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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北京,住在西单民风胡同的单身宿舍里。夜里正睡的香,一陈摇晃,把我们几个女同胞惊醒了。还是年长一点的比较机灵,说,不好了,地震,赶紧往外跑。等我慢悠悠的来到院子时,大院里已经挤满了老老少少。
天亮时,有很强烈的余震,眼看着我们住的楼来回的摇晃时,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害怕起来。不敢随便回宿舍了。我们的办公楼是当年北京几大著名的建筑之一,在长安街上。小楼在摇晃时,大楼纹丝不动,给了我们很强的安全感。
上班时间到了,不少的老同事还坚持来上班。见面的话题都是如何的被震醒,如何的惊慌失措。记得当时领导安排了一下工作之后,然后让大家都回家去照顾家庭了。单位还发了很多搭地震棚用的木材及塑料布。我们几位单身,那些木材对我们来说没有用,都送给了那些有家庭的老同事们。但单位对我们也很照顾,专门给我们几位单身在机关大院内,搭了很大的地震棚,晚上一起住在棚里说是值班,还有夜宵吃。
白天,反正也不上班了,我们坐着领导的红旗轿车,在北京街上转了一圈,外面下着大雨,满街的居民穿着塑料雨衣,站着的,躺着的。大家很安静,没有骚动,也没有哭啼。
当时,我们单身们负起了值班的责任。主要的任务是守着那个红机电话。有一回,接到一个国际长度,是联合国某个国际组织总干事打来的,一是问候,二是希望提供紧急援助。但当时国务院的指示是我们不接受任何援助,我们自己能解决困难。这对我们来说,工作很轻松,只说个不用了,谢谢就完了。当时,说实在的,机关里人都没了,还找谁去写报告,审批,执行那些外援工作?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更别说电脑了,每天都是从内部简报上知道些情况。通讯也很不方便,外里来个电话,还得拔着嗓门喊,才能听见大概说些什么。当然也有很多人去抗灾了,听回来的同事们说,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个凄惨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