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谁挑起？————————————怀念王冷斋

“七七事变”谁挑起？————————————怀念王冷斋 　　“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是日本军国主义要彻底灭亡中国，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重要标志和显著信号，为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又一罪证。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处心积虑地洗刷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恶行径，而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用心何其毒也！ 　　日本右翼分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惜血本，兴师动众，登法庭、写文章、出书刊、拍电影，真是卑鄙手段无所不用 ，必欲把发动全面战争的责任从日本军国主义的肩头卸下来，硬要按到中国人民头上，为此制造了种种说法，无不令人嗤之以鼻！ 　　日本右翼势力首先指使"七七事变"时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的旅团长河边正三、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顾问樱井德太郎，按蓄谋已久的计谋，展开进攻。 　　粗壮墩实的桥本群首先登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以"卢沟桥事变"前线部队参谋长身份，指天发誓说"七七事变"是中国部队第二十九军发动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士兵看到日军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感到十分恐怖，便鸣枪射击，导致了卢沟桥事件。 　　中国检察官倪征噢见桥本群把卢沟桥事件推到二十九军头上，就义正严词反问道：“从位置判断，这一射击不是靠近日军的地位发出的吗？" 　　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气愤地走上证人席，日方人员晓得王冷斋的厉害，倒抽一口冷气。 　　只见王冷斋以当事人身份证明，枪声来自宛平东方，而宛平城东门外正是日军演习地区，中方在那里根本没有驻军。 　　王冷斋当时奉北平市长秦德纯之命前去交涉，才搞清日军中队长清水听到枪声马上集合部队，亲率６个侦察兵到龙王庙去抓中国军队俘虏，看到有几个中国士兵在站岗，清水不敢下手，便借口有一名士兵失踪，向中国哨兵询问，哨兵回答说没有看见。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二十九军哨兵没有向日军开枪，否则日军怎能在二十九军阵地前沿自由行动呢？ 　　王冷斋弄清了事实，当即感慨万千写诗一首，在小序中写得明明白白： 　　民国二十六年７月７日之夜，近１１时，枪声忽作于宛平城外，后查知为日兵所发。 　　一声刁斗动孤城，报道强邻夜攻兵。 　　月黑星沉烟雾起，时当七夕近三更。 　　王冷斋在东京法庭吟罢他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一声刁斗》，振振有辞质问：“卢沟桥事变分明是日军挑起，你为什么要推到二十九军身上？你还有何证据？“桥本群被王冷斋驳得无言以对，红着脸走下证人席。 　　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见初战受挫，忙把第二个证人河边正三推上证人席。 　　这河边正三是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日本侵略军旅团长，他的部队是当时驻守卢沟桥附近地区的唯一旅团。他学着王冷斋的样子，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胡说卢沟桥事变是冯玉祥挑起的。 　　河边正三此言一出，全法庭人员都感到惊奇。 　　审判长韦勃连连摇头，问他有何根据？ 　　河边正三信誓旦旦说，冯玉祥当时正处于反对蒋介石失败后的失意之中，想利用华北局势紧张之机掌握实权，因而在卢沟桥制造事件，从中渔利。 　　王冷斋对冯玉祥将军１９３５年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亲任总司令抗日，素怀敬仰之心，特别赞成冯玉祥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主张。见河边正三栽赃于老将军，怒不可遏，质问河边正三有何根据？河边正三支吾其词。 　　王冷斋严肃揭发说：“证人河边正三，我们在宛平打过交道，曾较量过几个回合，你还记得吗？” 　　河边正三不敢回答。 　　王冷斋讲起河边正三曾指挥日军炮击宛平城，将专员公署等地全部轰毁，王冷斋等于十几分钟前迁出才幸免遭难。 　　等枪炮声停下来之后，河边正三派人送信来，邀请王冷斋出城谈判，要求中方军队退出城外，否则将以大炮攻城，被王冷斋严词拒绝。 　　７月９日，河边正三又要求允许他率领日军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王冷斋知道又是日寇抢占宛平城的诡计，再次婉言谢绝。 　　……河边正三见王冷斋把自己亲自指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行公诸东京法庭，顿觉狼狈不堪，害怕追究自己的战犯责任，忙灰溜溜走下证人席。 　　清濑一郎见再次受挫，就冷笑一声，拿出最毒辣的一招儿，指使樱井走上证人席，指控中国共产党制造了"七·七事变"。 　　樱井的指控有极大的欺骗性，顿时使东京法庭大哗，对中共有歧见的西方人士更相信此说，审判长韦勃要证人提供证据。 　　樱井是日寇驻北平机关特务，他煞有介事编造理由说：“中国共产党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个根据，是‘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共主张如此激烈的对日即时开战论，就是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实的有力证据。” 　　王冷斋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但对中共一直站在反帝抗日斗争的最前列，素怀敬佩之情，还做过这样的赞颂诗： 　　延安奋臂起高呼，合力前驱原执殳。 　　亿万人心同激愤，山河保障定无虞。 　　王冷斋辛辣地讽刺说：“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中共号召国人团结御侮，抗日坚决，你把抗日先锋说成是'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真是离奇得可笑！” 　　王冷斋的话引起法庭人员的同声讥笑，樱井脸皮比城墙还厚，又无耻地大放厥词：“我的第二个根据，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左右，中共指使清华大学学生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扩大事态，挑起争端！” 　　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宛平专员王冷斋等当事人，都证明７月７日夜里卢沟桥附近的枪声是实弹射击声，不是鞭炮声。 　　这时，又有一个日本人走上证人席，他就是“七七事变”时在北平特务机关任少佐的茂川秀和。 　　他良心发现，为中国共产党大鸣不平说：“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人是我！” 　　茂川秀和语音未落，“七七事变”时在北平的美国驻华武官也出庭作证说：“我认为７月的第一周，日军在宛平附近进行的夜间演习，是有意识的挑衅行为。……日军大部队从满洲向万里长城以南地区移动，是日军攻击宛平县城后２０小时开始的。这一事实暗示，宛平事件是日本为发动对中国不宣而战的第二阶段战争进行了周密准备的行动。” 　　中国检察官向东京法庭提交一份证明文件：是侵华日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它明确记载，７月７日夜，中队长清水听到“不明射击”之后，立即集合部队，“得知一名日本士兵不在，决定断然惩罚（中国军队）”。 　　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日本士兵失踪报告，决定借此向中国部队挑衅，公然要进宛平城搜索。 　　王冷斋质问樱井说：“我奉命与日方交涉时，你也在场，我当时说：‘夜间宛平城门已经关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就是退一步说，果有日兵失踪之事，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仿效当年南京日本领事藏本英明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做要挟的借口'？争论结果，决定双方派员联合调查，你樱井也是调查人员之一，岂知一到宛平，你们就自知理亏，不辞而别逃之夭夭，我怒发冲冠，愤而作诗以纪之： 　　消息传来待折冲，当时尚冀息狼烽。 　　谁知一勺扬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踪。 　　请张为幻本无根，惯技由来不足论。 　　茂本当年原自匿，诘他松井欲无言。 　　燃犀一照已分明，容忍都因在弭争。 　　得寸翻教思进尺，更凭强力气开城。 　　“证人樱井，你也是当年'七七事变'的见证人，请你在法庭上讲几句真话！” 　　樱井被羞得无地自容，夹着尾巴要逃，边走边喃喃自语：“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中国检察官又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的下述发言：“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 　　事实证明，日本内阁一致同意外相广田的意见，决定向中国派兵，由此更证明广田弘毅是发动“七七事变”、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中国公诉人揭露广田弘毅为占领全中国，委托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压中国放弃抵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广田还以外相身份发表诱降谈话称：“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１９３８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 　　广田弘毅认为蒋介石政权处于极困难境地，“可以说一推就垮了”，不等蒋介石做出最后答复，就推动日本近卫政府堵死和谈道路，扩大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其后也一直以重臣身分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策划和执行。 　　东京法庭认为广田弘毅利用他在内阁的重要职权，疯狂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积极推行向东南亚的扩张政策和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判处其绞刑。 　　广田弘毅听到宣判他绞刑，两肩一耸，做出似有意外之感的动作，既而颓废地低头走出法庭，等候上绞刑架之日。 ———————————— 王冷斋 　　王冷斋(1892-1960)福建省福州市人，曾先后就读于福州陆军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参加过讨伐张勋。 　　后弃武从文，在北京自办远东通讯社及《京津晚报》，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屡为当局所忌，以致报社被封，本人也因遭通缉，而去天津，寓上海。 　　1935年，应北平市长秦德纯之邀，出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翌年，改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 　　时逢日本正加紧对华侵略，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丰台日本驻屯军旅团长河边及亲日汉奸曾多次对王进行威胁利诱，企图在丰台(时属宛平县辖)强购土地扩大兵营建筑机场，均遭严辞拒绝。 　　“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宛平地方行政长官，敢于置身危城，与敌周旋；在与敌交涉中能够针锋相对，不失气节。抗战期间，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一贯主张并且宣传抗日救国。 　　抗战胜利后，又以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历数日军罪行，为同胞伸张了正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于1960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