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随感啦

把每场悲剧最终上演成为闹剧是有难度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悲剧揭幕，以闹剧收场的。在那场并非后无来者的戏剧般的权利游戏中，无数的中华英雄儿女们都被忽悠起来，稀里糊涂便被少数“卓越”的革命家和权谋家们集体先奸后杀了。但他们对“革命”的推波助澜无疑确是“功不可没”的。对无数出身不好的家庭来说，那是场人间悲剧；而那些被奸杀的英雄儿女们则自视赴了一场人生欢宴，使他们有机会在人生中头一次体验到驾驭他人的快感，以及长着同一张面孔所带来的群体归属感，因此将文革闹剧全部归咎于几位忽悠者似乎“有些仓促”：因为历史往往是由一群群蒙眼拉磨的驴涂写的。撂蹶子的不适合拉磨，比如张志新和有嘴要讲心里话的人，但这个群体太小，势单力薄，并且从古到今都没有好下场。

天底下毕竟以拉磨为乐的多，我个人将这股轰轰巨响的噬人流归入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或者叫“群氓”，他们没有鲜明的自我意志所外显出的人的“个性”与“情感”，他们需要追随和膜拜些什么，他们摸到了强权者的脚后跟（或者强权选中了他们），他们向来一次次被利用并左右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与进化，以及社会思想道德的“被和谐”，如勒庞所言，“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道德”。这群“道德的大多数”人流是“适者生存”的典范，犹如一群群亿年不灭的蟑螂，有很发达的嗅觉，可以互嗅到同类，并一起踩在被蚕食者的身上，插上一展展呼呼叫的标旗。

“适者生存”，从不等同于“义者生存”，“善者生存”，“勇者生存”，“自由者生存”，或者“诚信者生存”，从我看，只能理解为“适文化者生存”，因此，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正义者，善良者，勇者，诚实者的确不适合生存，他们是痛苦的。数千年不变的旧文化筛选下来，活得最旺的自然应是权术者，专政者，诡辩者，以及懦弱者。

从生物学上，我总觉得快乐比起痛苦的阈值要低，换句话说，快乐比起痛苦来得太容易，比方说我抚摸你的脸和遭我扇一巴掌所使用的力度就不能一模一样，再比如给你一剂吗啡，我保证你对所体验的愉悦能记一辈子，如果你还相信灵魂，保不准它还会在你入土后一飘三回头。因此我对“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提法有异议，至少你不是向日葵，我也不是，我们含有肾上腺素，但不含叶绿素。

好在这个社会还有人甘愿体验由于想思考和说心里话所可能带来的麻烦和痛苦，比如鲁迅，周作人，王小波，易中天，茅于轼等人，这些个“刺儿头”,“疯子”，和“倔驴”一定使大家不快，因为他们提醒众多的英雄儿女们没事儿不要自个儿偷着乐，要乐就乐出声儿来，也好带给周围正在痛苦的人们。没事儿也不要傻乐，不要让大家误解你是个患有痴呆的跳梁小丑。我爱我的祖国，确切点说，是爱生我养我的那片数千年来饱受蹂躏的土地和百姓，我已不期待它能长出什么真正的英雄，少出几个“阴雄”和几群乌合之众，少出几锅对权谋的津津乐道和膜拜者，就是大地百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