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玩政治，苦了百姓：台北的貧民窟：300多戶居民只有一個門牌號 (图

台北的貧民窟：300多戶居民只有一個門牌號 2006-02-23 09:04:00 轉寄 列印 　　 　　提起台北，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故宮博物院”、101大樓和西門町，有的人甚至還想到了名模林志玲。但這是真實的台北嗎？當然不是，台北也有為數不少的貧民窟。這里的人們蜷縮在城市的角落，長期得不到社會的關注。 　　300多戶只有一個門牌號 　　如果把101大樓看作台北繁華的標志，坐落在台北市民生西路的雙連市場就堪稱貧民窟的典型。這座樓共4層，1978年6月開業，一樓有很多傳統小吃店，擠滿了聞香而來的食客。但二樓以上，卻是一個灰暗的世界：五六百坪（1坪約合3.3平方米）的空間被分成200多個小房間，每個不到3坪；腐爛的垃圾混在黃泥漿里，每到夏天引來成群的蚊蠅，一股惡臭直沖鼻腔，令人陣陣作嘔。這個連陽光都刻意回避的地方，卻是附近游民和窮人爭相栖身之地。每到夜晚，他們便占地為家，裹著污穢不堪的棉被橫七豎八地躺臥一地。最多時二三樓住著200多人，但只有一個用簡陋木板圍起來的公共“浴室”。 　　類似的貧民窟在台北還有不少。在西門町的外圍，有一處鮮為人知的“理教公所”。這里的居民有342戶，但門牌號碼只有一個：174號。900多人共用只有4個隔間的公共廁所，一些家庭甚至住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台北市中正區忠勤里俗稱“南機場”，是台北市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作家白先勇的小說《孽子》中曾有這樣一段描述：“母親就住在南機場那邊……母親住的那棟房子就在克難街底一個貧民窟里，那是一棟十分奇特的建築物，一所日據時代殘留下來的兩層樓……”的确，這里曾是國民党遷台后貧窮人口的集中營，至今仍未有太大改變。走在陰暗的巷子里，隨處可見腐臭的垃圾和不堪入目的穢語涂鴉，與不遠處西門町的繁華簡直有天壤之別。 　　貧民窟里基本是老人和游民 　　住在貧民窟的，基本上都是沒有經濟能力的老人和城市游民。位于台北市信義區的福德平宅，距台北101大樓僅僅一公里，是台北市政府為協助低收入戶改善生活環境所建的5個平价住宅區之一。每戶被安置的貧民，只需付250元新台幣（4元新台幣約合1元人民幣，下同），即可住3年。在福德平宅的480戶人家中，有340戶是獨居老人，其中許多是退伍老兵，無人照顧。趙老爹已經80多歲了，年輕時在山東老家有過婚約。隨國民党軍隊到了台灣后，對感情執著的他一直未娶。20世紀80年代台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趙老爹曾回到山東老家，得知未婚妻早已過世。如今，陪伴趙老爹的只有未婚妻當年的一張照片。籍貫江西的李老伯在金門炮戰中瞎了眼睛。他無奈地說：“住在這里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本想兒女長大后把我接走，但兒子跑船出了事，前妻也因為我太窮離開了。現在我每個月只有1萬多元的榮民（指跟隨國民党到台灣的退伍軍人）津貼，還要養活在大陸娶的妻子，哪有能力在外面租房子？住在這里，總比流浪街頭好吧。”陳老伯原本租了一處不錯的房子，但是五六年前台灣經濟不景氣，兒子的固定工作也沒了，一家9口人只好搬到安康平宅，擠在不到10坪的狹小空間，一切生活費用全靠兒子打零工支撐。 　　雙連市場的情況有點特殊，這里聚集著一大批城市游民。1978年，台當局通過“預交租金興建市場”的方式向附近流動攤販籌資，建了這個市場。但不知是規劃失敗還是其他原因，商戶的生意一直很慘淡，撐不下去的紛紛離開。有些人不願意走，索性不做生意，改為住家，沒想到触犯了當局“不得將租用營業地改為住宅地”的規定，結果雙方一直僵持著，雙連市場漸漸成為城市貧民和游民的混居點。50多歲的徐先生告訴記者，他在雙連已經待了十几年，像他一樣的游民還有不少，大家的情況差不多，都是從屏東、云林等地到台北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在雙連過夜。年紀小一點的，像20多歲的黃先生靠發放傳單，每個月能掙6000元，只能勉強吃飽，“睡在雙連可以省房租”。年紀大一些的，則基本沒有什麼收入。李先生有輕度智障，對于自己的身世根本不清楚，他只知道樓下有個市場，能撿些剩飯剩菜，不至于餓死。 　　不少人自殺尋求解脫 　　貧窮，使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根本無力教育下一代，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在安康平宅，几乎每天晚上都會發生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里長高德四介紹說：“在這里，搶劫、販毒以及窗戶被砸，人們早已司空見慣。不少女孩子走在路邊就被強行拖走。”在雙連市場，半夜還有人起來吸毒。 　　陳太太在南機場住了30多年，對周圍每個家庭的悲慘遭遇如數家珍。她對面一戶人家，單親媽媽靠賺皮肉錢過活，生了5個小孩無法照顧，每次出門就把鐵門鎖上。有一次，小孩在家里玩火燒了起來，沒一個逃得出去。據當地里長介紹，南機場總戶數高達2900戶，其中20%為老人，殘障家庭近400戶，平均每10個人中就有1個患有精神病，外籍新娘200多人，有些家庭的悲慘生活，一般人難以想像，因此“承受不了的人，往往自殺尋求解脫。許多獨居老人死在家里，直到尸體發臭了才被人發現！” 　　就是這樣一些與台北市的繁榮極不協調的地區，長期以來卻沒有得到當局和社會的足夠重視。前几年，台北市政府曾試圖以發放救濟金的方式，希望說服雙連市場的店家離開。但是，扣掉“商家改住家”的違約金，每個人拿到手里的只有一兩萬元。因此，這件事一直沒有談攏。最苦的就是住在貧民窟的孩子。陳老伯傷感地說：“我們這里很多小孩子，十几歲跑出去就不回來了。男的在幫派里混，女的就當舞女。難道我們的貧窮，還要讓我們的子孫延續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