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2）

• 活在“新”中国

 

两年以后，共产党新政府接管了全国，柳州铁路局被军管，国府旧员，管理与技术人员被重新甄别，后来父亲又任职于广西柳州水电厂工程师。几经变革，父亲辗转回到了四川，先在四川省公路局电讯科工作，后来又在共产党的川北行署干活，其间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共产党日后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先生。之后辗转西康省工业厅工作，再后来又任职于四川省工业厅电管局设计室，再后来任职的地方是四川省水电厅火电设计院，直到一九六一年，水利电力部西南电力设计院成立，又成了西南院的高级工程师。一九八六年，父亲正式从西南院退休，此后负责成都市退协设计所，参与多项电力系统项目管理工作，同时受雇于成都数家国营及民营企业，担任技术顾问，直至年迈，终于闲赋于家，安度晚年。

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父亲解放后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他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为了生存，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以前的少爷不见了，年青专业工程师的优越感没有了，人前从不高谈阔论，决不与人争执，性格唯唯诺诺。这样的变化练就了他与世无争的性格，再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出身，就连当年新竹棉纺厂的聘用证书也悄悄付之一炬，不留任何一点与台湾相关的蛛丝马迹。父亲的人缘关系在所工作过的单位里也是出奇的好，能够从社会的各次大动荡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实属不易。父亲几十年来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性格顽强的一面。

并不遥远的故乡，几十年来都是他最不想触及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前辈约父亲一道返乡祭祖，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而是由在成都的其他亲戚代劳，他的确是想彻底忘掉家乡那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父母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随着一九四九年那次中国政府的更迭，他们的家境便一落千丈，殷实的家庭财产，子女的良好教育，这些所谓中国社会中上层家庭努力成就之目标和文明社会的共识，都不是新生红色政府感兴趣并愿意保护的。相反，“革命”的理念，从理论到实践，才是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推翻旧的社会秩序，打破旧的社会观念是新中国要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要走“社会主义”之道。新的国策与中国从前的政府相比较，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受保护的现在是乡村赤贫的农人和帮工、游手好闲的城乡懒汉、收入低下的工厂劳工，甚至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总之能够称得上“无产”的这群人和按此划分的“阶级”。政府行为则是要将“有产者”祖辈积累下来之财物充公以后，分发给无产的阶级，而这一过程，是暴力而又残酷的。“解放”带给父母家庭的，只有悲惨的结局，家产被瓜分，亲人们却还要遭受生离死别的痛苦。父母的后半生，几乎不得不“隐姓埋名”低调做人，尽量避免一切可能触及到家庭背景的相关事件。我自己也是在成年以后从别的地方得知我们家的过去，对于家族旧事，父母在孩子的面前从来都是环顾左右而言它，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