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之后:毛刘周朱陈邓的看法与作法
经过1959年和1960年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大饥荒之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 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 毛没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 年1 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 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 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 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阶级斗 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刘少奇等不正面 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 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 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 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 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 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 毛泽东。
1960年6 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 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 月，中央虽 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 跃进' 的架势”,以至数 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 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 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 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 （成绩是9 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 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 头，三个指头”。1961年3 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 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 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 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 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 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 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 、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 、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 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 、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 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 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 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 1959年4 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 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 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 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 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 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 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 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 - 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 曾将调查结果报周.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 日，周带中央草拟文 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 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 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 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 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 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 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 》披露，1961年2 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 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 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 食堂解散。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 取措施。1961年3 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 月7 日，亲 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 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 月－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 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 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 月，周在一 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1960年后，邓 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 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 农闲进行，被毛接受。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 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 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 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 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 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 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 万吨。 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 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 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 批准进口500 万吨粮食。1961年8 －9 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 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 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 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 “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 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 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 月，甚至在小 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 ％、1 ‰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 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 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 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 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柯庆 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 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 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 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 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 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 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 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 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 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 是无谓的牺牲啊”,］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 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 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 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经过1959年和1960年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大饥荒之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 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 毛没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 年1 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 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 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 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阶级斗 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刘少奇等不正面 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 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 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 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 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 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 毛泽东。
1960年6 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 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 月，中央虽 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 跃进' 的架势”,以至数 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 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 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 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 （成绩是9 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 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 头，三个指头”。1961年3 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 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 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 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 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 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 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 、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 、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 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 、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 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 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 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 1959年4 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 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 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 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 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 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 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 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 - 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 曾将调查结果报周.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 日，周带中央草拟文 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 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 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 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 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 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 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 》披露，1961年2 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 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 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 食堂解散。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 取措施。1961年3 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 月7 日，亲 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 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 月－6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 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 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 月，周在一 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1960年后，邓 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 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 农闲进行，被毛接受。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 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 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 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 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 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 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 万吨。 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 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 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 批准进口500 万吨粮食。1961年8 －9 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 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 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 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 “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 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 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 月，甚至在小 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 ％、1 ‰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 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 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 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 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柯庆 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 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 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 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 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 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 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 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 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 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 是无谓的牺牲啊”,］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 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 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 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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