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的典故创作者

中国自由主义的典故创作者(2000年旧文) 杨支柱 @ 2006-12-23 9:18:21 阅读(211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杨支柱 秦晖的《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1月版）我读了两遍，《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我读了三遍。他对当代中国背景下自由竞争与平等、民主、法治相互依赖的雄辩的论证，他对起点平等和过程公正的不厌其烦的强调，他对历史上的“伪现代”现象的惊人洞察力，他对文化决定论的透彻批判，他的自由观念的彻底性，都使我非常服膺。秦晖对自由主义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全面、彻底地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 自由竞争与民主、平等、法治的人类普适价值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不读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也可以通过回想自己幼年时期所参与的儿童游戏来洞悉这一真理。但是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由于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腐败经济学在理论界和实践上都居于相当显赫的地位，而新、老左派又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别有用心地给自由主义扣上反民主、反平等的罪名，妄图以“反竞争的伪公正”来取代“不公正的伪竞争”，这使得秦晖不得不花大量的笔墨来阐明这些常识。仅就阐明自由竞争与和平、平等、民主等人类普适价值的关系而论，秦晖的著作不如米瑟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i]全面、系统、简练。秦晖无意于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自由主义，而志在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秦晖把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玄之又玄地叫做“明晰产权”的改革，一针见血而又生动形象地称为“分家”。当国有资产正在每日每时地、大批地流失的时候，再去谈论要不要分家的问题，就像对正在天空飞翔的大雁争论把它射下来以后是煮着吃还是炒着吃一样，不是迂腐不堪，就是别有用心。所以要不要分家的争论的双方不时联合在一起声讨秦晖，那是毫不足怪的。秦晖既然把“如何分家”当作他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由竞争便成了隐藏在他的理论中的逻辑前提。因为这个原因，他很少谈论自由竞争。当他讲“自由先于主义”[ii]的时候，他仿佛是个“人文自由主义者”。当他讲“公正至上”的时候，他又仿佛是个“新左派”[iii]。其结果，一些智商不大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先后把秦晖视为同道，既而又认为秦晖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或者干脆把秦晖指责为叛徒。其实，秦晖的立场和基本观点从他出道以来并无任何变化：在秦晖看来，公正和自由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又是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础。秦晖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而是经典自由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如果一定要把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的话，那么秦晖首先是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中国罕见的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秦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今日中国，即使撇开主张腐败出效率的伪自由主义者不论，被公认为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也或者时时鼓吹保守主义，或者自我标榜为渐进民主派并时而批评别人激进[iv]。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晖便成为中国少数几个全面坚持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学者之一。无意于全面介绍自由主义的秦晖，反倒以其全面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醒目，可见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有多么悲惨！秦晖的另一个醒目之处是他的自由主义信念的彻底性。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哈耶克。秦晖认为：从历史上看，无理想的奴役和无奴役的理想远比因理想而造成的奴役更常见；从逻辑上讲，理性的局限固然应当重视，但正因为有这种局限，人不可能确定理性的局限到底在何处。他的结论是：限制理性既无必要也无可能，限制强制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v]。这种彻底性使秦晖摆脱了自由主义者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我认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是偏执的意气之争：人不能只讲经验不讲理性（想），否则就跟其他动物没什么区别了；人也不能只讲理性（想）不讲经验，否则人就变成天使了。这种彻底性也使秦晖超越了关于中国自由、民主化的所谓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之争。秦晖认为，在“如何分家”问题上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斯托雷平模式和普利茅斯模式（也称为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两条道路都可以有一步到位的激进模式和步步为营的渐进模式，道路的选择是速度选择的前提，不谈道路谈速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vi]我还想替他补充一点：道路一般可以选择，速度往往是不能选择的。如果速度可以选择，谁不想拿个世界冠军？某些问题，如人们观念的改变，注定了只能潜移默化地渐进（具体到某一个人当然可以“顿悟”）；而另一些问题，则注定了只能用一步到位的方法解决，这就是萨克斯所说的，“人不能分两次跃过壕沟”[vii]。因此笼统地谈论所谓渐进好还是激进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探索通往自由之路 秦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他全面而彻底地坚持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在于他基本完成了自由主义的中国化。秦晖没有简单地把自由主义当作西方的泊来品，他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一项本能，“不仅儒家，连道、墨、法农诸家，不仅中学、西学，便是佛教—印度文化或伊斯兰文化中，也都可以发掘出自由思想的种子。”[viii]在《文化决定论的贫困》一文中，秦晖雄辩地证明：自由与强制的区别与其说是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不如说是古代与现代的区别。有了这个逻辑前提，才谈得上如何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秦晖一再强调，科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不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通往奴役之路”，而是如何走上“通向自由之路”。秦晖的几乎全部著作，都旨在探索通往自由之路，尤其是中国通往自由之路。在《问题与主义》第三辑《他山之石》中，秦晖以四篇文章近百页的篇幅探讨了美、俄两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雄辩地得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结论：不公平的伪竞争往往导致反竞争的伪公正，跳出这一恶性怪圈的关键在于起点状态下的路径选择——争取起点平等和规则公平，而不是简单地限制竞争。在《从大共同体到公民社会》一文中，秦晖从土地革命论和乡村和谐论所解释不了的中国社会周期性大爆炸现象入手，通过对法家传统、汉代基层组织、近古宗族之谜和拜占庭现象的分析，以其过人的历史洞察力，深入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和东罗马帝国大共同体压迫小共同体所形成的被统治者一盘散沙的“伪现代”现象，提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变传统国家为公民国家（民主国家），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制约‘庄主’（无政府状态下的人民是无法对付‘庄主’的），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形成公民国家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反对那种粗陋的类比，即从西方历史的发展得出‘先有自由后有民主’、因而民主必须缓行的‘规律’论。”秦晖既然已经找到了“通往自由之路”，他为什么又说还没有一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论[ix]呢？因为还剩下这样一个问题：“倘若‘不明不白地私有化’搞完之后发生了民主化又当如何？”[x]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非是这么几种可能：第一，普鲁士道路，把国内的火山向国外喷发；第二，斯托雷平道路的逆转，发生“革命”，以“反竞争的伪公正”代替“不公正的伪竞争”；第三，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重新开始自由竞争。不用说，秦晖是赞成走第三条道路的。但问题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打土豪分田地”？如何才能保证“打土豪分田地”之后不继之以“反竞争的伪公正”？这些问题，秦晖还没有解决。实际上这也不是个理论问题，而只能通过努力去争取，只能留待实践去解决。因此我的看法与秦晖不同，我认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有了，这就是秦晖的理论，只是这个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和系统化。 典故的创作者 说秦晖基本上实现了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因为他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通往自由之路；还因为他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当秦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概括中国问题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并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学术概念。我深信这些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终将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典故。“荆轲刺孔”和“舞阳读经”，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秦晖特别为这两个概念编了一个故事：“荆轲欲刺秦王，至秦庭，见龙威凛凛，不敢近前。踌躇有顷，于阶下一展所赍孔子像，持匕扑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为之，悲剧精神兮万古传。”有报于秦王曰：此刺孔之歌也，与陛下焚坑之志同，于王事有益焉。王颔之。俄而轲歌愈奋。王不泽，怪其聒噪太甚，以棒击其顶，逐之出。轲狼狈回驿，郁郁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阳者至，责其激进太过：孔子伟人，岂可刺之哉？轲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义，与舞阳闭门读经，整理国故去矣。“[xi]这一对概念不但把中国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极其背后的原因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背后还暗藏着秦晖对中国传统社会阳儒阴法、国家权力至上的深刻认识。秦晖创作的堪称典故的概念还有很多。“阿Q说不”[xii]和“革命与保守” [xiii]也分别配有一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大陆九十年代的两种文化现象；“革命与保守”还暗含着秦晖关于“道路选择优先于速度选择”的思想。 “特大村庄”（指命令经济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问题与主义》第19页）高度概括了秦晖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农民与市民（公民）的区别的认识。类似这样的具有秦晖特色的概念还有很多，例如“雍正思想”（《问题与主义》第69页）、“无不同政见者”（《问题与主义》第101页）、 “命令经济”（《问题与主义》第39页）、“庄主经济”（《问题与主义》第22页）、“庄主政治”（《问题与主义》第391页）、“卖地财政”（《问题与主义》第27页）、“自由先于主义”（《问题与主义》第109页）、“孔始皇”（《问题与主义》第132页）、“黑经济”（《问题与主义》第213页）、“伪现代”（《问题与主义》第364页）、“伪个人主义”（《问题与主义》第389页）、“大共同体本位”（《问题与主义》第263页）、“索贡”（《天平集》第76页）等等。秦晖往往通过强烈的对比来创造概念，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语言魅力。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问题与主义》第215页）、“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问题与主义》第6页）、“奉旨造反”与“抗旨造反”（《问题与主义》第11页）、“物价双轨制”与“产权双轨制”（《问题与主义》第25页）、“戏说乾隆”与“胡说雍正”（《问题与主义》第62页）、“改革皇帝”与“文革皇帝”（《问题与主义》第71页）、“前近代”与“后现代”（《问题与主义》第88页）、“权贵私有化”与“人民私有化”（《问题与主义》第169页）、“劣根性”与“优根性”（《问题与主义》第291页）、“挖根”与“寻根”（《天平集》第139页、《问题与主义》第338页）、“从猿到猴”与“从猿到人”（《问题与主义》第296页）、“民族病”与“时代病”（《问题与主义》第302页）、“进化非真”与“进化非善”（《问题与主义》第308页）、“客家心态”与“土著困惑（《问题与主义》第315页）”、“进化”与“播化”（《问题与主义》第305页）、“道儒”与“法儒”（《问题与主义》第416页）等等。我们只需要把这些秦晖创造或惯用的词汇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起来并予以诠释，就能构造出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理论。 [i] 韩光明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准确的译法应为《自由主义》。[ii] 详见秦晖：《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托马斯的启示》，《问题与主义》第87-115页。[iii] 其实这是新左派的错觉，因为秦晖所讲的“公正”建立在自由竞争的逻辑前提上，而新左派所讲的“公正”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只是由于前提常常被隐藏，才导致双方因大讲“公正”而显得相似。[iv] 如刘军宁就鼓吹过保守主义，朱学勤和谢泳都曾简单地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v] 《问题与主义》第115页。[vi] 《问题与主义》第454页。[vii] 转引自金雁：《新饿乡纪程》第21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1月版。[viii] 《问题与主义》第131页。[ix] 《问题与主义》第465页。[x] 《问题与主义》第466页。[xi] 《天平集》第130页，《问题与主义》第447页。[xii] 详见《问题与主义》第8页。[xiii] 详见《问题与主义》第9页。