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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河南作家郭一平选自《新世纪》周刊,转载请注明)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尚未实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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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没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些问题,只是不敢说啊。因为不懂装懂、得过且过、有恃无恐、有权无脑、混水摸鱼、栽赃陷害的,还大有人在呀,弄你个冤假错案,到头来没人、没正义来就你啊~
常常以为经济能解决一切问题,钱能买到任何东西...这些"该死"的观念害死人!
郎咸平是个优秀的中华儿女!
中国需要很多位郎咸平.
邓提先富论已是1979年后的事了,那时他已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谁还敢批他? 你以为那时1975年?
看来太子党很弱智,写点东西骗人也写得没一点罗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