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子 -十方

中国的民谣没有死，虽然它还举步维艰。湖南卫视不能代表中国的乐坛，罗大佑和纵贯线是台湾商人。听听中国人真正的心声。

尘土飞扬

耕种

冬子：生活比音乐更重要
　　
　　文/张莹莹
　　
　　动荡时光
　　“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冬子说，但冬子的故事可能尤其波折动荡。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简略地讲述了自己1992年到2002年的经历，当过兵，卖过米，看过鱼场，以至于最后，他摸着自己圆圆的脑袋，说，我好像失忆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然后又发出了他招牌式的憨厚笑声。
　　他觉得自己是个“粗人”，比如十几岁当兵，每天给飞行员们打水拖地。干了一年，领导死活不让他干下去了，因为在冬子的劳动下，“连队所有的水壶都换了一遍，所有的茶杯都没了盖子。他们觉得我培养不出来。”
　　他脾气硬，诸多正儿八经的工作，比如工商银行图书管理员，比如粮食局库管员，都“跟领导不和”，被穿小鞋，几个月就打回原形。他还拧，有朋友开酒吧让他去帮忙，却不给他饭吃，冬子硬撑着没动酒吧一分钱，几天不吃饭，“这辈子头一次看见金星”，眼神都呆滞了。
　　他也笨，“好了伤疤忘了疼”，受了这个朋友的苦，朋友有事找他帮忙，他又去了，直到又一次凌晨三点钟独自走在六里桥，翻遍全身找出五毛钱，用洗浴中心的电话给另一个朋友打传呼让他来接。
　　他懒。不喜欢上班，有点钱就呆着，93年在深圳，“我跟俩流亡的人一起，住铁皮屋，地上铺一张席子就睡，一听到外面有联防查暂住证的声音，我们仨抱起席子就跑。”冬子回忆起来还觉得挺美。因为只会调音，每到山穷水尽了他就找夜总会打工，挣到一点钱就不干了，换个地方，继续呆着。
　　所以冬子的经历，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他在北京、深圳、西安、蚌埠和老家湖北云梦之间来回游荡，工作也千变万化，“在西安帮朋友打理酒楼，后来因为老练琴，疏于管理，酒楼就倒闭了”，还跟着俩朋友在深圳干过一年多的进出口贸易。
　　但这样粗糙、倔强、懒散的形象之外，冬子又是一个细腻重情的人，比如他回忆他的童年：“我跟外公住，每天晚上我写作业，外公在一旁听收音机；早上醒来，就看到外公坐在床边，一边抽着烟一边看我。外公经常前面挂着表弟，后面背着我，在田野里散步。小路的一边是菜园子，走不远就是一条河堤，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油菜花，风吹过来,象波浪一样起伏；外公还喜欢看楚剧，他经常给我和表弟买五分钱一包的瓜子，我们爷仨就嗑着瓜子看戏。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在说到他因为去看朋友录音而没能见外公最后一面时，冬子的声音低沉，脸上好长时间没有笑容。至今，他觉得无比惋惜。
　　他热爱土地，热爱乡村，描摹土地和乡村时他的神情明显兴奋起来：“领导把我发配到边远农村当库管员，粮站在百合村一座废弃了的福利院里，那是一个特别美的大院子，院里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家三口，另一户就是我自己。吃水还是用压井，很有意思。每天我很早就起来跑步时，看到小路两边的田地里，老乡已经在忙活了，村里有的房子上已经升起炊烟，鸡鸣狗吠。老乡们在劳作，我就跑着，经过一道河堤，再经过一道河堤，一路的风景都特别美。夏天的时候，鞋会被露水打湿。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那会儿就想怎么写出好歌，怎么找个女朋友。”
　　“每到收菜籽的季节，我就把米袋子往车上一搬，把油桶往车上一推，跟着粮店的老师傅走村串巷，老乡们就拿菜籽到我们这儿换米换油。那个老师傅会在秤上做点手脚，少秤别人菜籽的斤数，少给别人米和油，我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每次多给别人一勺。后来菜籽收完了，一盘点，发现库里少一千多斤米，三百多斤油，我彻底蒙了。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90多块钱，全部工资加起来还不够赔那些米和油的！”
　　说着这些，他又笑了。身为一个南方人，冬子透出的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朗与天真。他甚至是有佛性的。因为偶然认识的大姐，他开始打坐，“过了几个月，身体感觉特别好，眼睛特别亮”。他开始看佛经，2002年夏天，他一个人去了青海、甘肃，去赶花儿会，听西北的民歌。“在莲花山上我碰到一个老道长。这么多年，我只有两个晚上没有梦，其中一个晚上就是跟这个道长睡在莲花山三块钱一晚铺着稻草的大通铺上。第二天我跟老道长一块爬山，爬到一半，老道长让我跟他走。”
　　“本来道长说让我跟他在山洞里面住一晚上，但我当时一心想听花儿，一个朋友说第二天在哪儿还有，我就推辞了老道长的邀请……当时真是分不清孰重孰轻，现在想起是可惜死了。”
　　他觉得佛把他心里那道门推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他能看见里面的美好，只是“门还没敞开”，现在的冬子还不够通透，至于以后怎样，“很难说”。
　　
　　音乐生涯
　　如果说冬子的生活有两面，一面是动荡，那么另一面，就必然是音乐无疑。
　　“当兵之前我就开始听欧美港台音乐。在部队每天都是我放音乐，老放陕北的红太阳什么的，都是那种毛氏情歌。那时候在谈恋爱，整夜整夜听《梁祝》和《二泉映月》。1991年有个老师给了我一盘Pink Floyd《The Wall》的录像带和老崔的现场录像带，结果我听完《The Wall》之后就不想听老崔了，哈哈。从Pink Floy我开始喜欢迷幻摇滚。退伍以后，我白天在工商银行当图书管理员，晚上就办舞会，开始听老崔、唐朝、黑豹啥的，也听了山羊皮、Bon Jovi。”
　　那是一个信息并不畅通的小县城，但冬子和他的朋友们人手一本梵高、庄子，每个人有了好东西都特别希望能跟大家分享。“那时的心态跟现在不一样。”冬子说。
　　1994年，冬子只身来到北京，想学琴。结果被人骗了，呆了一个月，琴没学成，钱也没了。他便又深圳、老家来回折腾，直到1995年8月，冬子背着琴又来到北京，在地坛附近，一个年轻人叫住他，问，哥们你搞音乐的？冬子说是。俩人就地坐下，冬子唱歌给他听，这人一听，说，你的歌真不错，你应该去签公司！
　　“我就先去了汉唐。那里的人说你怎么这么悲；又去了红星，那会儿红星一帮人全是重金属。”没有公司愿意签冬子，钱又花完了，他只好又去夜总会调音。“总是要面临生活的问题。我只能干这个，别的我也不会。”冬子说。
　　97年在北京某个夜总会调音的时候他认识了一帮做音乐的朋友，赵已然，“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偶尔聚在一起唱自己写的歌，用音乐交流。有天张佺对冬子说，你写了这么多歌，但从西方任何一个乐队里面都可以找到你歌的影子，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冬子觉得张佺说得很对。他说自己干过Copy，搞过重金属,朋克，布鲁斯,甚至还有假爵士，但真正经历之后才发现，那终究离自己太遥远了。“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国人的思维”而中国民族的音乐离我更近些。
　　“2000年夏天.我和小索,李正凯,张玮玮几个都住在五里沟，每天早上六点起来，集体跑步，然后吃早餐，各人练各人的琴，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就开始乐队排练。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分工负责，买菜的买菜，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挺共产主义的。那时候我跟张佺他们的野孩子乐队一起演出，我摇沙棍。摇了几个月。”
　　“但我不是很喜欢摇沙棍，过了一段时间，野孩子乐队因鼓手周国彬离开,暂时停止了，我就把沙棍还给张佺，自己搬到东北旺住了。我每次租房子都被别人轰，因为房东要看暂住证，我又不愿意办，就只能搬家。我的记录是一天之内搬了三次家。我背着包拿着琴，在东北旺的街道上茫然的找房子。找到一家，进去之后东西都放好了，房东问，你暂住证呢？我没有，只好再搬。那天找到的第三家终于住下来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房东就说，对不起，请你搬家。”
　　东北旺容不下冬子，他一气之下去了树村。当时的树村，被后来的乐评人称为“摇滚乌托邦”，“舌头，木推瓜，液氧罐头，痛仰……都在那里。这些摇滚乐手最搞笑的是每年评‘最佳房东’。有一年的最佳房东不仅给那个乐手免了三个月的房租，还借给他两千块钱。真是最佳啊！”
　　冬天的日子则比较难熬，因为没有暖气，必须要生炉子。“我不会生，一天熄了五回。”冬子说。这时，原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朱小龙和吴俊德告诉他，霍营有每月三百块钱的独院，还有卫生间和暖气。冬子合计了一下，就找朋友借了一千块钱，搬到了霍营。
　　霍营有一大片麦地，那时我经常背着手，在地里散散步，或者大家聚集着看看电影，弹琴唱歌喝酒聊天。那段日子很是幸福，惬意。
　　
　　到来年四月，冬子又交不上房租了。房东也没什么好脸色，冬子赖着又住了一个月后，又搬到树村。
　　那年夏天冬子去了西北赶花儿会，就在路上遇到了那个要带他走的老道长。“我在莲花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那个老道长，另一个就是我看到一群老太太在莲花山山顶休息，她们在唱花儿，说，‘阳世的事儿我不说了’。这种话它不是装，它从一群老人家嘴里唱出来，那是多年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我特别感动。那段时间我好多次被西北民歌感动哭了。那是真的，是善，也是美。”也许这可以解释《十方》里的西北味儿，还有那种来自民间的干净与质朴。
　　几个月后，冬子又回到了树村。隔壁住着俩好朋友，做好了饭就敲墙，“咚咚咚”，冬子立刻跑过去吃饭。“树村的夜晚很安静，下雨的时候，可以听到雨滴落到瓦上再从瓦上落到地面的声音，还有蛐蛐的叫声，青蛙的叫声，像场庞大的交响乐.
　　也有倒霉甚至诡异的事。从西北回来没多久，一个中午阳光特别好，“吃完饭我挺无聊的，简直是太无聊了，就靠在门框上，冲对门家的大狼狗喊了一声，它特别不情愿的站起来，我就去摸它，完全没防备——它把我咬了，手上，腿上……当时我正是捉襟见肘，遭此大难，只好又去借钱，打针，还得跑特别远到一个有冰箱的朋友家里拿针剂……，一个星期以后，我问房东狗去哪呢?他说:狗死了。”
　　“过了几天，我到朋友家串门，进门一坐下，就看到门外贴的告示，《树村十戒》，第一条，不得随便挑逗树村的狗。这一看，把我气得。”
　　那是2002年的冬天，每到冬天，生活的问题总是会特别明显。冬子就又开始干活了，他找了个键盘手，组了个乐队，copy各种英文歌，偶尔也唱唱齐秦和迪克牛仔……生活就像流水账一样缺乏起伏地继续着，直到今年6月，他的专辑《十方》发行。
　　
　　有关《十方》
　　你在北京的民谣圈子里呆了这么久，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发第一张专辑？
　　觉得自己的积累不够吧。96年以前写的那批歌我都不喜欢了。现在《十方》里的歌最早是97年写的，《尘土飞扬》，像《十方壹》，是04年秋天写的。
　　
　　《尘土飞扬》据说是写给妈妈的歌。
　　对，那是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妈妈来看我，说了一些话，我们俩都哭了，后来妈妈笑着走了。醒来以后我脸上的眼泪还没干，就把当时的感受记录了下来。
　　
　　一般用“墙头草”来形容那种没有立场的人，你的《墙头草》想表达什么？
　　它是个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是个人对自我生活的沉淀和总结，我们所有的人谁不是墙头草？国家主席都是，很多时候他也只能折中。人在生活里会碰到很多问题，谁能像青松那样永远挺拔。
　　
　　专辑名“十方”是什么意思？
　　宇宙十方四维上下，十方界内的一切有情生命。当我们面对时光的河流，面对死亡，我们对最亲爱的人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只能接受，只能看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消失。而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才是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才是需要用心去珍惜的东西？
　　
　　对你而言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是个秘密。哈哈。
　　
　　你最近的演出好像不太多。
　　对，因为我不太想演。当我演出很频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心理障碍。因为这些歌是很真的，是感情自然的流露，如果频繁演出，一次一次地重复，我就发现我开始为了达到那种状态而进入那种状态。这是装作投入或是想象很投入！以前我不理解我的老哥哥"赵已然"为什么非要喝醉了之后才能歌唱，等自己经历了之后才明白。歌唱是发自内心的，我不是个演员。如果把那些特别美好的声音变成一种装的东西，我就很难受。这种东西对我伤害很大，也让我觉得很困惑。
　　
　　你觉得这张专辑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个足迹。
　　
　　你做音乐这么长时间，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我内心还是那么孩子气。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却特别一根筋，老想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安安心心地学习。我现在迫切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其次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系统的学习，然后才是声乐或者吉他上的学习。97年时很天真，喜欢幻想，想做出让别人一听就开悟的音乐，现在看来,虽然这种想法很可笑，但是很真实。现在我当然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只是在想怎样才能让情感更顺畅地流露。那扇门开了一道缝，只是看到里面的美好.
　　
　　你怎么看待音乐和生活的关系？
　　以前我觉得音乐是全部，30岁以后明白，生活比音乐更重要。因为如果你有闲情逸致来留意的话，音乐就在生活中。比如走路回家的时候，鞋子触地的声音；雨落在地里的声音；夏天夜晚昆虫鸣叫的声音,黄土高原上，风把黄沙吹进我鼻子，嘴里的声音，都是音乐，最好的音乐，它们是天籁。只是很多人都太忙,也就听不到了。
　　生活确实给我们一些压力，比如我过段时间没钱了，就要去干活，挣钱。但是不能因此仇视生活。有压力，有快乐，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这才是生活本身。
　　
　　你享受你现在生活吗？
　　享受啊。为什么不享受呢？尽管很忙，还是忙里偷闲。我是个懒人，懒人总是这样，随时随地给自己找点乐子。
　　
　　你结婚了吗？
　　没有。结婚需要面对很多实际的东西，我在这方面就是零，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我告诉你，一定要离搞音乐搞艺术的人远一点，进来就全是坑，大坑小坑，哈哈。
　　
　　你怎么看待佛？
　　它是一个好的老师，是我灵魂的指引，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带来光明。只是我自己尘缘未了，欲望太多，还降伏不了自己的心。我经常看着天空飘过的云朵，它们不停地变换，人心也是如此,瞬息万变.
　　你相信报应吗?
　　我信因果。就好象你种下一棵土豆的种子,它绝不可能长成一个西瓜.你种下一个西瓜的种子,它绝不能长成一颗原子弹.就像《易经》说的，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多做些好事吧。{关于粮店老师傅的故事因他已经很悲伤了,这里就不再说了吧!}谢谢
　　
　　采访结束，跟冬子一块离开咖啡厅。他随身带着12月7号演出的海报，看到一家他觉得合适的店就进去问，能不能在您这里放两张？他仍然住在东五环外的村子里，很少进城，因为“一进城就头晕，进城一次要缓两天。”在各种琐碎的事务上，他都需要亲力亲为，他太礼貌了，以至于显得有点谦卑。
　　但是有些什么使这个礼貌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显出光芒，它们掩藏在动荡的经历、平静的话语、嘶哑的歌唱和憨厚的大笑背后，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来自最朴素最美丽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