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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进入职业领域，除了工作繁忙，积极上进，年轻人的求知欲减退，在其它五花八门的事物吸引下，很少再捧书阅读了。除了专业文献，就算有闲心，也只是看看《大众电影》，翻翻《十月》，《花城》，《当代》、《译林》等杂志而已。
因为《译林》，我又开始了阅读名著。同单位的女友订有《译林》这本杂志，谈朋友就从借她的《译林》开始，后来发现她阅读过不少外国名著，为了跟上文艺女青年，我不断地向她借书看，认真读，与她谈恋爱期间，少不了交换读书心得，门当户对，首先思想上要有吸引力，世界观不同是谈不到一起的，这些探讨和交流似乎考试，考验我们能否成为伉俪。每次看完的书籍，我总是找来上好的纸张，整齐地包上封面，交还给她，再借下一本，周而复始。一本又一本，谈恋爱的主观动因，导致客观结果，这期间我读过了《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简爱》（Jane Eyre），《红字》（The Scarlet Letter），《荆棘鸟》》（The Thorn Birds），《牛虻》（The Gadfly）等文学作品，从这些小说里，不光看见的是司汤达，大小仲马，托尔斯泰，奥斯汀，勃朗特，霍桑，麦考洛，伏尼契等大文豪。而爱情故事，才是他们的共同符号，难怪我在对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对的书籍，爱情才有结果，不能全是天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可说是自选小说里，最富有社会主义教育意义，被推荐给青年人的励志读物，我虽然也因保尔在朱赫来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献身奉献精神所鼓舞，但更欣赏他与林务官女儿冬妮娅的恋爱过程。可惜为共产主义而成为红军战士，与资产阶级布尔乔雅的美女分道扬镳，后来伤残退休，被立为英雄，实为牺牲品的保尔，让人非常惋惜，至于丽达因为误传的噩耗而让保尔最后失掉了可能的幸福，甚至作者让他双目失明，我的感觉只有一个，保尔柯察金真是个倒霉蛋。虽然我不理解，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但文革中，发生在中国的样板戏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一直就在试图证明悲惨就是英雄的DNA。像牺牲了丈夫的柯湘，单身剩女方海珍，好不容易有个丈夫的阿庆嫂，还要被作者发出去跑单帮，总之，舒适安逸环境下，绝对出不了英雄。不过外国作品的写法实在是比国人高明得多，所以会被自己选来阅读。
西方文豪书中所有的情爱都是复杂而又曲折的，可以认为是不大合正统，有些甚至见不得人的。英俊潇洒的军人，权力无边的教士，贵族子弟，上流社会的社交，因为有了文豪们细心的勾勒，人性，动机，欲望，社会现象，整个让人读得目瞪口呆，让刚刚脱离文革红色浪潮不久的“革命”青年入如坠深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西方世界与东方“文明”天壤之别，我们的崇洋迷外，我们的自由向往只能依靠读书来寄慰。
爱情有了结果，读书的口味也有所变化，闲暇寻刺激，阿加莎克莉丝蒂的作品也捧在了手中。据说她的作品在全世界的畅销度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电影小说一起看，我们也陷入学当侦探，逻辑推演，线索分析的热浪之中。科林斯的《月亮宝石》，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也都有涉猎。作家们那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风范，很适合我的胃口，思维开阔，细心观察，拒绝先入为主妄下结论，对于严谨的工作态度不无帮助。
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体现在它的历久弥新，无论多少年以后，依然让读者感叹它的魅力。其实名著的魅力还在它的“普世价值”，无论原著何种语言，无论哪国的读者，名著的内涵早就跨过了国家的限制。
记得女兒上高中时，学校文学课程就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等名著，我不经意的与她分享读书心得让她觉得诧异，像我们这类中国人的家长，在美国长大和受教育的孩子眼里，是一群自带便当上班，工余时间从不光顾酒吧，周末同类聚会总是谈论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总是名校常春藤、工资级别占据主要话题的一群人，怎么也懂大仲马，什么时候他们也知道文学巨匠的这些不朽经典。可见无论英文、法文或者俄文的语种不同，无论孩子还是父母的年龄差距，以及读者群生活于东方还是西方地理位置不同，名著也能够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随着技术进步，因特网普及，手中需要捧读的书籍都让爱啪德代替了，长篇大部头已经没有了读者市场，估计再也不会出文豪了，高速的生活节奏还能容下静心阅读的可能吗？年轻人人手一台游戏机，耳挂苹果产品随音乐而动肢体语言的画面，在家里，旅途，商场，行驶的车船飞机上比比皆是，自由选择读书的习惯慢慢离开人们，我以往的读书经历正在成为历史。
写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