而专制制度对于专制者，也只意味着专制。大垄断管着小垄断，大专制管着小专制，大房子套着小房子。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把每个人席卷其中。但每个人只想专制他人，对自己却希望是自由开放的。譬如江青尽管只要社会主义的草，却能以电影演员的爱好看到资本主义的大片儿。那些能严于律己如周恩来的，只能更加痛苦。
于是，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中生存下来的指导原理就是儒、释、道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混合了。
儒家说的是，如何通过修身以达到天下平的尺寸，如何处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专制面积，如何去做一个虚伪的君子和真实的小人。
佛启发的是专制制度本身的空、专制者与被专制者的相以及他们的轮回。很多求官求财的人去拜佛了。越是充满罪恶感的人越容易有悟，而禅更是为此提供了捷径。
他们为什么不去求老子呢，因为道是用来暂时忘却的。比如暂时退隐，可以拿道来韬光隐晦。一般人安贫乐道击盆而歌也是好的，变多少只蝴蝶都不用怕被作成标本。
马克思主义为专政提供了自定义历史下的解释，也为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了特征分析。总是那些超越了马克思的人，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身的回归，就像存在哲学与存在主义的不同。
毛泽东思想中自相矛盾的成分，很多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留下的痕迹。那本《矛盾论》倒更像一部军事著作。他的辩证法更多地运用到修辞，而不是实践上。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个一定条件一定是由专制者来为被专制者来定义的。
所有这些订合在一起，就是一本《在专制中生存》的教科书了。五法相生，活学活用，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