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混沌。导师普里戈金教授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寻求答案。
主张美国经济已复苏的声音,在中国一度颇为流行,却不时遭遇尴尬:2012年美国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1%;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负增长1%(有极寒天气的影响);至于消费、制造业等具体项目,出现负增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笃信美国经济复苏者难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扰。只要对美国的“新常态”有充分认识,就不会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涨落大惊小怪。
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常态”来自美国的原意
国内流行的说法“新常态”(new normal)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美国投资银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在2010年一次讲演中的发明,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许多人希望美国在2008-2012的危机结束后,能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现在低通胀、甚至通缩,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因为那才是美国新的“常态”,也就是重复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停滞常态,至今看不到复苏的曙光。
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2014年美国商业经济学会的讲演中,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说法,成为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国经济现状新常态的术语。
我有位朋友——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竞选经济政纲的起草人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则说得更为形象。我问他,美国经济复苏是什么性质?
他说,一个人心肌梗塞,抢救活过来了,他以后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状态吗?所以,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病常态。
如何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
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资。因为美国企业看不到投资前景,反而回购股票,给股东分利,并不能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就业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业率U3,而应看全员失业率U6。2015年4月的U3是5.4%,U6是10.5%,因为U3把对找工作绝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实的美国经济晴雨表是美国移民局的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配额。美国经济繁荣时,企业缺乏技术工人,移民局就放宽配额;反之,经济不景气就收紧配额。共和党和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开战,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最好标志。因为“美国梦”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经济不景气,许多白人和从阿富汗、伊拉克回来的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业贫困黑人不断闹事,还能大量吸收移民?类似地,欧洲、日本的经济长期以来不如美国,因此移民政策更紧。
至于美国投行的数据,不能全信。因为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只能不时制造乐观预期,否则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经济新闻还比较靠谱。因为他卖的是经济信息,不是金融产品。信息相对客观,客户投资有真实的信息依据,才能赚钱。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唱响美国,唱衰对手,也不适合作为参考。想了解美国问题,英国媒体最到位,因为英国是帝国衰退的过来人,久病成良医。最近几年,阿拉伯的半岛新闻、俄罗斯的卫星Sputnik(原来的俄国之声),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对美国的观察分析比中国主流媒体深刻得多。
美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债台高筑,加上西方议会政治受利益集团绑架,使危机时期推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寸步难行,不得不依靠货币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吗啡,后果难料。日美欧先后推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他们的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相近,是同质竞争,所以汇率的升降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汇率的变化影响反而比发达国家间的竞争小。美国退出QE,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贸逆差重新大增,制造业停滞不前。制造业出走后发展的低端服务业,员工待遇比制造业更低,所以美国人真实收入难以提高。
美国之前能源搞得很热火,从大国战略上讲无可厚非,但现在油价低迷,使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工业大批裁员。
另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技术创新。但硅谷的少数创新、天使投资,都是短平快性质,难以改变整个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政治瘫痪。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就不可能有共识,因为牵涉到税收问题,两党必定死磕。而且,奥巴马政府被金融寡头收买,上万亿美元救金融寡头,不救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的改革又被共和党架空,结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改革。所以美国的大企业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美联储利率降到零,也无法刺激长期投资。
美国复苏的微弱希望,或许在于国内普遍的厌战情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屡屡制造俄罗斯、中东、中国威胁的议题,在民众中没有多少人响应。蓝领工人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反对大政府、高福利,从支持民主党变为支持共和党甚至茶党。但两党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税,又砍不了福利,实在缺钱,恐怕只能削减军费了。但是外交上又没人敢拉下美国霸权的架子。美国真要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只要没有美国外交失败的重大挫折,美国政治家没有人敢做出当年法国戴高乐做过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国走出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希望不大。
美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差别与互动
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字概括,就是“虚”。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变”。中国改革成长的空间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的富国困境,远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办得多。因为穷人的子弟早当家,纨绔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细对比各国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推论,美国制造南海危机,只能是虚张声势,为的是在国内作秀捞选票,没有多少力量来引火烧身。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铁哥们都急忙加入亚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实力不济,中国人无需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信以为真。美国国内几万座桥都因为没有资金而失修,哪来钱援助反华小国?要卖武器,这些受援国又没钱。日本政府的开支几乎三分之一靠借债,要和中国竞争东南亚的基础投资,来的正好。等美日把几个可怜的钱烧光,闹到民穷国弱,中国才好与之谈判。中国梦本来打的就是持久战,面对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戏,可以稳坐钓鱼台。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常态的目标,是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领科技创新和金融外贸的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可持续的小康社会。
美国经济停滞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拉动中国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制造业和中国竞争的压力,也只在少数尖端产业,大众消费品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性同样微茫。
但是,中国在美国投资并购的前景并不明朗。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精英至今不愿给中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幻想中国会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英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投资。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对手,对中国投资至今还是恐惧怀疑和抵制为主,只有房地产泡沫愿意中国人接手。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谈判是近期的重点,这是观察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其余的人权等等都是讨价还价的烟幕弹。
至于TPP,其进展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美日都在算计对方,保护自己。这和QE的货币战争一样,是美日的内战。同样,TTP上的争议是美欧的内战。更何况,TPP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想留政治遗产,急于推动TPP,但连自己党内都摆不平,被民主党议员认为向外国让步过多。我估计,即使达成TPP,日本只会吃亏更多。只有日本的对美经济外交得不偿失,才会彻底扭转日本朝野的共识,放弃美日共同体的幻想,老老实实回归亚洲。中国要有耐心,等着看TPP的后果。
从长远看,西方世界进入长期停滞期,按诺奖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估计,至少会在二十年以上。这必然会提升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这对中国新增的沿海开发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我估计,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体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前体量不大,但是增速会提高。总体上,中国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外交空间,比起西方主导的世贸协定,中国的话语权必然增大。
我的顾虑是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比较稚嫩,从单方面扶贫转向合作性发展,可能还要交一笔学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倒要借鉴英国殖民经济的经验教训,经济外交能否持续,关键在能否培养一代和中国长期合作的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础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双方的目光都不应放在短期的劳力和设备的进出口上。
奥巴马政府时日无多,目前已经没有改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长期停滞还将持续,二次萧条的阴影时隐时现。下一届由谁主政目前难以预测,中美经济外交需要从各派势力的折冲推断分析。
美国东部的鹰派,主张围堵中国的势力将继续衰落,有心无力。美国西部的鸽派,主张和中国联手维持全球化,在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加州为主的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超过在美国的利润,围堵中国,丢掉中国的市场损失太大。但是鸽派政治上不好公开放弃美国战后的反共传统,在竞选中好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七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局的是南部德州为主的石油和军工财团,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总统。我不看好希拉里,她的敌人太多,重返亚洲就是她搞的,为的是讨好她选参议员的大本营纽约的犹太人。
如果下一任总统又来自南部,美国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预测:一是绝不会放弃控制中东,即使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小于中国,控制中东,才能控制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在经济上有制约中国、俄国和伊朗的筹码,对中国南海的干扰就只能虚张声势。世界矛盾焦点只要远离东亚,中国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机遇,在科技和产业链上占领制高点。二是,再出现世界危机,例如经济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欧的非法移民问题恶化,或中东战乱加剧,恐怖主义冲击到发达国家,美国就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尔塔格局,最终废除美台条约,交换中国的减免债务,或合作处理热点区域的冲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终从对抗转为共处。但是,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必须牢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的长治久安,根基不在生命高收入的虚假繁荣,而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否则就会重演宋朝富而不强的历史悲剧。
目前,中国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路。比如,面对热钱在新兴国家流进流出,中国如坚持资本管制,鼓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金融选择性开放的问题不大;如在搞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放宽热钱进入股市、房市,就会出类似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问题,几十年实体经济建设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几年自废武功。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西方量化宽松时收紧银根,造成国内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和通缩,这样的应对也并不合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还不熟悉全球化时代开放竞争的经济决策,低估了外来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国际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要稳扎稳打,先开发中国内地的潜力,再拓展南亚、中亚的发展网络。同时大力缩小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实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不可能学日本、新加坡搭美国便车,变成美国的依赖型经济。中国要重视德国发展新技术和新科教体系、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为实体服务的经验。因为德国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国的崛起,只能靠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自立于欧洲和世界。
目前中国知识界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理论界要学德国人的独立创新,摆脱英美模式的话语权,才能把“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只是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难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层脱离当地实际,官僚腐败,民众离心,经济黑洞,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能否创新,也关系到中国资本和设备能否走出去的命运,必须稳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