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花园
记录自己的思想。希望能与别人交流思想。
1．
或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超乎天地之间的那么一架巨大的天秤，毛的灵魂被放在一边，而另一边，放上其它的什么人的，比如林昭的灵魂，那么天秤会向哪一边倾斜呢？
2．
当我们把手指伸入历史的书页，伸向四十年前，去触摸毛的内心世界时，我们的指尖会碰到什么呢？
如果把毛说成是洪秀全那样庸俗贪婪之辈，这至少是不公正的。毛确实不限于此。
据毛的前秘书李锐等回忆，被称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毛，竟是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毛绝口不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命题，却擅自为那个犹太臭老九作了一个简短的思想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他手不释卷的竟都是线装书。据其仆人回忆，毛声称自己曾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这个对古代弄权术烂熟于胸的男人，对于林彪赠他的四个伟大，他只对其中一个伟大真感兴趣，那就是“伟大导师”。他曾明言自己追求的是“君师合一”，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关于毛的内心的推测，如今已经有很多种说法。但我们的指尖却从选定了三个关键词：造反，权术，历史虚荣心。
毛确实是中共早期最积极的活动者之一。然而毛参加中共运动，与其说他是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顺从他自己强烈的本能，那就是要造反。他对“外国友人”谈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曾谈到他青少年时见到的农民反抗活动，他说：“我是多么想参与他们哪”。在后来的成长中毛发现自己最好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发现马列主义那一套有两个词非常对自己的胃口，那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
造反的血液与权术的心机，竟在这个男人身上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结合。于是在枪林弹雨之中，在高山与密林之间，在没完没了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中，这种完美的结合使他象水中的黄蟮那样从容自如地的有进有退，有伸有缩，终于把他带到了天安门城楼。那一刻，他与其说是感到自己站在了国家的大舞台，倒不如说他感到自己站在历史的大讲台上。他感到自己从探视历史变成了平视历史。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讲完后，他侧耳五秒，想听听在历史的山谷里怎样传来了他那几句话的回音。他举目四望，看见众多历史人物隐隐若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是的，是历史虚荣心，是一本一本线装书高高垒起的历史虚荣心，是与人类“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运动捆绑在一起的历“史”虚荣心。
这个词组是解开毛的内心秘密，也是解读文革本质的钥匙。
3．
使毛下定发动文革决心的因素，既来自国际的大气候，也来自国内的小气候。众所周知，正当中共建立新政权企图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时，南斯拉夫却开始背离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简称列斯主义）；而苏共的赫鲁晓夫上台后，也作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至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时水到渠成的产物。而真正爆发的共运偏偏都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度。这些共运与其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列斯主义的，以至列斯主义成了世界共运所认同的正宗方向。可是当列斯主义被背弃，世界共运产生了不同的方向时，中国共运又该怎么搞呢？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个问题一定撞击过共产党人的思想。毛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应该是有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很快出现了反修正主义的宣传。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又该怎么搞呢？毛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应该是有的。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结果。或者说，毛是没有耐性也没有知识基础去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的。于是他的思考被他内心的一种不安所取代了，以至他忘了思考，只剩下不安了。他的不安就是：他现实的政治地位，和他在历史中的地位。斯大林去世了就被搬下了历史的神坛，如果我这一代君师去世了呢？以至他后来提出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时，他的潜台词是防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
如果说大跃进之前他的这种不安还是隐隐约约的话，那大跃进失败之后他的不安就变成了剧痛了。这时他也许能明显感觉得到，他在历史中光辉万丈的地位，确实是与他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连在一起的。那中国社会主义到底该怎么搞呢？如果不能象大跃进那样搞，或许就该象刘少奇那样搞吧？可是象刘那样搞却又非我所长啊。按部就班的经济建设，跟我的热爱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又有什么关系呢？使我获得巨大成功的宏伟绝伦的历史舞台，现在又在哪里呢？
最让毛不可以忍受的是，大跃进失败后他在党的威信竟真的开始下降了。刘邓竟敢连开政治局会议都没通知他参加了。问题的更严重之处在于，他们现在不是一两个人，他们已经赢得了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了。这时他明白，如果让刘等人成功了，非但他会完全失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甚至他在历史上也成了刘旁边的一个阴影。一种烈火突然在他心里燃烧起来。自从他掌握这个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他是多么想念他的人民啊。可爱的中国人民向来推崇王者和成功者，王者工作有一点点失误，善良的中国人民又怎么会不原谅呢？所以大跃进失败后他们还一样地热爱我。想到这里，他一跃跳进了长江。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开始细心观察形势寻找突破口。
终于，几个知识分子制作的一部电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又是这些自以为是的反动派。毛呵呵笑了一笑。
4．
毛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与其是因为早年被胡适等知识分子所漠视，倒不如是因为其性格使然。而毛对知识分子的践踏则既是他性格使然，也是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现实需要。诚然，知识世界的理性、科学与道德理想，是一种毛所无法理解的沉闷与幼稚，是与毛的禀性格格不入的。更为可恶的是，知识分子在讲台上的庄重，深深地冒犯了他内心深处的“师道尊严”。在他掌权后，面对这些会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异样声音，使他深深地感到不快，因为那破坏了他站在权力巅峰的满足感。当他感到他对一个大国的前进方向的把握，受到一种他所厌烦的貌似高深的威胁时，他尤其感到恼火。于是他青少年时代埋在心底的主旋律再次响起：造反。他们不是喜欢站台上吗？让他们戴个高帽站上去嘛。
于是神州大地一夜之间真的搭起了千万座高台。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与掌有实权的党员一起站在这些高台上，颈挂大牌子，头戴大高帽，在饱受着自己的学生、同事、朋友甚至亲人的谩骂、皮鞭与恶拳。红旗与红旗下的罪恶一起，象一场大火一样迅速烧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与乡村。
把历史的书页翻到1968年，我在寻找一个人。在森林般的红旗中，我找到了她踉踉跄跄的身影。她叫许宪民，是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她的女儿被枪毙后，她开始疯疯颠颠地在大街上游走，迷迷糊糊地喊着她女儿的名字。正当我想把她拉走时，一群红卫兵却涌上来，一把把我推开，然后雨点般的拳脚都落在许宪民的身上。我眼前这个活生生的老女人，很快变成了一具五颜六色的尸体。年轻有为的革命小将们说：她的女儿是反革命，而且还让枪毙了。她女儿这么坏，那她还能好到哪里去呢？大家快来啊，你给她一拳，我给她一脚。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就表现在我们拳脚的力度上。大家快来啊！我恨，我恨，我恨你阶级敌人！
5．
多年来当局有意无意的淡化，竟使现在的年轻人不不相信以上一幕是真的。时至今日，人们已经难以理解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理状态了。
从那场所谓革命所爆发的力度与所波及的层面之深之广来看，当时中国青年心中确实藏着一种类似于反抗欲的情绪。然而我们纵观中国长达两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史，那种类似于反抗欲的情绪，什么时候没有存在过呢？鲁迅不是说了，中国人或是处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是处于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动荡时代。奴役的体制加上奴役的文化，使众多种人性的欲望被压制到潜意识层面去了。要做奴隶，并做稳做好奴隶，很快占领了国人表层意识。当做稳了奴隶后，人们又开始找些手工艺、古玩和书画来发挥自己剩余的精神能量。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人们才开始反抗。一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二是：皇上说，我让你们反吧。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就是第一种。而第二种，近代史上的纪录就是所谓的义和团运动。第一种反抗，或许还真须要几个英雄；而第二种情况则更为阴险。其实并没有真的英雄，而人们在模仿了传说中的英雄行为时，竟真觉得自己是英雄了。真的英雄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而皇上所鼓励的反抗却让人们过足了英雄瘾却不用自己付出代价，怎能不让人慷慨激昂前赴后继呢？
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以上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代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如今不是很有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吹嘘文革的美好吗？那么在现在这个“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敢站出来反抗吗？他们敢吗？
于是很快，文革这场安全的反抗运动便变成了赤裸裸的一场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破坏运动和迫害运动，变成了一场无聊的激起妒忌与仇恨并宣泄妒忌和仇恨的运动，变成了连参与者自己也信以为真的弄巧成拙不欢而散的假面舞会。
6．
其实，在那有几千年的极权历史中，一旦社会稳定，必然会形成一个凌驾于平民头上的权力阶层。而极权的体制又不允许民间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渠道，使年轻人的自我表达欲望受到了强有力的压制。然而这不是一个“什么阶级压制什么阶级”的问题，而是极权体制与生俱来的先天恶疾。然而当我们更进一步分析所谓“反抗欲”时，却发现使文革爆发的社会心理动机并非这么简单。
国人面对威权的心理有三个紧密相联的层面。一是崇敬之；二是嫉恨之；三是想取而代之。国人唯一不能做到的，就是平等视之。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取而代之”。这与其说是对奴隶精神反叛，倒不如说是对奴隶精神的一种升级与深化。取而代之之后，自然就可以俯视那些崇敬着自己或嫉恨着自己的人群了。
而崇敬或嫉恨，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被视为与威权平等，而自己也不把自己视为与威权平等时，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心态的两个方面。面对威权，国人是需要一种崇敬来寄托自己的希望感、道德感和幸福感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中“忠臣”形象的由来。至于那远在天边的“忠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还是其次的。与“忠臣”形象相伴随着的“奸臣”形象，则负责承载着国人的失落与怨恨。国人对忠臣热烈的爱，是需要对奸臣热烈的恨来支撑的；反之亦然，国人对奸臣热烈的恨也是需要对忠臣热烈的爱来支撑的。在新社会新时代，这种爱-恨模式因为找到了新载体——大救星红太阳，而使其爱与其恨在相互支撑中更为炽烈。因此，国人对伟大领袖，对那大救星红太阳越是爱，对那工贼叛徒兼中国的赫鲁晓夫就越是恨。表达这恨的具体行动，就是把身边的威权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因为这种行动对症下药般地使自己潜藏的反抗欲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而自己心中的红太阳恰好是支持自己这革命行动的，想到这一点，革命小将们就觉得红太阳对自己甭提有多贴心了。于是他们声嘶力竭、手起鞭落。红太阳，红太阳，我骂得可狠了，您听见我了吗？红太阳，红太阳，我打得够使劲儿了，您看见我了吗？
革命小将们年轻吗，忠诚吗？年轻，忠诚。你看看那唰地一起举起的红宝书海洋就知道了。革命小将们敢作敢为，有创意吗？敢作敢为，有创意。你看看那被砸毁的文物和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就知道了。可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是在一种新文化的指引下进行的吗？不是。大革文化命，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一种新文化吗？没有。
7．
如果我们让自己的手指穿过时光，在那些一个一个狂跳着的心脏里继续寻找使这种疯狂迅速漫延的心理因素的话，我们很快就触到了“媚俗”，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
所谓媚俗，可以被理解为，因对伴随着精神孤独的虚无感本能地拒斥而产生的对他人，对社会所做出的迎合的言行。然而文革时代的媚俗，却有着一种强烈的恐惧作为其动力，那就是一种对被划定为“恶”的恐惧。在那个不断人为划分好坏，不断寻找敌人并把找到的敌人马上打入社会最底层的时代里，人性天生的道德感也迷失了方向。仅仅是基于生存下去的动力，人们把本能的善恶判断依附到强权与社会（他人）的标准上，依附完之后便摆脱了孤独，竟马上觉得这种善恶标准是正确的。这种皈依的心理需求在青少年人生观开始形成的时尤其变得强烈。看着那些惨淡凄凉的右派，他们是多么害怕被同学被社会所抛弃，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啊！为了掩盖这种恐惧，他们就越是要求自己“有好表现”；越是要自己表现“好”，就越是要对“坏”表现出强烈的憎恨。因此他们身上的毛主席像章一定要多，如果别人也一样多，那自己就要把像章别在自己的皮肉上。因此“好”的同学们批斗了自己“坏”父母，那自己一定要跳上台踹上一脚，而且一定要踹得更起劲。啊！我是好人！他们竭斯底里地吼叫着。
终于，他们心中的对被认可的渴求在经过对“坏”人实行各种各样的践踏、捉弄之后终于得到某种落实。他们感到自己“升华”了，在世界上自己的存在变得更真实具体，更“阳光灿烂”了。
就是这样，在一个充满精神奴隶的极权社会里，一部分奴隶为了表现自己是“好”的奴隶，通过践踏无力反抗者的方式，而津津有味地扮演起反抗者来。而另一部分奴隶为了表现自己同样是“好”的奴隶，则不失时机地扮演起为“反抗者”欢呼喝采摇旗呐喊的角色。于是这场反抗无力反抗者的大型英雄话剧，便在全国声势浩大地排演起来了。
8．
当历史的烟尘渐渐消散，人们发现昔日豪情万丈的批斗场，原来早就已经高楼林立。
你看看大街上走着的每一个女孩子，无论出身什么阶级，竟一律无耻地涂上了红唇膏。漫漫长街上的每一个铺位里，都坐着一个万恶的私营企业主。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地把资本家的工厂开到了大陆，肆无忌惮地吸着的工人阶级的血和肉。美帝则最为阴险，他们甚至狡猾地分别以开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手段，兵分两路把特务派到了全国各城乡。
一切让人眼花缭乱，一切都是纸醉金迷。
可是当年我们的激情，都是为了什么呢？
9．
历史的烟尘渐渐消散。现在的年轻人听到那些天方夜谭般的事，竟开始怀疑你的描述的真实性。当然，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在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的某机场会有嘭然一声枪响。
应声倒下的女子叫林昭，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她被害前已入狱九年。据后来知情人描述说，她已吐血多年，完全是被从病床上拖上刑场的。她被害前不久，其友人张元勋曾到上海提蓝桥监狱看望过她。只见她的头发曾被一撮撮地扯下，留下如斑秃般的白痕。据说是在监狱斗争会上被其它犯人扯下的。她的衣服与裤子也缝在一起，据说是以防止监狱看守的强奸。张的会见目的似乎是要说服林认错，投降，以保存生命。而那似乎也是监狱当局所希望的。然而林却笑着断然拒绝。
查看关于林昭的零星资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她完全是从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好人”，一个被赞美的北大才女，转而下定了决心头撞南墙的。事情最初发生在北大反右开始时的批判会上。林突然跳上了桌子说：你们都是在干什么！
第二天她马上成了右派。和很多右派的忍气吞声不一样，她居然从此开足了马力向由“好”人专政的制度撞过去，坚持上书，办地下刊物，直至在狱中还公然抨击伟大领袖和极权制度。有人说，那不是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吗？她就是要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在她从北大桌子上跳下来时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了。
她说：我是为你们而死的。
10．
阅读林昭留下的言论，我们还不由得惊叹早在四十年前，她就开始强调一些最近这十多来年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的概念：自由、民主、人权、宽容，反极权、反专制，甚至非暴力、基督、博爱。我一直在想，她有着非凡的智慧和洞察力吗？非也，我们看见她的言论其实并非深不可测。她能守住这些判断，仅仅是因为她守住了人类对于良知的直觉。而那竟是要用无尽苦难与生命去捍卫的直觉。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曾经的“好”人，她是如何以其强大的自信，以能够在那个“好”人横行霸道的时代里，死死地坚守住做一个“坏”人立场，以承担“坏”人所必须要承担的善良、真诚、屈辱和无尽的孤独。
相对于那屈辱和无尽的孤独而言，死是不可怕的。很多人上吊沉湖，慷慨赴死，只不过是因为那屈辱和孤独，比死要可怕得多。有些反革命分子被押赴刑场时，留下遗言给儿子：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他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一刻他举目四望，看见了人间的温暖了吗？当他看见“好”人们仍然活着，至少还可以感受到抱着儿子时的温情时，他后悔了吗？
在九年的牢狱中林昭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后悔，但她却是越来越坚定了。唯有在张元勋面前提到自己的母亲和弟妹时，她竟忍不住泪流满面。监狱看守说，那是他们所见到的她唯一一次哭。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那段历史的书页上仍然烟雾迷漫。然而我们还可以等待。一直等到大风吹散云雾的那一天，我们将看见史书上写着“林昭”两个字。那是一个圣徒的名字。
11．
据记载，基督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的父啊，你为何背弃我？
然而三天之后，他在死中复活。
12．
确实，如果说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他了。
自从刘在他的视线内彻底消失后，毛还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极目眺望着不远千里而来的红卫兵的海洋。他心里想象着这种景象会每七八年出现一次，想象着他的光芒照彻了历史的全部时空。他想象着中国人民从此洗心革面，日子永远这样过下去。只有这样，那他的头像才能永远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可是日子真能永远这样下去吗？除了阶级问题以外，难道不是还有一个制度的问题吗？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认为那是一个只有知识分子才会问的愚蠢问题。
而在林彪出逃，尤其是四五运动之后，毛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终究会失败。“我也许会跌得粉碎。”毛对仆人这样说。
13．
当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的那个问题时，我们举头望着天空。这时我们发现在超乎天地之外，竟没有一架可以称量人的灵魂的天秤。
只见在那无尽的夜空中，有一个光点特别的明亮。人们说：那是北斗星。
http://www.taosl.net/dir2/memo_linzhao_moluo.htm
苦难雕刻的灵魂
灵魂站立的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