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搬家
待我慢慢写来
买书看书多年，野狐禅看了不少，学问没见张。随便写点，闹着玩儿。
有错的欢迎指正，有奖：）
最早知道钱稻孙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逛书店的时候买到了北大田德望先生翻译的《神曲•地狱篇》和《神曲•炼狱篇》。当年八月田先生完成最后一卷《神曲•天国篇》的译著工作，未及付梓，即于两个月后阖然长逝。一个92岁高龄的老人，将人生的最后18个岁月完全奉献给了这部绚烂的诗作。
对于译著作品，我向来都是要先通读前面的译序的。田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令我钦佩，洋洋洒洒一片译序足见他对《神曲》这部作品之费心。也就是在谈到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神曲》的译介时，我第一次从田先生的这个序言中知道了钱稻孙这个名字。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最早在文字中提及但丁和《神曲》的是一位叫做钱单士厘的女士，即钱稻孙先生的母亲。因随夫出使欧洲，钱单士厘女士成为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她在《归潜记》中对檀德（即：但丁）和《神曲》的介绍成为最早中文文献记录。若干年后，其子钱稻孙尝试用离骚体将《神曲》的一、二、三曲译为中文，并于1921年但丁逝世六百周年之际，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名为《神曲一脔》。其后又译两曲，于1929年在《学衡》发表《神曲·地狱篇》1-5曲。 起始文字如下：
方吾生之半路，恍余处乎幽林，失正轨而迷误。
道其况兮不可禁，林荒蛮以惨烈，言念及之复怖心！
而同样的段落在田德望译本则为：“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啊！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只要一想起它，我就又觉得害怕。”
另一个较早的王维克译本则作：“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要说明那个森林的荒野、严肃和广漠，是多么的困难啊！我一想到他，心里就起一阵害怕，不下于死的光临。”
译者的才情，可窥一斑。迄今为止，《神曲》的各种中文译本已有七八种之多，三言两语无法对各译本做出评述。我手中仅有五种，待得空闲时慢慢写来。
除此而外，王国维早年在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中也已提及但丁的《神曲》，同《红楼梦》并举。但我以为，以《神曲》体例之辉煌宏大、语言之雅奥晦涩、内涵之广博艰深，以及该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红楼梦》的成就实在无法与之并肩。除王国维外，当时注意到但丁的还有马君武。他在诗作《祝高剑公与何亚希之结婚》中亦化用了但丁因贝雅特丽齐而创作《神曲》的典故。“罗马诗豪说但丁，世间童孺皆知名。自言一卷欢神曲，吾妇烟时披里纯（即inspiration，灵感是也）。”“但丁”这一译名当以此处为最早。《学衡》对但丁译介的重视还表现在有关插图的刊发上，我个人以为众多插图中当以法国版画家多雷（Doré或译杜雷）的最具艺术水准。
另一位20年代在欧洲“浪游”、留学法国的王独清也研究但丁,他想在五四运动后新诗运动蓬勃之际,把但丁当时意大利的“清新体”(dolce stil nuovo)介绍到中国。可是由于翻译过程中，太过沉溺于但丁研究，反而延误了翻译本身的进展，几年之后方才完工。这译本中的注释也多成为后来钱鸿嘉译本(1993)的依据。
还有一位于1925到1928年在巴黎游学、本来研究数理科学的王维克，他当时虽然不懂得意大利文，却因有意翻译但丁的《神曲》而自学意大利文，并收集参照了英法德译本。于 1935年译成《神曲。地狱》，由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出版。此后，他又在1944年译完《净界》（即现所谓《炼狱》）、《天堂》二篇，由商务印书馆于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汉译《神曲》。此后，该译本又于5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重印两次；7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少作修改之后重版多次。成为田德望译本之前国内流传最广泛的译本。
从历史上看，尤其是在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但丁成为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命运较好的外国文学家之一。他名列《辞海》的“世界四大诗圣”之首，这一“殊荣”多得益于当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将他归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这句革命导师奉承意大利人的话就成了解放后在中国出版和翻译但丁的护身符，使他深奥难读的作品未间断地和中国读者见面。于是有朱维基、田德望、黄文捷译的《神曲》，钱鸿嘉译的《新生》和但丁的抒情诗，朱虹译的《论世界帝国》等 ,除了《飨宴》（或译作《宴席》）和《俗语论》之外，但丁的主要作品都有了汉译。
此外，钱稻孙对《神曲》的贡献还有1925年刊于《学衡》的《但丁梦杂剧•第一曲•魂游》。这是钱稻孙根据但丁《神曲》的故事情节重新用中国杂剧形式进行的改写版。
提到钱稻孙，他个人的最高成就、以及翻译界对他的评价可能更主要地集中在他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工作上。钱稻孙是在中国译介日本文学的先驱和集大成者；同时，他独特的日本文化背景也终于使他在抗日战争北平沦陷之后，卷入了“伪北大”的漩涡之中。这一段无法回避的经历成为他后半生悲惨经历的导火索。
文人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实在是一笔永远理不清楚的糊涂帐。不过如钱稻孙、周作人这样如此失足的，无论是谁上了台，料定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依稀记得人民政府请示先帝爷如何处置“汉奸文人”周作人，先帝爷大度地指示要发挥周擅长古希腊语、日语的特长为人民服务，每个月发些津贴安排去给人文社译书。钱稻孙的境遇亦然。据说当时的标准好像是周每月200大元，钱为100。好像没有稿酬这一说。
文杰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所知道的钱稻孙》，对晚年钱稻孙有一些描述。也是从那个小文章，我才知道钱稻孙也曾经要翻译《源氏物语》，奈何人文社担心他活不了那么长时间，遂教他暂停《源氏物语》的翻译，转而去翻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后来《源氏物语》交给了丰子恺翻译，之后由人文社出版发行多年。可惜的是我等无缘得见一个天才翻译家用《红楼梦》的文字风格移译的流光溢彩典雅清隽的《源氏物语》译本。
钱稻孙翻译的《近松门左卫门 井原西鹤选集》也由人文社多次出版发行，还收入了一个专门的日本文学丛书中，此外还收入了另一个更加著名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系列。巧的是前两个月回国，逛旧书摊竟然就淘到了这本书。
另外还要提及的是建国初期钱老先生呕心沥血翻译的林谦三所著《东亚乐器考》一书。老先生花费数年心血，以年迈体弱之躯倾心考证收集资料，译出此书，最后于196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之时竟然连署名都没有，仅仅由欧阳予倩在序言中提到“请人代为翻译”。前日网上有人叫卖此版，含价850元，钱先生若知此事，不知当作何态？前日购得该书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印的版本，钱稻孙大名赫然在目，似勉强可以告慰此老。
钱的国学底蕴深厚，他能够根据原著的语言风格，巧妙地组织相应的中国文学语言形式进行翻译。例如早年离骚体的《神曲》、红楼梦风格的《源氏物语》、元杂剧风格的静琉璃等等。当然，我认为钱的这种尝试在相当程度上也会产生因辞害意的反效果，使得译著完全失去了原著语言风格的特点。
《神曲》、但丁、钱稻孙…每一个名字都可以洋洋洒洒地写成颇具篇幅的论文。我没有能力在一篇新手涂鸦的文字里面驾驭，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将他们完全割裂开来叙述。提到早期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发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欧洲中古文学为主体的翻译风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神曲》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作为对《神曲》翻译做出过特殊贡献的钱稻孙，也应该得到尊重。
在那个疯狂的政治年代，这位老先生终究没有能够幸免遇难。“伪北大”校长的经历让他古稀之年的孱弱身躯在革命小将的拳脚中无助地挣扎翻滚，其后连床也被小将们搬走。很快，这个老人在孤独痛苦中死去。其后多年，他的名字，他的译作，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又慢慢走近人们的视野。而钱稻孙的命运，又仅仅是一个特例吗？
下次写周作人吧，还是野狐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