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为升官不择手段,四川人口四年骤减一千万/廖伯康

李井泉为升官不择手段,四川人口四年骤减一千万/廖伯康

廖伯康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 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 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 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 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 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李井泉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 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I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 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 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了。1958年、1959年那 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和上海柯庆施.尤其是李井泉,特别 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 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李井泉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 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 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从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 情况。

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凤、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 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 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 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大灾，七分人祸”的观 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可是，李井泉回到四 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 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 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李井泉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

可是，这就触怒 了李井泉，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 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 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 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 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 些好事。

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 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李井泉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 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 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 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I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