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上的5星是有讲究的,不能改. 回:统一后的国旗方案
这幅棉织锦,出土于尼雅遗址,上面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好象1000年前的古人,乞福五星照耀下的中国,吉祥富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1995年被中日联合考古队发掘于新疆尼雅古精绝国国王墓葬中,是织锦类唯一的国家一级文物。该锦历经千载仍色彩斑斓,锦上除织有鸟兽、日月等汉代流行文饰外,还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耐人寻味。据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为五重平纹经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每平方厘米有经线220根,纬线220根。这幅珍贵而神秘的织锦后来被中国苏州丝绸博物馆等单位鉴定为汉晋时期的蜀锦。
今年初,四川蜀菁文化传播公司、成都市蜀锦工艺品厂以传统工艺对该锦进行仿制。据项目负责人钟明介绍,仿制难度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染色,“五星出东方”彩锦用鲜艳的白、红、黄、绿等丰富的色彩织出绚丽的花纹,要染出与之相近的颜色,现代的化学染色剂很难达到预想效果。经过数次推敲,他们尝试用传统植物染色法进行染色,才终于找到比较理想的颜色。此外,织造方法也是个难题。当时蜀锦采用的“五重高密度经纬”织造法,由于无法解密织造方法,也无法复制当时的机具,这在两千多年后仍然是个谜。
五星联珠漫谈
孙劲松
“五星联珠”指的是从地球上看天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与土星等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的奇特天象。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国古代史籍中分别称谓大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五星联珠出现频率与各星间最大分离角度有密切关系,并没有明显周期性,若限定五星最大分离角度在二十三度内,则每一千年平均约可见二十六次。从科学的角度看,“五星联珠”不是像糖葫芦串成一条线,而是分散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太阳系内九大行星实际上对黄道面各自略有倾斜,五大行星不会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散落参差,所谓“联珠”只存在于人们心目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星联珠”只是一种“视觉现象”。 本次五星联珠将发生在2002年5月,下次将在2040年9月出现。
这一个简单的天文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开元占经》中,保留了战国时期星占家石申关于“五星联珠、五星聚合”的论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利。”这里的 “东方”“西方”和“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中的一种分野法则或概念,古代称中原为中国,与现在有根大不同。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墓莽中,清理出土了一件色彩鲜艳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彩锦是一长方形圆角绢缘缀带的护膊用的面锦,为五重平纹经锦;纹样题材新颖,气势雄伟。织锦纹样表达着五星为五行之佐的概念和含义。彩锦上所见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几个文字涵义显明,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利于中原之地。这符合《开元占经》中的记载,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五星联珠的天象是和国家的兴衰连在一起的。
“五星联珠”还和中国的历法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干支历法,是以黄帝即位时间作为干支历法的起算时间,以那一刻为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据说,在黄帝时代的那一天,正好是天文中五星联珠的时候。“五星联珠”成了中国干支纪年的开端。 据说三代的尧帝登位,为甲辰年,也出现了五星联珠的现象。
五星联珠,既是干支历法的开始,又是圣人即位的时刻,就当然成了祥瑞之兆。但司马迁认为,祥瑞只是对有德者而言的,无德之人,反受其殃,《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皆大,皆小,事皆小。”
明代郎瑛编著的《七修类稿.天地类》中记载:“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诸弱齐强,五星聚井,楚败汉兴,五星聚尾,安史之乱,五星聚奎,大宋开世。”房、箕、井、尾、奎,是二十八宿的名称,指五星聚于不同的方位。我们看出,五星联珠好事坏事全有,即使是好事,也是否极泰来的意思。
“殷衰周昌”,人民经过痛苦,打败了商纣王,遇到一个好的领袖,算是好事。“诸弱齐强”,说的是在战国时期齐桓公称霸诸侯,这就不见得是好事了,诸侯争霸,连年战乱,孟子就对齐桓、晋文称霸的事情颇有微词。
“楚败汉兴”,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记载“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说的是汉高祖在霸上时,出现了“五星联珠”,这大概也算是一件好事情,毕竟人民逐渐远离了战乱。
“安史之乱”,则完全是一件坏事了,《旧唐书.列传五十一》中记载的张廷珪,唐开元初年为礼部侍郎,他想劝皇上好好干,就说:皇帝只要去奇伎淫巧,勤勤勉勉,为天下着想,自然会出现五星联珠的祥瑞。“和气上通于天,虽五星联珠,两曜合璧,未足多也。”有意思的是,爱好唱戏的皇上,整天玩乐,也可以招来五星联珠,但它带来的不是祥瑞,是祸乱。
“大宋开世”,到了宋代赵匡胤夺天下,天空星象又呈现五星联珠的状况。这似乎也昭示着赵匡胤是得了天命的。而且,北宋五子也来凑热闹,周敦颐、称灏、程颐、邵雍、张载这几个的文人,也被说成应了五星联珠的天象,由他们所开创的理学也就成了天意的代表。
五星联珠既然是1000年出几十回的自然现象,当然就会不断地出现。北宋真宗时期,大中祥符六年元旦(公元1013年),也出现了“五星联珠”,这一次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了应景,宋真宗在六月去了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这算是道教的祥瑞吧。《元史》中记载:“推上元庚午岁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会虚宿六度,以应太祖受命之符。”这次五星联珠还真的帮了忽必烈的大忙,很多汉族人看这个天象以后,便认为元朝得了天命,安安心心做顺民了。
《清史稿》中也有多次“五星联珠”的纪录,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这一年,也没有特别的事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四月初一,也出现了“五星联珠”的天象,那时的中国,川陕战事未平,嘉庆皇帝说了句老实话:“躔度偶逢,兵戈未息,何足言瑞”, 此事“不必宣付史馆,用昭以实不以文之至意”。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天监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及水火土木四星俱在张宿五、六、八、九度之内,金星在轸,亦尚在三十度之内,这是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同治皇帝觉得嘉庆皇帝说的有理,命军机传谕内阁,遵照嘉庆皇帝的意思“明发”,晓谕臣民。历史又一次开了玩笑,当同治心灰意冷的时候,祥瑞降临了,曾国荃在八月初一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重镇安庆,几个月后,天京也攻克了,这仿佛真成了大清中兴的兆头了。实际上,在七月份湘军就可以完成攻克安庆的任务,为了赶上个好时间,显示曾国藩、曾国荃剿匪乃天命所系,曾氏兄弟就刻意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