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姜振安县府混饭吃 彭祖培会上挨批
一连几天阴雨连绵，场里的豆秆湿透了。昨晚老天终于放晴，今天一大早，生产队长姜树森就要姜振安去翻晒豆秆。这些天来，每人每顿一勺稀得能照到人影的稀饭，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姜振安的身体已经虚弱得很，疲惫得很。姜树森走后，他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竟又睡着了。
待到姜振安醒来的时候，食堂已开始打早饭。他赶忙来到食堂，排队打饭。这时姜树森走过来，问道：“豆秆翻了吗？”“啊……我……我已翻过了。”姜振安吃了一惊，慌忙搪塞，吱吱唔唔撒了个谎。
“很好，”姜树森十分满意，回头对食堂厨师高声说：
“给他多打一勺饭！”
这顿饭，姜振安是在不安中吃完的。饭毕，他的心情更加惶恐：饭已经吃进肚里，如果姜树森到场里看见豆秆还没有翻，非大祸临头不可！想到这里，他急忙拿起叉子，悄悄地来到场里，翻了起来。正翻着，被站在村头路坝的姜树森看见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果然，姜树森径直走了过来，恶狠狠地对他说：“早晨没有干活就是没有干活，你为什么骗我？好了，给我滚吧，以后没有你的饭了！”
姜振安知道，不给饭吃意味着什么。他回到家里，背上被子，拿着仅有的积蓄***钱作为盘缠，向县城方向走去。第二天，当他快到张陶集的时候，一个走路的人在他前面突然饿晕栽倒在地上,很快气绝身亡。他有些害怕，倒不是因为看见死人，这些天他见得死人太多了，已经锻炼出胆量。他害怕走过这个死人时,附近村里人稀里糊涂诬陷他为财害命。如果这样，他即便有一千张嘴，也难以辩清。直到他看到有一个人从这个死人身边走过，他才壮着胆子走过去。
黄昏时候，他来到县城。正走着，见很多人从一个大院里出来，每人胸前佩戴着一个证。是什么证呢？他并不打算凑上前去看个清楚，因为他本来就目不识丁。他只好上前询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县政府所在地，这些人都是全县各村的干部，他们在这里开年终总结会。他迟疑一会儿，也顺着人流向前走去。人流来到食堂，依次进门吃饭。正当他要进门时，被两个女把门拦住，问：“同志，请出示您的代表证。”
姜振安一听，头都大了。他哪里有什么代表证！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不慌不忙地答道：
“我是刚来的，还没有发给我代表证。”
“您是哪个公社的？”
“包信公社，张庄大队的。”
女把门在纸上作了记录，放他进去吃饭。
就这样，接下来一连几天他都顺利进出，混着饱饭。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这些代表吃饭是不限量的，尽可以放开肚皮来吃。代表们睡的是大铺，被子都是自己带的。他在大铺堆里找个空处，将随身带的被子一摊，夜晚的安身之处不愁了。
大约饱饭混到第三天，他在县城十字街口遇到来县城开会的大队支书张永凤。张问：“你怎么在这里？”
“姜树森不给我饭吃了，我不出来怎么办呢？”
“怎么可以不给饭呢！你还是回去吧，跟姜树森说，就说是我说的，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要给人家饭吃！——再过几天，过了阳历年，我就回去。”张永凤说。
“支书，我不敢回去。过几天，我和你一块回去吧！……”
张走后，姜振安站在原地久久未动。用手一摸自己的前额，才知道汗水早已渗出。他想，多亏张没有在食堂碰见他，否则，可就难看了！但他仍然后怕，以后张会不会听说他冒充代表混饭吃的事呢？但填饱肚子总是第一位的，他决定这饱饭继续混下去。
几天后，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乡姜寨生产队。这回姜树森倒是没有说什么，食堂也给他打了饭。
又过两天，全大队开社员大会。他不禁心里打起鼓：这次看来是在劫难逃了！但“是祸躲不过”，想到这里，他硬着头皮走进会场。
会上，大队干部首先激情饱满地讲了一通诸如“形势大好”、“坚决拥护”等口号，接着话题一转道：
“但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当前的大好形势，胡言乱语，煽风点火！”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主席台张望。
“极少数”是那些年头政治领域用得频率较高的词语之一。琢磨使用该词的高妙，大抵有三：第一，打击面小，打击效果好。这颇有点物理原理的味道，压力一定下，受力面积越小，压强就越大。现在锁定打击面仅是“极少数”，那“极少数”异己岂有击而不破之理？第二，安顿人心，以利于打击者控制局势。“极少数”即数量少也，说明“别有用心的人”不占主流，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好的。大多数人会以为自己是“好人”，要追究的事与己无干，如此可以把整体分化瓦解，使整体一盘散沙，无法形成气候；第三，有利于让大多数人对打击者的打击理由心悦诚服。一般地，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既然是“极少数”，那这些人大抵是错的，而绝大多数人大抵是对的。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极少数”的人该挨批、挨斗、挨镇压。至于那句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无心顾及了。
发言的大队干部稍稍停顿，然后将目光作台下搜寻状，厉声道：“彭祖培来了吗？站起来！”
一个清瘦文弱的男人从人堆里怯生生地站起来。
彭祖培，张庄大队彭庄生产队人。此人小有文化，又懂医术。在那个极端贫困、缺医少药的年代，方圆几里的乡民，谁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他总是随叫随到，既方便又从不收费。按理说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应该得到乡民的爱戴和尊重。然而他却被乡民举报了！罪名是因为一句话。
“彭祖培，你当着全大队干部社员的面，说说‘早逃不死，恋屋自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大队干部高声呵问。
“我……我是说……早栽的桃（逃）树不死，楝（恋）树自死……” 彭祖培结结巴巴胡乱地辩解道。
“胡说！分明你煽动群众早点逃跑，才不会饿死，恋家者会饿死，是在诋毁吃大食堂的政策，还敢抵赖？！”大队干部显出瞒他不过的神情，转脸对台下群众煽情地发问：“像这种人，大家说，怎么办？”
“打！……”台下一片喊打声。
行文至此，我的心情掠过一丝悲哀。如果是刻意追求文章的思想性，我似乎不应该把台下的喊打声写成多数人参与的“一片”，而应该写成仅几个人，或者干脆也来个“极少数”人参与喊打。然而十分遗憾，我找到当时在场的多位见证人再三求证，大家一致肯定，喊打的是绝大多数，而非“极少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大家在心灵深处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会场上可能有人盯着你，你若不喊打，就认为你“同情坏人”，你可能因此而挨斗、挨打。说白了就是你不打他，就要打你！这是怎样的世道呢！我想起电影《红高梁》里的片段，日本人用刺刀威逼一个中国人剥了另一个中国人的皮。这里被剥皮的中国人无疑是最悲惨的，可凭心而论，剥皮的中国人也并不就是坏人。他很无奈，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他不剥别人的皮，日本人就要剥他的皮。他只好违心做事。
会场一下热闹起来，大家几乎都站起身，围成一个圆环。不用问，站在圆环中心的是彭祖培。冲在圆环内侧的，是些被村干部煽得满腔仇恨的积极分子。一些善良的群众，则在圆环的外侧，假惺惺地向里拥挤着，低声喊打着。积极分子们毫不客气，你一拳我一脚，一招一式尽显功力。“叫你抵触！”这边的积极分子一脚把彭揣倒过去，“歪我这里干什么！”那边的积极分子一面嘴里埋怨着，一面一拳又把彭打歪过来。
“低下头！”一个积极分子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
“老实点！”又一个积极分子朝背就是一捶。
听母亲讲，像这样的打人场面当时叫“打暮气”。被打者往往是因为无意间的一句话，或者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让积极分子汇报上去了，于是便遭了殃，开全村社员大会，打你没商量。每逢这样的打人场面，我的父亲和她总是处在圆环的外侧，从未动手打过人。“和你无怨无仇，为什么打人家呢！……”母亲总这样用朴素的语言说。我的父母是标本的中原农民，但在他（她）们身上体现的这种做人的品质，让我受益终生。
姜振安起初还担心：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斗自己了？但会场上这样闹了半天，没见村干部宣布批斗下一位，他这才一块石头慢慢落了地，心情逐渐放松下来。
事后，姜振安打听知道，他从县城回来的第二天，姜树森就到张永凤处告了他的状，还要求在全村社员大会上把他列为批斗对象。张执意不允，姜树森批斗他的计划终于流产
一连几天阴雨连绵，场里的豆秆湿透了。昨晚老天终于放晴，今天一大早，生产队长姜树森就要姜振安去翻晒豆秆。这些天来，每人每顿一勺稀得能照到人影的稀饭，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姜振安的身体已经虚弱得很，疲惫得很。姜树森走后，他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竟又睡着了。
待到姜振安醒来的时候，食堂已开始打早饭。他赶忙来到食堂，排队打饭。这时姜树森走过来，问道：“豆秆翻了吗？”“啊……我……我已翻过了。”姜振安吃了一惊，慌忙搪塞，吱吱唔唔撒了个谎。
“很好，”姜树森十分满意，回头对食堂厨师高声说：
“给他多打一勺饭！”
这顿饭，姜振安是在不安中吃完的。饭毕，他的心情更加惶恐：饭已经吃进肚里，如果姜树森到场里看见豆秆还没有翻，非大祸临头不可！想到这里，他急忙拿起叉子，悄悄地来到场里，翻了起来。正翻着，被站在村头路坝的姜树森看见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果然，姜树森径直走了过来，恶狠狠地对他说：“早晨没有干活就是没有干活，你为什么骗我？好了，给我滚吧，以后没有你的饭了！”
姜振安知道，不给饭吃意味着什么。他回到家里，背上被子，拿着仅有的积蓄***钱作为盘缠，向县城方向走去。第二天，当他快到张陶集的时候，一个走路的人在他前面突然饿晕栽倒在地上,很快气绝身亡。他有些害怕，倒不是因为看见死人，这些天他见得死人太多了，已经锻炼出胆量。他害怕走过这个死人时,附近村里人稀里糊涂诬陷他为财害命。如果这样，他即便有一千张嘴，也难以辩清。直到他看到有一个人从这个死人身边走过，他才壮着胆子走过去。
黄昏时候，他来到县城。正走着，见很多人从一个大院里出来，每人胸前佩戴着一个证。是什么证呢？他并不打算凑上前去看个清楚，因为他本来就目不识丁。他只好上前询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县政府所在地，这些人都是全县各村的干部，他们在这里开年终总结会。他迟疑一会儿，也顺着人流向前走去。人流来到食堂，依次进门吃饭。正当他要进门时，被两个女把门拦住，问：“同志，请出示您的代表证。”
姜振安一听，头都大了。他哪里有什么代表证！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不慌不忙地答道：
“我是刚来的，还没有发给我代表证。”
“您是哪个公社的？”
“包信公社，张庄大队的。”
女把门在纸上作了记录，放他进去吃饭。
就这样，接下来一连几天他都顺利进出，混着饱饭。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这些代表吃饭是不限量的，尽可以放开肚皮来吃。代表们睡的是大铺，被子都是自己带的。他在大铺堆里找个空处，将随身带的被子一摊，夜晚的安身之处不愁了。
大约饱饭混到第三天，他在县城十字街口遇到来县城开会的大队支书张永凤。张问：“你怎么在这里？”
“姜树森不给我饭吃了，我不出来怎么办呢？”
“怎么可以不给饭呢！你还是回去吧，跟姜树森说，就说是我说的，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要给人家饭吃！——再过几天，过了阳历年，我就回去。”张永凤说。
“支书，我不敢回去。过几天，我和你一块回去吧！……”
张走后，姜振安站在原地久久未动。用手一摸自己的前额，才知道汗水早已渗出。他想，多亏张没有在食堂碰见他，否则，可就难看了！但他仍然后怕，以后张会不会听说他冒充代表混饭吃的事呢？但填饱肚子总是第一位的，他决定这饱饭继续混下去。
几天后，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乡姜寨生产队。这回姜树森倒是没有说什么，食堂也给他打了饭。
又过两天，全大队开社员大会。他不禁心里打起鼓：这次看来是在劫难逃了！但“是祸躲不过”，想到这里，他硬着头皮走进会场。
会上，大队干部首先激情饱满地讲了一通诸如“形势大好”、“坚决拥护”等口号，接着话题一转道：
“但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当前的大好形势，胡言乱语，煽风点火！”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主席台张望。
“极少数”是那些年头政治领域用得频率较高的词语之一。琢磨使用该词的高妙，大抵有三：第一，打击面小，打击效果好。这颇有点物理原理的味道，压力一定下，受力面积越小，压强就越大。现在锁定打击面仅是“极少数”，那“极少数”异己岂有击而不破之理？第二，安顿人心，以利于打击者控制局势。“极少数”即数量少也，说明“别有用心的人”不占主流，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好的。大多数人会以为自己是“好人”，要追究的事与己无干，如此可以把整体分化瓦解，使整体一盘散沙，无法形成气候；第三，有利于让大多数人对打击者的打击理由心悦诚服。一般地，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既然是“极少数”，那这些人大抵是错的，而绝大多数人大抵是对的。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极少数”的人该挨批、挨斗、挨镇压。至于那句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无心顾及了。
发言的大队干部稍稍停顿，然后将目光作台下搜寻状，厉声道：“彭祖培来了吗？站起来！”
一个清瘦文弱的男人从人堆里怯生生地站起来。
彭祖培，张庄大队彭庄生产队人。此人小有文化，又懂医术。在那个极端贫困、缺医少药的年代，方圆几里的乡民，谁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他总是随叫随到，既方便又从不收费。按理说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应该得到乡民的爱戴和尊重。然而他却被乡民举报了！罪名是因为一句话。
“彭祖培，你当着全大队干部社员的面，说说‘早逃不死，恋屋自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大队干部高声呵问。
“我……我是说……早栽的桃（逃）树不死，楝（恋）树自死……” 彭祖培结结巴巴胡乱地辩解道。
“胡说！分明你煽动群众早点逃跑，才不会饿死，恋家者会饿死，是在诋毁吃大食堂的政策，还敢抵赖？！”大队干部显出瞒他不过的神情，转脸对台下群众煽情地发问：“像这种人，大家说，怎么办？”
“打！……”台下一片喊打声。
行文至此，我的心情掠过一丝悲哀。如果是刻意追求文章的思想性，我似乎不应该把台下的喊打声写成多数人参与的“一片”，而应该写成仅几个人，或者干脆也来个“极少数”人参与喊打。然而十分遗憾，我找到当时在场的多位见证人再三求证，大家一致肯定，喊打的是绝大多数，而非“极少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大家在心灵深处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会场上可能有人盯着你，你若不喊打，就认为你“同情坏人”，你可能因此而挨斗、挨打。说白了就是你不打他，就要打你！这是怎样的世道呢！我想起电影《红高梁》里的片段，日本人用刺刀威逼一个中国人剥了另一个中国人的皮。这里被剥皮的中国人无疑是最悲惨的，可凭心而论，剥皮的中国人也并不就是坏人。他很无奈，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他不剥别人的皮，日本人就要剥他的皮。他只好违心做事。
会场一下热闹起来，大家几乎都站起身，围成一个圆环。不用问，站在圆环中心的是彭祖培。冲在圆环内侧的，是些被村干部煽得满腔仇恨的积极分子。一些善良的群众，则在圆环的外侧，假惺惺地向里拥挤着，低声喊打着。积极分子们毫不客气，你一拳我一脚，一招一式尽显功力。“叫你抵触！”这边的积极分子一脚把彭揣倒过去，“歪我这里干什么！”那边的积极分子一面嘴里埋怨着，一面一拳又把彭打歪过来。
“低下头！”一个积极分子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
“老实点！”又一个积极分子朝背就是一捶。
听母亲讲，像这样的打人场面当时叫“打暮气”。被打者往往是因为无意间的一句话，或者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让积极分子汇报上去了，于是便遭了殃，开全村社员大会，打你没商量。每逢这样的打人场面，我的父亲和她总是处在圆环的外侧，从未动手打过人。“和你无怨无仇，为什么打人家呢！……”母亲总这样用朴素的语言说。我的父母是标本的中原农民，但在他（她）们身上体现的这种做人的品质，让我受益终生。
姜振安起初还担心：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斗自己了？但会场上这样闹了半天，没见村干部宣布批斗下一位，他这才一块石头慢慢落了地，心情逐渐放松下来。
事后，姜振安打听知道，他从县城回来的第二天，姜树森就到张永凤处告了他的状，还要求在全村社员大会上把他列为批斗对象。张执意不允，姜树森批斗他的计划终于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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